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是什么？
其实，中国夏朝就已经有了由车兵和步卒组成的军队，同时也出现了保证战争胜利的军法。《尚书·甘誓》记载了夏与有扈氏在甘地（今陕西户县西南）大战时夏王的誓师动员令：“王日：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刑，怠弃三正，天用剿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墨子·明鬼下》、《庄子·人世间》、《吕氏春秋·召类》、《说苑·政理》说这个王是“禹”，《逸周书·史记》、《吕氏春秋·先己》则说这个夏王是“启”，不过，王究竟是谁似乎不必过分拘泥，古书中所载禹或者启征伐有扈氏的誓师动员令一《甘誓》或《禹誓》内容大体是一致的，这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刑书”就是刑法典吗？
从中国古代法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刑起于兵，兵刑同制，刑书实际上就是刑法典，是制定成文的刑法。不过，“刑书”并不是专指刑法典。如《左传·昭公六年》所载“郑人传刑书”，杜预注云：“俦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里的刑书指的是中国古代最早公布的法典一“刑鼎”。
实际上，中国古代“刑”、“法”同义，“法，刑也”(《说文》)，“刑，法也”(《尔雅·释诂》)，法律的含义并不局限在古老的刑法或刑罚，“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取代了“刑”，“刑书”被保留并继续使用而成为所有法典的泛称，刑法之外的一般法典也称“刑书”。
明清时期，“刑书”还曾被作为刑部尚书的简称，如清朝褚人获的《坚瓠十集·兵刑侍郎谑》载：“景泰中，兵刑二部僚佐会坐，时于谦为兵书，俞士悦为刑书。”
汉朝时法家与儒家合流以何为典型？
汉室崇尚儒家的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儒家对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写的《春秋》尤其见重，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论及“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被看成“礼义之大宗”一治国平天下最实用的工具，被当作“信之符”一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武帝时期，“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史记·儒林列传》)。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春秋》…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汉书·于定国传》)。何敞“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汉书·何敞传》)。虽然汉朝的法令发达，同时又以经义断狱，尤其以儒家的经典《春秋》决断疑难案件，俨然成为风气。后世称之为“《春秋》折狱”、“《春秋》断狱”、“《春秋》决事”、“《春秋》决狱”、“《春秋》决事比”，实际上，这是汉代儒家凭借皇权力量在法制领域的一场变革。
“《春秋》折狱”开引经入律的先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内容和刑法制度发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确立了“亲亲尊尊”价值观以及原心定罪、原情论罪、原情行刑等观念。“《春秋》折狱”开儒法合流的先河，使儒家经典的触角伸向了司法领域并逐渐具有根本法的性质，以经注律成为可能，为律学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立法领域，实现儒学法家化，对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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