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工厂的管理有什么积极影响吗？如何确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不靠物质刺激，如何充分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何向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管理工作和执行工作差别”的方向去进行？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与腐败，让“管理也是社会主义教育”？
在文革期间，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对北京针织总厂做了访问。
北京针织总厂始建于1952年，位于市中心。1971年，共有职工3400人，其中60%是妇女。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纺织品到成品衣物(毛衣、夹克等)。全年产量为2000万件。该厂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东欧。
一、组织与政策
在缝纫车间，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还有两个15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以防止过度劳累。
工厂有医务室，而且每个车间都有赤脚医生。厂里要求医务室的医生每天都要到车间巡查。这样工人就不必到别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厂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病人，就会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工厂的对面就有一个医院，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家医院。咨询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工人病休期间照样拿工资。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当孕妇从事的是操作脚踏板缝纫机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她们只在怀孕的前六个月继续原工作，此后将调换工种。遇有特殊困难，医生会推荐再更换适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如果难产，产假增至70天。产假结束，上班时，婴儿即可送到厂办托儿所。孩子一岁之前，哺乳的母亲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哺育婴儿;此后的六个月，母亲每天有一次半小时哺乳时间。孩子18个月后就停止母乳喂养。18个月到7岁的幼儿可以全时送托儿所。
厂里的平均工资为每月54元，从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币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厂里将提供津贴。离退休职工领取原工资的60%。
工厂有职工学校，供职工们学习新知识，迎接新任务。教学材料不同决定课程长度不同。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培训成为工程师需两年。中国正在努力用“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来取代“专业发展”的旧观念，从而对集体更加有利。
二、群众组织
在1971年的北京针织总厂，随着厂党委的解体，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厂管理人员根本性的减少成为可能。
1、工人管理小组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是由班组或车间组织的，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
管理小组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辅助角色。他们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议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得监督干部，监督干部的决策，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方式成为可能。
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处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控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的工作，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出现的问题。
与工人和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组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以助于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针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管理小组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以减少浪费。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为官僚机构，不再向管理机构提出批评意见。不同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一边。
为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革命思想性，群众组织思想不断革命化的问题是长期的任务。管理小组成员需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党委的领导。
2、红卫兵
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他们代表了一种个人参与管理的形式。在针织总厂，红卫兵开始于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组成立之前。
红卫兵由个别选举产生，没有候选人名单。由每个职工来讨论候选人，对候选人的思想境界给予充分考虑。一位在思想上落后的同志不能成为红卫兵。
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用：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
干部可以被公开批评，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由群众集体讨论这样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工人不应该被公开批评，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下批评。这样的做法不至于将工人置于不快的境况。
3、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负责政策执行。它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和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决定来制定的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文革中取消了厂长的职位。现担任管理职务的是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务（例如交付日期）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
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
北京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21名成员。它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结合。
革命委员会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工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批评和建议。
4、党委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决定，成立了新的党委。
工厂在1966年到1969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干部，创造有利于老委员自我改造的条件。整党建党运动起初包括了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追随了相反的路线。
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在党在各个领域都整顿之后展开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在针织总厂，候选人名单上有40人，最后27名当选。
这一过程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通过会议建立共识）和与群众再讨论等连续阶段组成。这就是“四讨论三集中”。最后一次集中后，由全体党员选举党委委员。
确立选举名单，不仅考虑到候选人的人品，也基于某些特定标准，比如必须包括来自工厂各部门的代表、各车间党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在文革前并非如此——而且必须坚持的老中青三结合。
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只有工人。除了党的委员会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工厂的管理，是革命委员会的责任。
工人管理小组协助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他们在群众和领导人以及管理者之间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他们也监督党委、革委会和管理机构以及党的干部的活动。
只有意识到1966年以来的变化的范围，才能理解管理中的深刻转变。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并不成熟。北京针织总厂和别处一样，都在努力运用毛泽东的教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都要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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