关于“革命”，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而，也是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形式完全不同的革命——一场和平的革命，而且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革命。这就是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变革。
这场变革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如排山倒海的高潮，席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大地：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一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北京城。
紧接着，这股热潮迅速地从首都涌向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
这样一场社会大变革，其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消灭了阶级剥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的诞生；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它又是第一个用和平方式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成功实践。这些都以伟大的创举载入了史册。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作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仅总体上没有抗拒，甚至还和工人及其他阶层群众一起敲锣打鼓加以庆祝，这使得西方资产阶级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这样大的社会变动不但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生产下降，反而促使工业生产获得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整个社会充满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人人争先，个个振奋的气氛，每个人都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满怀着无限的信心和热烈的憧憬。
这一切，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做到的呢？
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大势所趋。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政权，一经建立就把国家发展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最终“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公开地向全社会宣布：“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既定的任务目标，1953年9月25日的《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这个目标，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明确列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这个确定的目标下，一步一步做了这样几件事：
—— 新中国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这部分资本约占旧中国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以上。由此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 实行了对外贸易和外汇的国家管制制度。这样，就把私营进出口置于国家管理监督之下，切断了国内资产阶级与国外资本的联系。
—— 农村集体化运动和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流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切断了资产阶级和农村小生产的联系。
—— 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中的不法行为，彻底粉碎了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挑战国营经济的幻想，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整体上纳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管控之内。“五反”运动也唤起了企业职工的觉悟，形成了企业内部职工对资本家的监督。
在这样“兵临城下”“四面楚歌”的局势下，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没有别的路子可以走了。事实上，自从五反运动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就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紧张心态中。不少资本家怕来一个流血斗争，即使不流血，也免不了要受到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要写详细的检讨书，到工人大会上去过“关”，而且他们觉得多半是通不过的。
而在共产党方面来说，如何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选择问题。政权在手，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实行国有化，一举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并不难做到。然而，毛泽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
作为关键的一步，毛泽东提出在资产阶级中教育、培养一批开明、认清大势，跟上社会进步潮流的先进分子。他从1953年起就多次在党内、党外，包括与资产阶级人士谈话时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图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对于这种做法，党内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毛泽东却坚信：“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其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毛泽东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开创了历史之先河。
毛泽东于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亲自召开座谈会，对资产阶级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做思想工作。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细读这些话，推心置腹，发自肺腑，没有一句居高临下的官腔。其中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共同富裕的前景，把每个个体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全体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二是爱国主义的情怀，使每个个体从狭隘的个人利益超脱出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
这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讲话，立即赢得了在座各位资本家代表的热烈响应。
荣毅仁（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恒大纺织公司董事长）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动情地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随着一个又一个代表热情洋溢的发言，会场气氛越来越热烈，在工商联副主任李烛尘的带领下，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毛主席表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齐声欢呼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然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冷静，他说：“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不过，他相信，只要政策对头，“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
为了最大限度团结工商业者和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关注处于中间状态“随大流”的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制定了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给出路”的政策，他说得很坦率也很明白：“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在生活上，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但到一九六三年又延长了三年。在政治上，原资方人员不仅仍然具有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而且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中安排一定的位置，他们的政治组织——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作为参政党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共议国家大事。
现在回顾新中国这段奇迹般的历史，我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宽广的政治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也不能不为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大多数原工商业者，在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下团结奋进的那种昂扬气氛所感动。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打下社会主义大厦基石的这个场景，以激动人心的篇章载入了史册，我们的子孙后代在重温新中国的这段建国史时一定会从中得到最生动的不忘初心的启迪——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应该往哪里去。
有些文章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着重于毛泽东策略上的英明，但这种评论低估了毛泽东的思想境界。正如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从“解放全人类”这一最伟大的目标和理想出发的。他还说过：“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共产主义的敌人就一直竭力把共产主义者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暴徒；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意识形态目的时不适当地采用了不必要的极端手段也给共产主义运动抹了黑，并因此丢失了许多中间群众的支持。
毛泽东说：“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这个思想的深刻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理论界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毛泽东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因为这种在维护阶级压迫与剥削制度的前提下的“人道主义”只不过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与剥削的前提下，以“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对人道主义及“平等、博爱、自由” 等概念作全新的诠释，这就把人道主义的旗帜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成为团结绝大多数人通过消灭阶级的斗争奔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精神动力。
最后，必须再次强调：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建立了代表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国家政权，坚定地把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全体人民共同的，唯一的前进方向，从而构成向社会主义变革的“大势所趋”。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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