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是什么?
风格还是热播的电视剧中当作为市委书记的高育良亲切的询问身为礼仪小姐的高小凤“最近在看什么书”、高小凤答复说“在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高育良不由得在人群中多看了高小凤一眼。
除却道德层面的考虑,读书,本质上是在风格上寻找同类的一种方式。
据说1200多年前风和日丽的一个春天,一个“三十而立”还未立、法号叫无本的落魄僧人骑着头瘦驴在长安街上梦游似的游荡,不料迎面冲撞到了中组部部长的马队。警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无本被推到了部长的跟前。部长很和蔼:“你骑驴看唱本啊?犯的什么神经?” 无本虽然惶恐但还淡定:“报告领导,昨天我做了一首诗,中间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里的‘推’字拿不准是用‘推’还是‘敲’好,在路上一直想这事就冒犯了领导的车队。”“四十不惑”的部长果然没困惑,态度很坚定:“还是用‘敲’字好!”
谦逊的部长叫韩愈,当时叫“无本”的和尚后来恢复了本名,叫“贾岛”。
没错,这就是“推敲”的故事。
偶尔想来,聪明的贾岛当时到底是神情恍惚还是有意巧合呢?若贾岛遇到的是一个不解诗的官僚呢?
幸好是韩愈,因而,这也是以文会友的范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说一个男人找的女人就是他的审美观,一个人交的朋友就是他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一个人所读的书也就是他本人品位的体现。
反过来,也如此。
《唐代传奇》里的霍小玉长得美、会弹琴,更重要的是知书达礼读过书,即使在卡拉OK厅里卖唱也是卖艺不卖身,可对于“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的才子李益却“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偏偏喜欢你”、毫无抵抗力。不约而同,大家闺秀崔莺莺对于穷书生张生同样芳心暗许、情有独钟。虽然“霍小玉传”和“莺莺传”都属于男性始乱终弃的故事,但美人对于书生偏好的这一桥段却蔚然成为传统,而且成为耳熟能详的总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伴书”,读书不仅能发家致富还能常有美人相陪。在后来清代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里,总数达491篇的各色各样故事里关于书生的形象就有346篇,美人的自荐枕席、穷书生与美女的爱情显然成为不可或缺的桥段,最为人熟知的聂小倩与宁采臣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
读书的效用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因为貌似“读书”被提高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高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好像读过书就高人一等、不读书就难以见人。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仿佛没有多少真正的人生赢家是通过“读书”而成功,相反的例证倒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也所在多有。那为什么“读书”的地位被捧得这么高呢?以我自己特有的阴暗心理来看,一方面是这些关于读书的美好副作用是读过书的人所写,充分迎合了读书人的心理想象,有能力有权力书写“读书”故事的读书人也就成就了“读书”的美好传说;另一方面,是不是由于古代也有很多人没读过书或像现在的我们一样不读书才会出现这种说法呢?这样看来,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类似于“送礼只送脑白金”一样的针对不读书者的最通俗广告,美人与书生的香艳故事就是吸引不喜欢读书的人的宣传文案。
因为:读书,只不过是人在风格上寻求同类的一种方式。
在200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摄影集里,摄影师肖全对顾城、崔健、窦唯、三毛、杨丽萍、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及王安忆等二百多艺术家进行了影像建档。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独立存在,彼此之间没有过多联系,却彼此缠绕着交叉着,编织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小说、音乐、诗歌、评论以及思想。”肖全认为,自己幸运地被时代选中了,用摄影的方式,成为那个年代那个群体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肖全可能没有提及的是,正是他们共同的读书经历和志趣相投成就了他们个人、成就了这一群体。
对于日复一日的过着普通生活的我们来说,除了在学校当老师或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以外,读书很多时候其实已经渐渐蜕化为生活的奢侈品,而在手机主导、电视普及的现在,要读书的的愿望可能更少。但沾着油墨气息的阅读和躺在床上读书的乐趣与其它的娱乐方式或许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所谓“读书”更属于一种生活方式。有人曾说,阅读是用眼睛触摸一下自己的理想,“诗意的栖居”,读书则是带有一种理想主义气质的行为。
高尔基以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共同的阅读或许可以让有趣的灵魂相互吸引、让脑力激荡的人们更上一阶阶梯。
所以,即使如已经变质的高育良书记也会问:“小高,最近在读什么书?”而不会说:“小高,最近在看什么电视?”或“小高,最近在刷什么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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