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
汪道昆（1525-1593），字玉卿，伯玉，号太函、南溟。徽州西溪南松明山人。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任义乌知县，历官武选司署郎中事员外郎，襄阳知府，福建按察使，福建、郧阳、湖广巡抚等职，仕终兵部左侍郎。抗倭名将、戏曲名家，是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一、痛击倭寇，以武功而位居高位。
汪道昆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正是日本海盗集团侵扰东南沿海的高峰时期，百姓深受其苦。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汪道昆出任义乌知县，积极组织民众习武练兵，实现全民防御。嘉靖四十年（1561年）汪道昆从襄阳知府升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备兵福宁。其时，福建正遭倭寇进犯，嘉靖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十九日，倭寇攻陷福建兴化府，全闽大震。福建巡抚游震德数战不利，回籍听命，汪道昆急走浙江乞援。浙江福建总督胡宗宪命参将戚继光自浙江引兵8000往闽，汪道昆为戚继光监军，在福建抗倭前线与戚继光并肩战斗，并积极招募“义乌兵”赴前沿参战，“昼夜筹画，不枕戈者十有六日”，一举捣平横屿倭巢，收复宁德县，大战兴化府，斩首倭寇三千余级。遭此重创，倭寇再也不敢犯闽。福建大捷后，二人均以军功晋升官职，戚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后为福建总兵。汪道昆升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协掌监督全省水陆军兵事务，次年升任福建巡抚。隆庆六年（1572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奉命阅视蓟、辽、保定军务，举行16万官兵大检阅，向朝廷奏议：《蓟镇善后事宜疏》、《辽东善后事宜疏》、《边储疏》、《边务疏》、《申饬通州兵马疏》等等，从国防整体角度大胆改革弊政，提出强化边防整套军事方案。如芜湖县城防方案实施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芜湖人民特地将他所写的《芜湖县城记》刻在城门楼上，“以重所始”，表示纪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嘉靖末年，当年的抗倭总指挥胡宗宪枉死狱中，汪道昆不因胡生前曲意攀附大权奸严嵩父子，侵吞军饷等人品气节上的不醇坐视不管，而以同僚同乡之谊感慨伤怀，赋诗哭悼之余，为之奔走呼号，修书鸣冤，使其蒙冤25年后终获平反。可见他是是非分明，极富正义感。
二、文人雅事尽显士大夫官场生活之余。
汪道昆不仅武略超群，文韬也相当出众。著有《太函集》120卷，收散文106卷，诗歌1520首，为文简而有法，作诗风骨俱佳。汪道昆精通音律，在戏曲创作方面清新俊逸、诙谐多姿，传世作品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虽然汪道昆的杂剧题材范围狭窄，多写文人风流雅事，且戏剧性不强等，但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在官场生活之余，假戏曲创作以遣兴娱情的一种倾向。《明史·文苑传》有汪道昆传。
据沈德符《野获编》载：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序中称赞梁山英雄“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还称赞它的描写艺术“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表达了他内心对梁山英雄的同情和对权奸误国的痛恨。
汪道昆的士大夫雅事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传世作品上，主要体现在三件事上：其一，隆庆四年（1570年）在家乡西溪南组建丰干和白榆社，文人骚客纷纷加入，谈艺论文，一时徽州文名鹊起，四海称善。其二，建专门论禅的肇林社。万历初，戚继光到汪道昆家乡千秋里做客，欢饮数月。其间，还在肇林禅堂请峨眉僧晓公举行园通忏，为熏修礼拜威仪。开忏之日，拈香膜拜近万人，一时传为盛事。足以证明汪道昆与戚继光情谊之深厚。在明万历年间，天下多少文人骚客，佛道精英汇聚千秋里，可谓盛极一时。其三，明文学家，“后七子”之首王世贞率三吴、两浙文人100多人游徽州，并逗留数月。汪道昆以黄山主人自居，赁名园数处接待，每一位宾客都安排一、二名徽州名士陪伴，以书法对书法、绘画对绘画，乃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咏之属无一不备。与之交谈，酬酢纷纷；与之角技，各有输赢。王世贞对如此规模之大的文化联谊活动大为称赞，尽兴而归。也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徽商之后的汪道昆当时财力之了得。
三、《太函集》与士人对商业意识的觉悟。
汪道昆存世著作《太函集》120卷，收散文106卷，有大量关于当时士大阶层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士人阶层对商业意识的觉悟。其一，在地位上，汪道昆在《虞部陈使君榷政碑》说：“窃闻先生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 由此看来，汪道昆认为商贾不比士人和农民差。在《潘汀洲传》记潘氏“既老，属诸子为良贾，诸孙为闳儒”。可见“良贾”和“闳儒”在他的思想中已应是平等地位了。其二，在路径上，当时社会士人是以科举做官为主要奋斗目标，然而真正能入仕为官的毕竟是少数。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这一时期，许多士人转而走上了从商的道路。通过在商业上的成功来捐官或者来结交权贵，用另外的途径走上仕途或者为子孙走上仕途铺路。汪道昆说道：“幸而以资通籍，得请一官，奉檄而行，奄有民社；视簿领如左券，纳苞苴如子钱”。可见在汪道昆笔下的这个人是在经商获利颇丰的情况下，以纳钱方式获得官职，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进入仕途的渠道。其三，在作用上，士人的儒学修养对经商的作用，汪道昆《明处士江饮公墓志铭》记载道：“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 所以，儒家知识和道德“廉贾”的身上又获得了统一。儒家提倡“才德兼备”、“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宽厚待人”，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在那些由士人转化为商人的群体中转变为经营手段。另外，商人是免不了要跟官府打交道的，有较深读书功底的商人就容易与官府中的当权士人沟通。汪道昆在《汪长君论最序》说：“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荚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 这里虽说的是当时徽商用交际的方式笼络官员，但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
汪道昆是当时士大夫集团的上层人士，科举入仕，以武功而居高位，在当时应属“大儒”之流，是明中后期士大夫代表人物。在《太函集》中，又以一个徽商之后来看商业，以及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记载了许多有关商人的事，足以可见他那个时代的士人已经有了一种商业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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