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长才
陈独秀，原姓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他在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重庆江津，享年63岁。
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 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 是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从中共“一大”一直到中共“五大”，在此期间，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陈独秀先生有敢想、敢说、敢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如果不是他有这种优秀精神，新文化运动是兴起不了的。新文化运动，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场文化革命。欧洲在新航路开辟后，导致了发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让那里的人们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解放了思想，走上了敢于创新的道路，使欧洲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由此可以说，中国若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社会后来的日益进步。无疑，陈独秀在推动中国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方面，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陈独秀是富有善于团结他人的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决不是陈独秀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他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通力合作的产物。陈独秀很谦虚，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总是谦躬有加，言听计从。他也很尊重李大钊与胡适，在办好《新青年》杂志方面，总是虚心地听取和采纳他们的意见。钱玄同在演讲时，提出了废除中国汉字的错误主张，遭到了保守派和其他人的竭力反对。陈独秀当时就作了表态，不赞同钱玄同的这一主张，但却支持他的敢想、敢说的精神，不是嫌弃他，而是团结他，帮助他在人生路上不断进步。
更可贵的，陈独秀先生具有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陈独秀正是学习屈原的此等精神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在不少人不知如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时，陈独秀跟李大钊一样，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社会主义革命来改造和拯救中国，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他率先在中国干成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陈独秀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7年后，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其时人们普遍认为是“凶多吉少”。
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被押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什么也没有想，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才被人叫醒。
对于此事，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五号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作了记载和评论。任卓宣在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素秋在文中则说：“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经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营救和国际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的情况下，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此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陈独秀才免于被杀害。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当局照例也要劝降。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接陈独秀到军政部，何应钦客套了一番，陈独秀无动于衷。何又请陈独秀写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条幅。劝降不成，陈独秀案便于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进行三次公开审理。陈独秀在法庭上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在回答审判者的提问时，他侃侃而谈、议论风生，常把审判官驳得哑口无言，也引发旁听席上阵阵笑声。
在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问陈独秀是否请律师，陈独秀从容地答曰：“无钱可请”，并表示可自己为自己辩护。但章士钊愿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但对章士钊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而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
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挂上钩，混为一堂，陈独秀立马在法庭上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审理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全面侵华。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底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先生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即与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胡适和张伯苓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方面暗示陈独秀“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气得把手中的烟都丢到了地上，他愤怒地表示：“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想让我悔过，简直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独秀竭力主张要实行全民族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陈独秀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人。
在陈独秀还未出狱前，他的友人们仍积极为其奔走。这些人中，以胡适最为尽力。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终于出狱。8月23日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到狱中接陈独秀出狱，并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里去。陈独秀一听，心里分外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个平民好。”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也来狱中探望陈独秀，想请陈独秀到他家中去住，陈独秀连忙答应。丁只好作罢。
陈独秀先生被从监狱里释放后，以疲惫的老人之躯，辗转来到了重庆，后又迁居于重庆江津，在友人的接济和小他29岁的夫人潘兰珍的陪伴下，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四年。即使日子过得很艰难，再加上自己的身体日益欠佳，但他还是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决不虚度时光。陈独秀先生宁愿过清贫的生活，也决不接受国民党一些要员给他的钱。陈独秀真是一位有气节有骨气的人。他病逝后，还是友人主动给了楠木棺材和一处墓地，才使他死后得以入土为安。后来，陈独秀的灵柩从墓中取出，在三子陈松年的扶柩下，陈独秀的灵柩回到陈独秀的出生地，陈松年等家人把陈独秀的棺木安葬在安庆的一个地方，实现了陈独秀生前的遗愿，让他在一生漂泊颠簸后能魂归故里。
对于陈独秀先生，我对他的认知也是有个过程的。我曾经认为他缺少独立自主的能力，一味地服从共产国际，让自己的脑袋成了共产国际的跑马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然，真正的错不在陈独秀，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瞎指挥，在竭力推卸责任，硬是找陈独秀当替罪羊。陈独秀是受了冤枉的。康生、王明之流污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更是向陈独秀先生身上泼脏水，康生、王明之流更是无耻之极的人！
有人赞扬陈独秀，说他“在胸怀坦荡上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比。这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不知阴谋诡计为何物的人，一个喜怒不屑于藏于心的人。” 此人并接着夸他是 “大英雄，真豪杰”。我与这个赞扬陈独秀的人有同感。我在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后，对陈独秀有了新认识，当然是正确的认识。我甚觉陈独秀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一位伟大的人，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是一位乐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位乐于寻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没有他，当年的中国就是无法巨变、无法获得重大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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