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早已成为中国士子们的精神故乡。一些著名遗民的蛰居之处，便成了文化血脉的保藏地。
1645年，已经鼎定中原的清军南下江浙。作为浙西北门户的嘉兴府，自然成为抗清重镇。嘉兴桐乡名士吕留良，便和侄子吕宣忠一道，在此时投笔从戎，“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湖山之间，跋风涉雨，备尝艰苦。” 吕留良还在抗清第一线被流箭射中大腿，从此留下了每逢阴雨就腿脚疼痛的终身隐疾。
比吕留良大20岁的黄宗羲，则辗转东南海上追随鲁王朱以海多年，亲自组织抗清武装“世忠营”，甚至远赴日本长崎借兵。
此时的绝大多数江南士人，都和吕留良、黄宗羲一样，将明清易代视为“亡天下”，而“走向成熟的江南文化，早已成为中国士子们的精神故乡，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旗帜，岂能不拼死捍卫？”（田崇雪《遗民的江南》）
于是，他们主动将自己归入了遗民行列，采取激烈或不激烈的反抗，迥异于他们数百年来“杏花烟雨”中诗酒悠游的纤弱形象。
唐宋以降，江南逐渐成为天下财赋集聚之地、士大夫渊薮，而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渐渐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移向江南，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史所稀见。”
尤其是晚明江南，苏杭富庶冠天下的同时，也孕育出了至为张扬凌厉的士风。一方面，士子们沿宋元旧习，结社成风，松江有几社，浙江有闻山，昆阳有云簪社，苏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读书社。各地文社均统合在复社的旗帜下，与在朝的东林党人同气相求，“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政治力量。
1645年6月15日，清廷颁“剃发令”诏书往江南，恐吓称“凡不随者，杀无赦”，然后，反抗怒火在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熊熊燃烧，松江、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每每全民皆兵，清军只得屠城泄忿。屠嘉定、屠扬州、屠嘉兴、屠江阴……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这也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最烈的一次遗民抗争。
不可亵渎的精神故乡
1660年，江南武装抗清大业终究烟消云散。此时，吕留良则已经蛰居桐乡崇德老家12年。
按照通行的道德观念，遗民苟活于这个时代，天然是蒙着耻辱的，他们生存在狭小的空间中，不可出仕、不可交游应酬、不可讲学、不可为子弟谋科名……
于是，遗民们蛰居林间泉下，或如冒襄在苏州建水绘园，亭台楼阁诗酒自娱；或如黄宗羲栖身四明山下龙虎草堂，寒庐草舍埋头著述……然而，这并不影响遗民们在诗文酬唱中彼此结交，在精神上、在文化上继续抱团抗拒满清政府。
1659年，吕留良结识了黄宗羲。第二年秋天，在西湖边长眠着南宋高士林和靖的孤山，两位相差20岁的江南遗民一见如故，就此订交。
吕留良嗜砚成癖，黄宗羲便从其所好，赠给他一方八角砚，称“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这方砚台颇有来历，历经梅朗三、陆文虎、高雪交等抗清志士之手，而转赠吕留良，“治乱存亡泪堪把”。
一砚而牵动治乱存亡，蒙此厚爱，吕留良欣然赋诗相赠：“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而后，两人相约次年石门（桐乡）再会。
崇德，也即今天的桐乡崇福镇，有千年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在南宋时就是北方至杭州的交通命脉枢纽，因而日渐繁荣。“崇德（崇福）去都最近，数十年来，户口充斥，人物繁伙，士大夫临辱下邑，问俗兴替，探小胜，辄停舫过之”（《崇福寺记》）。在元、明时代，崇德已是江南极有影响的繁华市镇之一。
无疑，在这里，吕留良能聚集更多的同道知己。
1663年，54岁的黄宗羲如约北上，在崇福镇东南一里许的语溪吕氏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这段时间,黄宗羲还常在吕留良家中水生草堂雅集，时以诗文相唱和，“起挑灯火寒焰生，蹴醒共话山居事”,这是吕留良与友人在一起的“最快乐的文会时期”。（包赉《吕留良年谱》）
此间，经常参与诗会酬唱的，还有同为明遗民的吴自牧、高旦中，以及吕留良年轻的小同乡吴之振。尤其是吴之振，正是他的参与，让石门成了当之无愧的明遗民江南文化地标。
吴之振出身于当地一个自西汉以降繁盛不绝的望族“千年吴”，“承藉先世之业而田园加辟，资用不匮”（徐焕《吴母劳宜人传》）。吴之振生于1640年，在他成长的年代，明末的血火刀兵已然渐行渐远，但这并不妨碍他和遗民们的深厚友谊。
1652年，吴之振应童子试时，在试场与吕留良相识，两人定交于试席间，从此“诸事皆肩随而兄事之”。当时，吕留良25岁，长吴之振11岁。这一次被迫应清廷试，吕留良后悔了一辈子，诗中屡以“失脚”忏悔。但与吴之振偶然的相识相交，却大慰平生。
3年后，吴之振从留良学诗，自称“十七从君学赋诗，东涂西抹总迷离。”从此开始了一生漫漫诗路。
1663年，黄宗羲也来到了石门，吴之振又在吕家水生草堂中与之结识，品诗鉴画、切磋学艺、诗酒酬唱……在后人看来，这一时期，正是吴之振开阔眼界、诗艺大进的阶段。此时的吴之振，已是一位和遗民交往密切、受遗民思想影响极深的清初浙派诗人。
1676年，吴之振筑别墅于石门城西，今天的崇福镇南沙滩、崇德西路东端，因爱苏子瞻名句“家在江南黄叶村”，便命名为黄叶村庄。别墅内“亭台楼榭，曲水回廊，竹洲草庐，小山丛桂”，极为自然雅致。
明遗民释澹归则称“予间过黄叶村庄，涉其径则幽而深，登其堂则轩而旷，察其部署竹树丘壑，如阅数十百年之久，妙合自然”。从此，除了曾到杭州、苏州一带短暂游访外，吴之振基本上在这里过着一种半隐居生活：与知交吕留良，汾湖叶燮，浙东黄宗羲、黄宗炎兄弟，黄门高足郑梁等互相唱和，诗坛后辈如海宁慎行、魏塘魏坤等，也时时过访……然后，吴之振把这些唱和之作依次编排成册，这便是《种菜诗》。
而在吴之振自己的《黄叶村庄诗集》中，随处可见《十三日筠士过黄叶村庄》《张扶南郡丞携酒黄叶村庄同劳书升司马家青坛侍御分韵》《益斋许过黄叶村庄仍次前韵奉速》之类的诗歌，显然，那时节的黄叶村庄，称得上是风雅之渊薮、遗民之集聚地。
曾任留良亲家翁的石门县教谕陈祖法后来回忆道：“饮予吴氏园……是夕，清弦雅歌，备极韵事。复移饮，坐石上，谈论古今，至半夜方休。”后来陈世修《重修黄叶村庄记》描述称：“海内名流来为文酒之会，岁无虚日。”
显然，这处“三问老屋梅千树，十亩荒园水百弓”的别院，已是当时石门乃至整个江南文士雅集的重要场所。
吴之振去世于1717年，此后，黄叶村庄作为吴氏私产，便传于长子世守其业：吴之振传长子宝林，宝林传集庵，但仅仅数十年后，黄叶村庄便荒废不堪了，“三径就荒，山石半坠，昔年酒痕墨沈之地，恒为鼯所窜伏……”
所幸，吴家斯文未坠，宝林的两个儿子集庵、恒斋宦游归里，兄弟俩商议修复名园，重续乃祖风流，修复的责任落到了宝林次子恒斋的身上。恒斋甚至请同是崇德人的画家徐玉熊（渭占）画了一幅《黄叶村庄图》，张挂在自己的家里，表明他作为吴氏的后人，有志于修复一代名园。
而后，他请来名匠大兴土木。3个月后，事竣。这是黄叶村庄的第一次修葺：疏浚了荷花池、曲水道，将河岸两旁的石头细致地整理了一番，又加固了危楼，废弃的长廊得以重构。修葺完成后，文笔俱佳的表兄陈世修作了一篇《重修黄叶村庄记》：“今兹复还旧观，坐巨石以盘桓，抚老树而徙倚。景物依然，风流可续。……志在不坠先之业，是皆可纪也。”
此后近二百年里，黄叶村庄仍然不断修葺。直到1920年代，家住黄叶村庄对面的当地人李溶汀，仍然看见吴家花园古木参天、荷花曲水，叠空的假山、亭之痕迹，以及散落在各处的灰白色太湖石。虽然人去楼空，但石峰、诗碑仍在原来的地方；荷花、睡莲也各归其位……
黄叶村庄之外，它的文化印记如《种菜诗》《黄叶村庄诗集》，也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几年前，与吴家渊源深厚的桐乡二中退休教师陈奇老人，将祖传的1878年再版吴之振《黄叶村庄续集》捐献给了桐乡市图书馆，书后有吴之振六世孙吴康寿写的跋文。这与《种菜诗》以及馆藏的《黄叶村庄诗集》《黄叶村庄后集》，共同凑成了完整的黄叶村庄印记。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