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路古玩市场即将拆迁的那个周末，正好路过那儿，不少货亭已经锁门。对于那些难辨真假的古董我也无甚兴趣，只想找找唱片啥的。在浏河路拐角处的货亭里突然就看到了一捆年历片，便翻拣着想买几张。之前在北京的潘家园、苏州的山塘街也买过一些，不想买重复了。老板过来，一看我在挑，忙说：“要就全买去，不是论张卖的。”老板看我也不是什么藏家，单纯是因为怀旧，报了一个尚可接受的价钱。老板娘说，这里关门后他们也不做了，回家抱第三代去了，我想今后也难遇这么多的年历片了，遇见便是有缘，虽有一些重复的，也就全买下来了。
捧着这些宝贝，欢欢喜喜回家去，没事儿拿出来赏玩一番。网上说，喜欢收藏年历片的人大都不是为了增值倒卖，也卖不出什么大价钱，只是纯粹的喜欢。然也。就这么看着，往昔的气息扑面而来。
图为年历片《月夜哨兵》
上世纪70年代，每到年末，小小一张年历片，是最紧俏的礼品了。若有人送你家一套四张的，那是多大的人情啊；而你如送别人一套，那也显示了极深的交情。小小年历片，承载了人情、亲情和友情。哪怕得到一张，都会令人感激不尽。那时的年历片，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能拥有比较多的年历片的家庭，必定拥有极广的人脉关系，上海人称“路道粗”。
一张年历片，压在家里的玻璃台面下，从年初到年末，记忆深刻，难以忘怀。我们家是压在饭桌的玻璃台面下面，就在那饭碗边上，不看也看了。所以在东台路遇见这些曾经压在别人家玻璃下的小纸片，就像遇见了旧友一般。
那年冬天，我妹妹读完小学一年级准备转学去我母亲的那所学校，临走时，父母让她送一张年历片给她的班主任，以表谢意。放学回来，大人问她：送了吗？她说：送了。再问下去，总觉得不对劲，问她送谁了。她说是王老师。班主任不是邬老师吗？怎么送王老师了？她委屈地说：今天邬老师没来嘛，王老师来代课的。大人只好一声叹息，心疼得很。孩子哪 懂人情世故，既不知一张年历片的份量，也不知老师跟老师有何差别。
那年头，好看的花布要抢购的。我妈好不容易买到一幅中意的花布，却被我二孃孃看上了，她缠着我妈，我妈是长嫂，总要拿出些风度来，只好割爱。孃孃到底也不好意思，就说要做一条好看的裙子给我。她手里只有一块蓝色的布料，又如何缝制漂亮的裙子呢？那年有一张年历片，是一群女孩在玩跳绳，有一个站着甩绳的女孩穿了一件美丽的连衣裙。孃孃就仿照这件裙子，在裙子的上半部分嵌了一片白色的布条，两边镶上荷叶边，果然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和年历片上的几乎一模一样。那年夏天，我穿着它来到了厦门海边，和蓝色的海面互为映衬。
1972年厦门鼓浪屿作者与父亲合影 。仿年历片做的蓝色连衣裙与海面互为映衬
1975年，最热门的年历片可说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剧照了。一套四张，在我家的饭桌的玻璃下放了一年。我最喜欢冬子和妈妈相拥在一起的那张，前景是冬子妈红色的襟衣，温暖的色调，幸福的感觉。可是想到后来冬子妈被胡汉三烧死了，又觉得很悲伤，冬子太可怜了。看着看着我就想念起远在厦门的父亲，觉得自己也很孤单，不由流下眼泪。当我在东台路邂逅这叠年历片时，一看到这套《闪闪的红星》，淡淡的伤感油然而生，先是莫明，再是沉睡多年的记忆被唤醒了。有些看着喜庆的画面，对不同的个体而言，感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在那一年，被学校评为“学习潘冬子积极分子”。
整套《闪闪的红星》年历片
拥有几张年历片不算最扎台型（沪语，有面子的意思）的事，非得拥有当年最新款的年历片，才是可以向小伙伴炫耀的。那一年的一套凹凸版的蝴蝶年历片最为新潮，而我恰巧得到了这套年历片。是我三孃孃从她插队落户的安徽广德寄给我的。当时，她正在热恋中，她的男朋友，也是上海知青，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套，就送给了她。孃孃刚好收到我的一封信，回信时就把这套年历片转赠给我了。现在想来我有点受之有愧，当时少不更事，只顾欣喜地向小朋友炫耀去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还记得当年长辈对我的独厚。
时光飞逝，家里原有的年历片早就在搬迁中失落了。不经意间与一些儿时的年历片重逢，有些惊喜，也有些惆怅。有些也许再难寻觅，譬如蝴蝶系列、跳绳女孩，但那画面和附带的故事，一直都还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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