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讲“吃食堂”
“都说是五八年吃食堂,其实吃食堂从五七年初就开始了。”父亲说。刚开始,我们许庄一共有四个小食堂,到下半年,食堂合并成两个。进入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两个食堂又合并成一个。食堂越办越大,碗里的饭却越来越稀。因为“浮夸风”,粮食都被国家征购走了,剩下的寥寥无几,粮食圈很快就见了底。
几百张嘴等着吃饭,没粮怎么成?体质差一点的已经饿昏过去了。我爷爷(当时是食堂的炊事员)扫了扫面缸,用仅剩的一点面粉烧了一碗稀饭。这碗稀饭救了两个人的命。
有人想到了仓库里那几圈(quān)谷糠。
所谓谷糠,就是小米的壳。它能吃吗?
“把谷糠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团成一团儿,放在锅里蒸熟,就可以吃了。”父亲说。
这些谷糠原本是打算喂牲口的,很粗,不是那种细糠,难吃得要命。但为了活命,只好拿它来凑合一下。就这,还是限量供应。不幸的是,我们队的糠圈上以前放过烟叶,谷糠煮“熟”之后还带着一股烟味,许多人吃了之后感到头晕,只有少数烟瘾大的人吃了没事。我的一位远房曾祖母,早晨吃了这“烟谷糠”,晚上就离开了人世。
村里又组织村民去地里遛(liù)红薯。经过一个严冬,那些遗漏在地里的红薯已经烂成了粥状,把皮小心翼翼地揭下来,用手搦(nuò)成糊,然后在鏊(ào)子上烙成饼子,吃起来一点也不苦,并且比谷糠的味道好多了。除了遛红薯,还遛白菜疙瘩。年前收获白菜时,把白菜根撇到了地里,现在,这些白菜根也成了救命的宝贝。
树叶很快成了人们新的目标。除了楝树叶外,只要是树叶,都被捋下来吃了,就连臭椿叶也未能幸免。“臭椿”,一听这名字,就可以想像得出它的叶子是什么味道。不要紧,在水里泡上半天,那臭味基本上就没了。那时村里根本没有大树(两把以上的树都被炼成了焦炭,充当大炼钢铁的燃料),所以树叶很快被吃光了。
人们开始吃野草野菜。黄蒿的气味太难闻,没法吃;走马芹有毒(俗话说,“走马芹,不入唇,入唇就死人”),不能吃。其它只要是地里长的,都被人们拔吃了,包括“掐不齐”。“掐不齐”我见过,它的叶子很奇特,无论你怎么掐,都不能掐出一个齐茬来。但谁能想得到,这种东西竟然曾经是人们的食物!
草也被吃光了,人们又盯上了树皮。肯定所有的树皮都被人品尝过,结论是:只有榆树的皮还能勉强咽得下去。把榆皮从树上砸下来,揭去外层的老皮,把里面那一层嫩皮放鏊子上炕,炕得黄焦,看着馋死人,但放嘴里根本嚼不动,只能撕成很细的一绺,才勉强咽得下去。咽下去也只是哄哄肚子,吃下去什么样拉出来还是什么样。
由于饿得要命,所以都馋得要命。如果谁能得到一个出差的机会,那可比过节还高兴,因为出差路上可以偷吃东西。有一次我木糊大爷去粮店交公粮,也就是红薯干,路上实在控制不住,就把红薯干弄一些煮着吃,越吃越馋,一口气吃了大半布袋。
父亲搜寻着儿时的记忆,似乎又找到了那种饥饿的感觉。“饿!真是饿!”实在忍不住,就到地里偷麻梢。那天刚溜到地头,忽然一个人骑自行车来到跟前。他向我父亲问了好多话,大意是有没有吃的、饿不饿等等,父亲都如实说了。第二天,上级就拨下来一车红薯干。后来才知道,父亲碰见的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是下来微服私访的县长赵新江。村里比过年还热闹。食堂把红薯干碾了碾,烧了十几锅红薯圪斗儿汤。终于可以敞开肚皮饱餐一顿了!有人一连喝了七大碗,还不饱,再去盛,锅里没了。
现代许多人为减肥而苦恼,可你知道吗?饿得很了,也会“发胖”,脸颜色看起来光滑红润,可用手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这就是所谓的浮肿病。那些年,被浮肿夺去生命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许多妇女除了浮肿,还得了“气胆”(即子宫下垂),据说是缺盐所致。
幸亏上头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把“大食堂”给取消了。如果这食堂再吃上一年半截,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被活活饿死。
载《冬青报》2006年春期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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