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一系列堪称“奇葩”的皇帝之一，但是这位皇帝“奇葩”的地方不在于荒淫无道，而是他沉迷于游猎和微服出行。
有明一朝，皇帝经常和臣子对着干，儒家要求的“圣王之道”对一个以凡人之身享有无限权势和富贵的皇帝来说，太过于遥不可及。
作为历史上运气最好的皇帝——正德皇帝，他是历史上最专情的皇帝明孝宗的嫡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不到一岁就被立为了皇太子，仅有的一个竞争者，他的同母弟还早夭了。
等于说，正德皇帝是命中注定的下一届天子。
明孝宗对他极为宠爱，从小几乎是让他随心所欲地在宫里面蹦跶，而且还把太子带在身边言传身教，对于太子天性喜好骑射，也大为支持。
“孝宗甚钟爱之，有所游幸，必从行，有所见必随事启迪，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弗之禁也。”
可以说，明孝宗是一个好爸爸的典范。
这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长大的正德皇帝，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性，怎么高兴怎么来，绝不会屈服于大臣的逼迫和念叨，而且因为明孝宗的教育和放任，他的天性也得到了极好的培养，聪明、张狂、大胆，有自己的抱负和目标，且作为一个纵情声色的人却也拥有着为了实现目标而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心里也有一个效仿高祖、成祖御驾亲征，统一天下，平定边患的梦想。而且还打算付诸实践。
如果把正德皇帝放到现在，就是一个家庭教育极其成功的典范。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德皇帝第二次偷溜出居庸关，到宣州巡幸的计划终于成功，正当此时，五万蒙古骑兵集结，目标是大同，正德皇帝主动领兵迎战，最终打退了蒙古兵。
这一场发生在应州的明蒙遭遇战，被称为应州大捷。
然而，史书以及后世却对这场称之为“大捷”的战争颇有微词，认为是名不副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武宗实录》中记载：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
这种战果对于史书上时常可见动辄上万的死伤者来说，实在有点过于少了。
且与史书记载中应州大捷的“烈度”并不太相符。
此役中，明蒙两军之间至少发生了6次战斗，且在两次战斗的战况据说还相当激烈，战斗的时间也很长，达到了6个时辰，还出现了“乘舆几陷”这种的描述。
“乘舆”就是皇帝的座驾。
连皇帝的座驾都差点儿失陷，可见当时情况确实万分危急，差一点怕就是另一个“土木堡之变”。
也无怪那些朝堂上的臣子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1、明朝中期，明蒙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么奇葩。
这个时间段的战争大部分时候死伤和斩虏首的数目都比较少。
比如《宪宗实录》中就记载了成化六年的一场与蒙古战争：
时飞尘四起，炮声震天，宁围亦解，钺与宁下官军死者四百七十六人，伤者六百五十九人，斩虏首仅十二级。
成化二十一年又有史料记载：
斩虏首一十五级，得虏马九十六，而官军阵亡者四十二，被伤者一百五十九。
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蒙古是骑兵，主要目的是劫掠而不是占领，所以往往是掠之则走，触之即退，实在不得已，遇上了打个遭遇战就拍马撤走。
这个时间段的明朝虽然处于守势，且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蒙古此时也没有再次大规模用兵入主中原的实力和想法，所以还是以寇边和劫掠为主。
抢一把就跑，这也是中原王朝与周遭的常态。
2、蒙军战略目标没有实现。
从土木堡之变这个当头暴击之后，明朝就仿佛被打折了膝盖骨，由明初的时候主动出击安定北境到之后的消极固守。
可以说，从土木堡之后，明朝是一代不如一代。
不管是精神还是武力。
而蒙古的实力却在缓慢地恢复，尤其是蒙古史上的中兴之主达延汗正好就处于这个时代。
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且还稳定了统治后，蒙古实力大增，他开始把目光从蒙古内部转向了有着无尽财富的中土。
于是，就开始了对明朝北境的侵扰。
这个侵扰就恰好在弘治到正德两朝期间。从一开始派遣使者要求通商逼贡，到后来不耐烦明朝对于贡使的严格限制，开始试探着侵扰明朝，等到发现明朝外强中干，于是，弘治一朝的末期，达延汗的侵扰已经成为了年年都会发生的事。
《治世余闻录》中记载：
去年差了三千余人进贡，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歹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进贡，若都准了便罢，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进贡，都生起歹心了。王子那时也主张不得，你也难怪我们。
所以正德皇帝一朝的时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边防压力，而与此同时的是什么呢？是不堪一击的明军实力。
正德五年（1510年）刘六、刘七在北直隶发动反叛的时候，京师里面号称精锐的军队却对这支乌合之众的叛军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情况引起了正德皇帝的警觉。
以上两个大背景是正德皇帝屡屡巡边的原因之一，就是用御驾亲临这种方式，破除陈腐、低效而难以撼动的旧有军制，重新操练军队，提升战力，以稳固边防和统治。
所以“应州大捷”至少在这里有了两个突出的作用：
1、至少暂时遏制了蒙古对明朝边境的侵扰。
《明史》中明确记载：
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另有《名山藏》对“应州大捷”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对其评价和《明史》差不多。
是后虏虽岁犯边，然罕大入。
其他的史书中也大多对“应州大捷”有积极一面的评价，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应州大捷”后蒙古对明朝的侵扰确实少了。
后来嘉靖一朝，文官已经彻底把正德一朝的豹房势力打压下去，从而对“应州大捷”多有非议的时候，也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可见确有其事，无法抹除。
2、明朝的军事实力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正德一朝是明朝军事实力比较强的一个时期，他好骑射，重武功，亲自督练军队，奔走千余里巡视边境，客观上来说，使得明朝的武备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武宗实录》中有详细记载：
“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尤为要甚，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帅六军随布人马，或攻或守……使率各路人马剪削……”
这个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给自己起的别名和封的官职。在朝臣极力反对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情况下，正德皇帝用这样一种说掩饰已经等于真身上阵，说不是掩饰又确实另外做了一件马甲，可以说做戏做全套。
如果给明军的战斗力用图来表示，那么正德皇帝期间处于一个很明显的从低谷往上攀爬的曲线。
后世认为“应州大捷”被夸大作用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达延汗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战”的时候突然间去世了。
所以，难免会让人以为蒙古之所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不再大规模侵扰明朝边境，是因为作为统治者的达延汗在这一年去世了。
达延汗的死因，不管是中原的史料还是蒙古的史料都没有记载，作为中兴之主的达延汗突然的去世造成了蒙古内乱，但是实际上，根据蒙古史料的记载，达延汗去世之后，统治者的更迭还算平稳，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故。
而此时，“应州大捷”时蒙古的军队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蒙古此后再也没有大规模侵扰的现象更可能的原因是蒙古发现明朝的军力上升了。
劫掠得来的战利品与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入不敷出。
这也是当时以及后世的人对“应州大捷”颇有非议的重要原因。
并不是特别大的功劳，但因为担了一个御驾亲征的名头，大肆封赏，实在是太过。
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说：
“自古赏功之滥，未有如此之役者”。
章潢甚至在《图书编》中认为“应州大捷”的冒功滥赏给后世添加了许多的弊端：
正德年间，军功冒滥，其弊有三，奏带越额也，纪验失实也，选法变乱也。
实际上这次大规模封赏主要有两点让人诟病：
1、正德皇帝给自己的马甲封赏违背了礼制。
前面说了，正德皇帝因为朝臣不让他以自己的名义御驾亲征，怕有“英宗旧事”，所以就搞了一个威武大将军朱寿的“马甲”。
众所周知，正德皇帝是一个爱玩、玩得很投入的皇帝，面对这样一个能够显示自己武功成就的功劳，肯定要大大地显摆一把。
所以他在给“应州大捷”封赏的时候，把“朱寿”加封为镇国公，不但有封号，还有岁禄。
正德皇帝的封号和爵位与明朝时的开国功臣徐达差不多，可见，正德皇帝对自己在武功这方面的评价和自许确实很高。
这个惊天动地的做法，颠覆了儒家礼制，导致被群臣“泣谏”，但是正德皇帝如果听劝就不是正德皇帝了，所以，封赏的圣旨还是如期下达。
2、文臣武将全都封赏。
在正德一朝，是明朝少有的武将与文臣势力有一定抗衡能力的时期。
政出豹房，为了平衡豹房与文臣的关系，正德皇帝干脆不管文臣还是豹房出身全都一概大肆封赏。
然而，文臣这一边对于正德皇帝不尊礼制，更重要的是倚重武将和宦官的事实极其不满，所以出现了文官群体“辞赏”的现象。
比如，当时的大学时杨廷和就辞赏赐和封荫，但是正德皇帝都不允许。
皇帝嘛，雷霆雨露都是君恩，赏赐给你就受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文官的辞赏也不了了之。
但是，文官们的不满却保留了下来，到了嘉靖皇帝上位，因为他不是正德皇帝的儿子，而只是堂弟，所以一即位就发动了“大礼议事件”，给朝堂来了一次清洗。
这其中就有针对豹房势力的清算。之后，正德一朝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对正德皇帝的评价也一降再降。
不管怎么说，史实是难以抹煞的。
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亲征考》中这样记载到：
“天子御甲胄统六师者，自高、文、宣、英、武凡五庙，而出塞者七，平内乱者者三”。
1517年，正德皇帝御驾亲征北境，是明朝的皇帝最后一次御驾亲征，算上这一次，明朝皇帝总共有7次御驾亲征，而正德皇帝一朝还平定了3次内乱。
正德皇帝的庙号是武宗，能用武宗做庙号的皇帝都在军事上成就比较大，比如历史上的唐武宗、元武宗等皇帝。
明武宗这个庙号也充分说明，即便是后世对正德皇帝的评价多有贬低，但是其武功上的成就却也难以抹煞。
所以“应州大捷”并不奇怪，联系前因后果，会发现“应州大捷”是在正德皇帝亲自统领下的一次大练兵，恢复了明朝的一部分军事实力，从而使得明朝的北境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这就是“应州大捷”的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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