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读“深圳创新密码”14：“架构师”李灏

张思平先生在《深圳奇迹：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信出版社，2019.4）一书中的第二章：“深圳改革大潮中的市委书记们”，点评历任市委书记。在第三节关于李灏的部分，他的标题是：“李灏；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设计者”。

对他的这一判断，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梁湘和袁庚实现了最初对旧体制的突破，而李灏则是新体制的“架构师”。

一

1986年，原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李灏接替梁湘，先出任深圳市长，后接任市委书记。

按张思平的说法，“李灏同志是国务院机关有名的'秀才’，他曾在国家建委、外经贸部等国家部委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并和北京思想界、理论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有很深的交往。”李灏先后在国家进出口委、外经贸委和国办担任领导工作，在进出口委时与其后的高层共过事。在南下深圳时，时任高层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到深圳后能在改革上为全国提供更多经验。

张思平罗列了李灏对深圳和全国改革的五大贡献，分别是：

第一，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培育了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比较规范的运作机制。

第三，推进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框架。

第四，探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五，提出“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方向，构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对外开放新体制，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李灏最早提出要使深圳成为率先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新体制地区之一，更好地发挥改革试验场的作用。围绕这一目标，深圳在外贸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产权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各种重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使深圳的改革逐步从单项突破向综合配套方向转变。”

当然，从具体事项上来看，李灏时期为深圳做出的最重要奠基性贡献，一是1990年12月正式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二是争取到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

这些新制度的创设当然为深圳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提供了制度环境基础，并以金融体系为科技产业提供支撑。单说到发展科技方面，李灏时期也做了大量工作。

二

2010年，为撰写《深圳自主创新史》，我曾找到李灏同志进行访谈。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李灏详细回顾了他当时对深圳发展科技和电子工业的思考和推动过程。

在1985年9月正式上任两个月后的11月，李灏回了一趟北京，找到当时一机部部长周建南、国家进出口委主任何椿霖等人，约了十几个工业部委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李灏恳请他们南下深圳办工业。

12月，国务院特区办在深圳召开了十几个部委的深圳特区发展工业座谈会，当时已任特区办主任的何椿霖主持会议，当时任国家经委负责人也有参加。但许多人对深圳搞工业并不乐观，因为深圳什么资源都没有。机械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就提出，深圳应当发展“轻小精新”型工业，就是轻型的、小型的、精密的、新技术的工业。这个观点显然打动了李灏。

李灏回忆说，80年代广东省想办个大钢铁工业基地，当时选址考虑过三个地方，一个是番禺，一个是深圳，一个是湛江，“省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深圳搞点轧钢还可以，炼铁、炼钢、炼焦，一没地盘二没资源，我放弃。选番禺也不行，湛江比较合适。”

因此李灏认定深圳发展工业应让电子信息产业唱主角，因为它符合“轻小精新”的路子。

事实上在南下深圳之前，他就打定了深圳发展电子工业的主意。

1985年李铁映出任电子部部长，在李灏南下赴任之前，听说李要到深圳，就约李灏见了一次面，地点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下午只两人谈话，之后吃晚饭时有当时电子部办公厅主任曾培炎和马福元两人参加。二李整整谈了一下午，对以下认识达成共识：要使电子信息工业成为深圳第一工业，务必上下都要充分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首先要对深圳电子工业明确定位。当时电子部在全国布局上有两个重点，一是上海，一是北京，南方不是重点，二李认为应把深圳确定为第三个重点地区，同时深圳发展自然会带动珠三角和其它地区发展。

二李商定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深圳市和电子部合作办个电子总公司，就是后来的赛格集团；二是筹备成立电子行业协会，因为深圳已是大部门制，没有专业局，电子工业的很多事情可以交给协会办；三是电子部在深圳设一个办事处，代表电子部在这里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当时这三个机构，派担任过电子部办公厅主任、局长、党组成员的马福元负责筹建。

希望有大的项目带动深圳科技工业的发展，当时主抓的项目有赛格集团、开发科技、先科、莱英达等。正如前面文章中所叙述过的，赛格集团很快就决定上马四大基础工程。

开发科技（上市公司“深科技”）原本是电子部在湖南怀化创办的一间生产磁头的工厂，但是工厂一直做不起来，经营陷入困难。在李灏牵头下，由时任电子部部长批准，将其搬迁到深圳，与香港公司进行合作，港方技术入股40%，最终在深圳获得了大发展。

说起先科集团，李灏还讲过一个小插曲：先科与飞利浦的合作，在李灏到任时，梁湘已签字同意，当时国内有好几个地方都在争这个项目，为此李灏找到国务院，对几位领导说，希望国务院明确一下，别的地方都不要再引进了，否则会形成重复引进和不必要的竞争，于是后来中央就明确全国就是深圳这个地方引进。

三

李灏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拉李绪鄂到深圳来搞科技产业化。

李绪鄂1985年担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1988年5月-1993年4月担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当时宋健为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他是当时中国科技产业化的大力倡导者，他亲自推动了“火炬计划”（人称“火炬司令”）和国家级高新区的建立。

1992年的深圳市科技工作会议上，当时仍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绪鄂曾有一个长篇讲话，题目叫作《希望深圳闯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洋洋洒洒差不多有1.5万字，可以说基本上把他的科技产业观都讲出来了。李绪鄂说，1986年他来深圳时，就和李灏同志讨论过怎样推动深圳吸引高技术这样一些工作，来了好几次，总的感觉“深圳的商品意识极为浓厚，科技意识相对来说要差得多，其实在广东沿海这样的情况都差不多，香港可能就更突出一些。”

但是他指出，“对广东，深圳，珠海而方，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情况在变……深圳、广东特有的优势可能在上海也有了…….国家今后要把开放地区的特殊政策从广东、东南沿海逐步引向长江沿江…..这样一来，深圳特有的优势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优了。但是长江沿江，比如说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这一带的科技优势，深圳根本无法可比。所以形势在变化，优势在转化。”

李绪鄂说，“中国的科技成果之所以转化困难，就是有一个根本的体制问题，在于中国的科技人员大部分不在企业里……深圳几乎没有独立的科研机构，在这一点上，既是缺点，也是成了优点。缺点是缺少科研单位，有名声、有高水平的科技集体没有，只有个别松散的科研人员；优点呢…..把经济和科技结合，一上来就摆到简单的合理的方式里头来，所以企业的科技进步，增强企业的科技开发能力，就是深圳市科技工作的重要和主要的工作内容了。”

李绪鄂建议深圳应该在企业内部建立强大的科研机构、开发机构，包括和名牌大学，有实力的内陆研究所，共同来建；另外，集中更多的人力精力和资金，走引进消化吸收的路子。至于深圳要不要搞基础研究？他认为还是要搞一些，“如果没有一点基础，你自己没有本事解决自己特有的问题，没有积累，即便请人，也得从头搞。另外，你没有一个学术氛围，没有一个学术地位，对于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提高全民的文化程度、文明程度是一个损失。”

他强调深圳要大量吸引科技人才来办个体企业、集体企业、民办企业，深圳有更好的气氛和环境条件使民间科技企业得到发展，还建议吸引海外留学生回深圳参加工作。

而在同一个会议上，李灏也作了万言讲话，指出“特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当前，我们正在迈进第二个十年，正在实施'八五’计划，在这个新阶段，我们提出要在保持'深圳速度’的基础上，再创'深圳效益’，把深圳建设成为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外向型、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

李灏也明确地认识到，“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关键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也在企业；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科技开发体系，从体制上根本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李灏在讲话中说，“要使企业在科技开发、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推动企业自觉追求和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一种动力和压力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李灏认为这首先要“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环境”，“其次要建立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企业制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加快企业的股份化改造”，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化科技投入体系，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可以说，这两篇讲话体现了李灏和李绪鄂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这个中国老大难问题上深圳特区可以有所作为方面，达成了共识。事实上这也是两人在五六年时间的合作与磨合之后，对此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的结果。应该说，二李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对当时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有所认识，并对中国应该走科技工业化的路子有深刻理解的远见卓识者，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算是眼光比较超前的人。不过李灏也指出他与李绪鄂的分歧所在：李绪鄂倾向于抓大企业，而李灏他自己则倾向于发展中小民营科技企业。

然而如何建立起一整套促进科技产业化的制度体系，两人虽然有大量的探索，但是在李灏任内这个问题也只能说是开了个头，但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更何况李灏在对此问题有系统认识之时，已到了他的任期的最后阶段，他已没有时间来找到系统的解决方案。

更何况，李灏并不是一个科技管理专家，他只是作为一个改革家，本能地认识到了定性的方向，找到系统的解决方案也许并不是他的历史任务。作为一个对制度改革有着浓厚兴趣的改革家，他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包括企业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宏观起点。但是科技产业本身有其规律，解决方案是属于中观层次的事情，这不是李灏该做的事情。何况李灏当时正着迷于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他正在创造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

四

谁来做中观领域的事情？李灏时期科技产业的主要操作者是分管工业、交通、科技及体制改革等工作的副市长朱悦宁，他1986年担任深圳市副市长，直到1995年转任央企港中旅董事长。但是朱悦宁更多的兴趣在于工业和交通基建，他也不是一个李国鼎式的人物。而在李灏时代的前期，担任深圳市科委主任（这本应是负责研究总体解决方案的中观操作者）的叶华明，却正着述于微观领域的探索，他更热衷于政府主办的科技企业先科集团的创业过程。

在叶华明1990年辞职后，深圳市科委改组为深圳市科学技术局，李灏从李绪鄂那里要来了郝春民接任科技局局长。郝春民曾任北京自动控制及仪器研究所工程师，代理工程组长，国家科技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等职，1991-1995年担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直到1995年8月为李连和所接替。

在李灏时期，深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可以说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

在此之后，1987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暂行办法》，希望调动科技工业者和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7年10月，深圳市政府决定每年拨出1000万元，成立“深圳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1988年，深圳市政府又出台了《加快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暂行规定》。

由这些举措可以看出，在80年代后期，当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之际，深圳已认识到工业发展的后劲问题，开始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项目，为以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一个好头。

李灏在后来回忆中仍自得于1987年2月所推出的“鼓励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红头文件，并认为“两个红头文件”催生了华为、中兴、金蝶等一大批深圳知名科技企业在1988年前后的开始创业；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承认1987年的文件确实对华为的最初创业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1991年8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提出“以先进工业为基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并首次提出了认定高科技企业的量化标准。

1991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共同创办了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宗旨的中国科技开发院。

1992年4月，召开深圳市科技工作会议，深圳对发展科技产业的战略理念初步形成。这个会议还推出一系列鼓励科技开发和扶持高科技项目的政策。

1992年8月，在深圳科学馆开展了全国首次的“科技成果拍卖会”。

1992年，深圳中科健、天马、华源、安科、长园等10家企业被广东省政府认定为首批高新技术企业。

1992年，由市长郑良玉、副市长朱悦宁率领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家组成的深圳市科技合作考察团，走访了北京、西安、南京、上海等城市，推动企业与全国大学、研究所建立长期合作，以提高创新研发能力。

1992年，深圳科技三项经费划归深圳市科技局管理，年度预算为800万元。

1993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及《深圳市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提取和使用的暂行办法》。

1993年6月，深圳市政府率先以政府规章形式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陆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可以说，在1987-1988年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试探后，1992-1993年，在李灏主政的后期，深圳全面探索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在政府侧打出了深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李灏自己也承认，在1990年之前，深圳自己对能否搞高科技没有信心，政府一直只提“先进适用技术”，一直到1990年之后，才第一次使用“高新技术产业”这个名词。

最后我们仍必须客观地指出，李灏时期的深圳电子工业的发展，民间科技企业仍非主流，反而是央企及地方国企是唱主角。这是作为后起电子工业基地深圳特区的必然选择，但也与李灏从国务院南下深圳的背景有强烈关联度，毕竟李灏有充足的中央资源，而央企也热衷于参加经济特区建设。迄今为止，央企和地方国企仍是深圳高科技产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也就是在80年代奠定的产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