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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国
(三)PPP的中国实践
   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人提出,我们需要一个PPP的基本法,但是现在为止,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落实,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启动,大家都还不太了解它的整个操作流程,还有什么问题,还不是太清楚的时候,现在立法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识,这是法律体系。
   从我们国家搞PPP的情况来看,第一个不是从2014年以后开始搞的,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做PPP了,在以前,就是很久以前我是在重庆工作,重庆我们的渝港澳大桥当时就是很有名的一个PPP项目,请的澳门的一家公司来做的,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PPP项目,现在说的比较多的,大家追溯的最早的项目是说在深圳投资建设的沙路角,这个电场线是用PPP的方式建设的。但是这个不要紧,大家在自己的工作经验当中,可能在你身边能够发现很多,回过头去看,原来我们搞的是PPP,现在你提的这么热,原来我们搞的也是PPP,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形式上是以PPP的项目。其实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就是我们搞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在政府之外就出现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来自于境内的民间资本,都有大量的市场主体,只要我们和市场主体合作,它就可能是具有PPP形式上的,就有这个简单的形式,但是规不规范那就另说了。
   这几张图是关于我们国家PPP的发展历程,简单的说我们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PPP的上升期,这个时候的情况特别有意思,从1995年大概到1997年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期,然后从2000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期,然后后面就开始下降,后来有人总结,它这个当中是跟政府密切有关,比如说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这个时候比较重视民间资本的力量,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很多刺激性的措施,这个时候政府手里面有钱了,就不大用PPP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2008年前后就更明显了,2008年之前,就是PPP处于一种缓慢的上升期,但是我们推出了四万亿的项目以后,地方政府确实手里面有钱了,那个时候缺的不是钱,而缺的是项目,所以PPP又减少了,所以现在当然我们地方债这么严重,所以我们PPP进入第三个轮回期。这是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情况,不一定准确,是我们坊间的一种说法。
   下面重点给各位看一下,就是我们在推动PPP上面,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财政部对这个事情多有总结,总结的主要经验是说我们SPV,就是我们项目公司具有国际先进性,就是我们在这一条上面是把PPP模式的形式学到位了,大家知道我们地方政府有大量的投融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投融资平台其实也是一个项目公司,它也是一个SPV,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国有多少个SPV?楼部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到过,投融资平台有10万个,当然我们就吓一跳,当时媒体对这个也很关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内设的SPV,不仅仅是在数量上非常多了,有人提出,就是现在我们不是新建的亚投行吗,亚投行其实也类似于一个项目公司,它采用的方式也是多方合作,所以说它也多多少少具有这样的形式,不一定准确,只是说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设计项目公司上面,各地是有经验的,各地过去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问题是什么?财政部有个很好的概括,叫做三个“形似而神不似”。第一个“形似而神不似”,就是利益分配上形似而神不似,这个利益分配上总体来讲政府是要把利益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一种过去我们在推动类PPP项目上面的一个总体出发点,就是利益问题、收入问题要大部分归政府。
   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有些地方政府在推动PPP的时候,说民间资本你可以来,但是你可以参股,绝对不能控股,所以说政府一定要控51%的股,这个现在被有关部门明确的叫停,就是政府你最多只能控49%,不能控51%,原因是什么呢?就是PPP我们是要发挥社会资本在具体的管理、营运方面的好处,发挥它的长处和特点。政府不要去介入琐碎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产生大量的涉租寻租,还有腐败,还有贪污浪费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和市场之间稍微隔开一点,有一点距离,所以这个叫做形式上的,利益分配上以前是过多的偏重于政府,对于企业的利益考虑不周。甚至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企业后来赚了钱以后,政府眼红,然后想各种办法把它挤出市场,那想各种办法把这个权力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当中,这个是发生过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在风险分担上的“形似而神不似”。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多数时候带有转移风险,甚至转嫁风险,而不是分散风险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引进民间资本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在风险的分担上就可能一股脑的给人家了,这个是现在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有点不敢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在以前大家都没有多少经验,后面我们有些例子还可以说明这个事儿。
   另外还有一个政府监督上的“形似而神不似”,通常的情况就是政府监督乏力,刚才我们讲PPP有复杂的管理问题,而且管理的周期相当长,对于这个项目的运行成本问题,对于它的价格调整问题,还有对它这个项目的质量问题,还有你怎么保证这个项目在最后移交给你的时候的质量问题,还有包括我们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是不是达到了效果的问题,这个是要进行全流程的监测和评估。而这一点上,我们在政府的监督上,这个方面以前比较乏力,所以这几个方面就形成我们讲的PPP基本上就是叫做形似而神不似。
   当然现在各方面反映出来,PPP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缺乏企业精神,缺乏法律意识,有一些民间的传闻叫做“合同是张纸,签完随时改”。就是现在签合同,有的地方政府什么合同都敢跟你签,签完以后,新官不理旧账,只要一换领导我就不认,反正我这个衙门是关着的,企业不一定能够进得来,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些方面由于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社会资本现在对于PPP项目存有疑虑,或者说有的地方就说,这个政府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地方政府不来气。各地推出了上万亿的PPP项目,可是落地的PPP项目只有13%,落地的比例非常小,原因就是现在社会对于政府的法治,对于政府的契约精神,还缺乏信任度,这个是有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PPP项目因为比较复杂,政府在操作这些项目的时候,可能缺乏经验,也可能缺乏人才,也不会监管,有时候部门和部门之间还要打架,像这些问题也影响了PPP的一种规范程度。可以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有现成的例子在后面做印证。当然现在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哄而上带来的问题,你看一下现在PPP热成这样,有的一个县推出了300个PPP项目,这是什么概念呢?超出英国全国的水平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PPP一哄而上,在没有学习,没有掌握PPP操作流程,没有足够在市场风雨当中经历过洗礼,然后匆忙上马PPP,这个时候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一哄而上所带来的问题。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给一个市的财政系统培训,就是他们来了很多县的财政局的领导,他们对于PPP的认识真是就停留在把政府债务转嫁给社会资本这个层面上,停留在把他们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转嫁给社会资本上,就停留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程度上你跟他讲PPP,讲完以后,他们说原来这么复杂,一听这么复杂呢,他又吓回去了,不敢做了,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上上下下,从理论到实务,都还对此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匆忙上马未见得是一个好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PPP的具体案例,有一些很有意思,这个PPP案例是在汕头一个中信,叫做滨海新城项目,我比较关注这个项目,我认为它是现在国内搞PPP的,我给它总结一个词,叫做巨型PPP,巨大的巨,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巨国,巨大的巨,它大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它在这个上面操作PPP的土地范围是168平方公里,第二个它的总投资额现在预计是500亿,第三个是它的时间是长达50年,是中信地产和汕头濠江区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用我们今天新型城镇建设这个板块,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小项目,它是一个新的城市建设,以及后期营运管理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他们是从2010年开始操作,也是操作到了2014年的时候,PPP在全国热起来以后,他们一看,原来我们做的就是PPP,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名义下,就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PPP模式,然后就开了很多的研讨会,请了各方的专家然后到现场去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等等。
   所以这个项目现在的情况,它的合作方一个是濠江区政府,这个汕头市濠江区政府,另外一个,它的社会资本方是中信地产,它的责任是什么?第一个他就是要把这一块地,168平方公里用一个现在可能只有一些农田,只有少数的几户农户,由这个区域,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新型的城市,这是它的基本任务。现在的基本做法就是这个企业从基础设施三通一平开始做起,一直到土地整理,现在都归这个企业做,现在都归中信地产做,土地整理还有它的项目推荐,还有包括后面的产业引进,还要包括后面城市的所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成以后的营运问题,所以说对于中信地产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它就不是一个地产上的概念,它们就华丽转身,叫做城市营运商。这倒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这是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模式,就成了一个城市营运商,它后期就负责整个城市营运。
   所以以前我们认为三通一平是政府做,现在都是由这些企业做,土地整理以前是政府做,现在也是由企业做,产业引进以前是政府的事儿,现在也是由他做,后期的营运也是由他做,所以政府在其中的位置就变得比较小了。
   但是比较小不等于就比较弱,这是两个概念,这其中,它这个项目是一个巨型式的,现在还正在操作过程当中,为了做这个项目中信地产下足了功夫,他用了四年的时间来签庞大的合同体系。这个合同体系涉及到四个层面的合同:第一个层面的合同,是中信集团和汕头市政府框架合作协议,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是关于滨海新城项目营运协议书,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第三个是要修一个海底通道,叫做苏埃湾海底通道,把南北两岸连接起来,这个项目好像投资60个亿,围绕着这个项目又签了一系列的协议。然后下面关于这个项目怎么建设怎么组建等等,一共签了四个层面的四类合同,这些合同据我们有同志前去考察的时候看到他大概介绍的情况就这么大一摞,上万亿的合同,用了四年的时间,花了3000万美元,请了世界上一流的法律公司、咨询公司来签这个合同,他们说我们要尽量的考虑到,未来50年当中所有能够考虑到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
   而且现在你看企业保护自己到什么程度?同时他推动这个合同要成为他的地区法律,要通过当地的人大审议,审议以后成为一个对政府有约束力的东西。所以这个当中,我们明显看到,就是以前一般在谈到PPP的时候,都是政府强势、企业弱势,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基层政府在和巨型的商业帝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天平扭转过来了,是你跟不上他,是政府玩不过企业。
   所以这当中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政府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人家合同能力很强,专业能力也很强,所以这当中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一类型的资料都是高度保密的,都是作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商业核心机密,是不对外披露的,所以说你对它的核心条款也看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政府内部可能后期有一个多部门相互制衡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汕头市濠江区的一个巨型PPP项目,中信地产建造的滨海新城项目,包括后面的产业引进全部由这个企业来做。这个企业我们很有条件,我们中信是一个大帝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商,我们都可以把它引进出来,而且中信地产现在不仅仅是做了这个项目,在全国,同时操作的,比这个略小一点还有四个项目,我知道的有几个地方搞这种新区建设就是这么做的,就是把它们引进来这么做的,所以这个项目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项目,可以关注。
   第二个跟这个类似,但是规模小很多,但是它的信息很多,是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就在离我们天安门50公里的固安县,那儿搞了一个高新区,这个高新区的面积大概是不到50平方公里。刚才说的汕头那个项目是168平方公里,这个项目大概是50平方公里,这个项目是由固安县政府和华夏幸福公司来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就是我们叫SPV,叫做九通新盛公司。然后双方来进行一个营运。这个项目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它是进入了发改委推荐的13个PPP优秀案例项目库,在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可以查到。第二个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建成了,而且效果很好,据说固安县因为建了这个项目以后,它的地方财政面目为之一变,就是现在的气象一新,做的比较成功。
   第三个华夏幸福以前也是一个地产公司,好像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北京周围的东南西北孔雀城,好像开发商就是华夏幸福,华夏幸福也是个上市公司。大家留意看一下,就是这两天如果从机场进出,我在机场高速的路口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子,下面就是写的华夏幸福,叫做产业新城营运商,他自己现在对他的定位已经不是地产商了,它是产业新城营运商,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它现在股价还比较低,它现在股价才24块钱左右,所以如果说未来你要买股长期持有的话,这些股份是好股票。因为它后面能力很强,它后面是持续50年,非常有力量。所以固安县是这么一种运作方法。因为固安县进了PPP的优秀案例库,成为国家发改委树立的一个典型,所以它就很愿意对外宣传,我们拿到的信息就会多一点。
   华夏幸福在固安县政府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里边就有很明确的几大事情。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里面包括道路管网、还有景观结点、厂站。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由他来建。公共设施里边包括公园,还有学校、医院、体育设施、规划展馆,后期的产业招商引资落地,还有提供产业方面的服务,咨询包括规划方面的咨询,还有后面的城市营运、公共设施营运、专项营运,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意思,你简单看完了这个以后,基本上不用政府,这里面没政府什么事儿,你看这些事儿,以前好多是政府要做的事儿,现在都变成企业做的事儿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政府已经变小了。
   现在变小了是可以,问题是怎么变强,这是另外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地方你可以看到,大量以前由政府所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合作框架下都交给企业来做了。企业很高兴,企业的收益很可观,这个当中有一个收益的分配问题,这个收益分配问题是一个核心机密,但是它对外也透露一点点,不像中信项目封的这么死了,它是怎样分配?它是按照当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就是固安的新增财政收入由华夏幸福和固安市政府分享,分享当然有比例,这个比例现在他们是坚决不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据说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经营的时间长度一共是50年。
   这当中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未来可能预示着政府很有前沿性的变革,比如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职能怎么样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对于一个这样的商业帝国,怎样从我们的法律规制方面能够控制这个事情,不让这个企业把政府覆盖的没有了,我觉得政府在新的模式下找到自己的存在,其实这个是未来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问题,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际价值。所以很有意思,我们这儿离固安很近,因为只有50公里,如果是作为一个现场教学,或者说大家想去看一看,其实也很近,也很方便,去看了的同志回来讲,就是前几年这个地方很穷,但是它搞了这个项目以后,地方面貌为之一新,而且财政状况大幅好转,我的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个评价,他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挺好的,但是还带有PPP运作初期的一种草莽气象,他用的词很学术化,就是不是完全特别规范。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一套程序来看,它并不是特别符合,但是它的效果是显著的。后期如果说在运行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慢慢再看,但是它的效果是明显的。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发改委把它作为一个优秀案例向全国推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固安县自己也很愿意推荐这个项目,也很愿意向社会各界披露一些信息。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要知道一些。所以这当中有一些风险分配,那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哪些风险给政府,哪些风险给企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在这两个巨型项目上看到的问题,其实都是基层政府,比如县一级政府,再大一点,比如市一级政府,怎样和一个商业帝国打交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第三个例子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叫PPP的著名烂尾楼工程,叫泉州刺桐大桥BOT项目,这个是PPP界的著名烂尾楼工程。它基本上把PPP一切的问题都体现了,所以说失败的案例,大家最喜欢说的就是它。泉州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边上有一条江叫晋江,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上面只有一座桥,就叫做泉州大桥,这座桥是福建省交通厅管的桥,所以泉州市就觉得一个是对这个桥没有管理权。第二个,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以后交通非常拥堵,所以那时候就想修一座新桥,修一座新桥怎么修?也没钱,就想对社会招标,找出社会资本来合作。先开始招了几次标,人家也有企业来谈,都没谈成,后来来了一个叫做陈元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这个陈总董事长,据说是他到香港去玩的时候,过海底隧道的时候,导游小姐说你看这个项目是政府和私人资本合作形式的项目,现在收益很好。所以当时就是触动了他敏感的商业神经,后来以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泉州市政府想修这么一个桥,然后前期招标又流产,所以陈元庆再上去一谈,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以后就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发了一个文件,就决定我们和这个公司准备合作了,我们怎么怎么操作,然后就这么开干。
   这么干起来以后,它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你看它这里边,形成一个基本的融资结构,这个融资结构从形式上面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也有SPV,也有中间的项目公司,所以形式上都是完全具备的,项目建设周期大概是三年,应该是从1994年开始,1997、1998年就建成,整个的项目投资好像还是挺高的,好像60亿左右,建成了以后,然后大概是1997、1998年就开始营运了,营运以后效果也不错,收入也很可观,但是后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最后体现的就是当时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双方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合同,是发了一个政府的红头文件,然后决定来干这么一个事情。对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大家心里边都没数,非常简单的一个政府文件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所以后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没法处理,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在行动过程当中浓缩了PPP项目一切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风险,刚才我们不是讲晋江上面当时只有这一座桥,这个刺桐大桥修好了以后就有两座桥,然后修好的当年,这一座原来由福建省交通厅管的桥,然后就就转交给泉州市政府了。结果泉州市政府手里边就有两座桥,一座桥是跟民间资本合作,收的钱归民间资本的,还有一座桥是自己的桥,收的钱是归财政收入,这当中本身就产生了利益冲突。
   所以这个利益冲突再到后面的时候,由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晋江上先后修了六座桥,最近距离刺桐大桥的只有一公里。所以说这个上面有六座大桥,再到后面的时候是七座桥都不收费,就一个桥收费,就剩了刺桐大桥一个收费。所以这个问题就对企业的经营收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就完全很尴尬,到现在为止,这个桥还在收费,在晋江上就有一座,就这一座桥还在收费,一共八座桥,就这一座桥还在收费。这是一个事儿。
   第二个事儿就是交通流量分流了以后,他的收益受到影响了,然后泉州市政府就给他定了很多规则,就是说我们边上有一条高速公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出钱修,修一条连接线,然后这个地方也修了,后来大概剩了300米,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让这个桥连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所以说就把这个东西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这边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就完全被分流。所以企业的经济收益又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事儿,收益受到影响,就想这个桥除了桥本身的经营,还可以有广告收入,还有桥周围有土地,企业再搞点多种化经营,然后他们就树了一些广告牌,泉州市政府知道了,我授予给你的只有大桥的经营权,没有授予桥附近的广告经营权,所以强制撤出,完了以后,双方就闹的不可开交,从此以后,他们双方就走上了争端的道路。
   后来泉州市确实也不停的换领导,每换一次领导,基本上这个事情就成为上一届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基本上地方领导尽量避免和这个民营企业家见面,这个民营企业家就到处找人,从中央找到省,从省里边找到市,不停的找人,就快上访了,最后就一直没办法,反正地方政府就避而不见。
   然后再到后面,他还遇上一个什么事儿?他的特许经营期跟泉州市政府刚开始签的时候是30年,后来交通部出了一个特许经营的法还是规定,规定特许经营期不能超过25年,那还剩五年怎么办?前面合同说的是30年,怎么办呢?双方都不好表态,然后这个事情也放在这个地方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这个桥就形成在晋江上八座大桥当中唯一收费的一个桥。然后地方政府和这个企业的关系非常差,陈总到哪个地方就像祥林嫂一样,把他的痛苦经历向大家讲一阵。见到一个福建省的领导,然后就诉一阵苦,那些领导们也很同情他,但是最后也没办法。其实就是现在怎么办?就遇到这么个烂尾楼工程以后,然后我怎么办?然后提了一个要不你就干脆政府回购算了,企业说回购可以,政府说我要按照你的余值来回购,就是你这个桥收了钱,你的成本多少钱,你的营运成本多少钱,把这些钱算完了以后,按余值来回购,企业不干,企业说我要按市场价值,它要价是多少?20亿,那泉州市政府肯定又不干,所以他们现在是谈不能坐下来谈,然后大家是避而不见,矛盾放了一大堆在那个地方,成为PPP界著名的烂尾楼工程。
   它其中的法律风险,企业定价风险,还有包括法律变更的风险,所有的问题都赶上了,所以说基本上现在你要看国内最失败的PPP案例就是它了,它什么问题都赶上,什么风险都承担了。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像现在如果再建这种桥的时候,像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两个成功的例子吗,它一定会在这个当中设一些叫做排他性条款,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修桥,他完全可以在合同上规定五公里之内不能再兴建桥,这是企业保护自己的做法。但是当时都没有这些了,所以当时在他很近的地方马上就修桥,分流他的收益,然后大家没有合同,然后可以移交,加上新官不理旧账,最后就成为PPP界著名的烂尾楼工程。
   现在陈元庆这句话就在PPP界广为流传,他就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他这个项目是国内公认的第一个PPP项目,第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修理榜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现在,比如我们全国各地经常都在交流PPP的经验,交流PPP的案例,一要提到失败的案例,肯定会提到刺桐大桥,所以说现在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对他自己来讲,他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还搁在这个地方没解决,双方都不坐下来谈,或者谈不下来,就搁在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因为大家业界会经常提到PPP这个失败的案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我知道的情况上面来看,政府肯定有很多委屈的地方,但是从业界就我们知道的情况,PPP的实务界和PPP的理论界上面来看,大家认为主要责任在政府。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对现在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实际上心理是有阴影的。所以失败反映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还处理不下来,还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成了我们PPP界最大的烂尾楼工程。
   所以说所有痛苦、所有折磨、所有风险、所有问题在这个项目上都有反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还是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也有做的好的,业界认为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是来自于地方的领导,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看四号线这个项目,就是现在公认的PPP典型优秀案例。这个项目也有这样的一个融资结构,总体来讲就是修地铁四号线的时候,北京市政府钱不够,这个时候怎么办?引入社会资本,所以当时引入了香港城铁公司,设立了一个特许公司,也是设立了一个SPV这个项目公司这种方式。当时的北京地铁四号线总投资大概是150个亿,分成两部分,政府负责动体部分的建设100亿左右,土建工程政府拿钱,然后土建工程完成以后要买车、信号、设施,还有后期的营运,这就由香港城铁公司来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合作的基本架构,这个基本架构完了以后,香港设立特许公司,对社会融资50亿,香港城铁公司出一部分,然后向社会去把股权分散,去融资,形成一套股权结构。
   所以说现在这个项目营运状况就非常好,它这个项目里面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机制,在江湖上广为流传的就是它的定价机制,就是当时在北京定好地铁四号线,在设定它的价格的时候,你要对它流量进行预测,就是未来到底有多少客流量,进行预测的时候,据说当时预测的数字差别非常大,请不同的公司来做,差别非常大,从28万一直到60万都有,后来好像选定的流量,就是计算成本的流量,大概是45万左右。选定了以后,但实际上后来在营运了一年以后,北京市地铁四号线据说是流量达到了120万,所以差异非常大,而且请的国际一流的客流公司来预测,都没有最后预测准,如果说没有很好的价格调整机制的话,这当然就会成问题,这么大的流量,企业赚这么多钱,政府怎么交代。第一个政府看了眼红不眼红,我们就不说了,首先你对公众怎么交代,你让一家企业赚这么多钱,你没法交代,所以他们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票款收入分作两部分,一个叫做结算票款,一个叫做实际收的票款。在前两年北京地铁没有调价的时候,如果这个公司亏损了,钱不够,北京市财政补。大家都知道,北京市财政每年给地铁的补贴是一两百亿,很高的。所以说在以前两块钱可以坐遍北京地铁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收入达不到设定的盈利水平,北京市财政要拿钱出来补。
   后来客流量急剧增加以后暴利,然后北京市还做了一个北京地铁调价,但是调价这个事情跟企业完全没有关系。调价的收入全部是归北京市财政所有,所以这当中人们经常提到就是它这个调价机制非常好,因为有的人在学习这个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北京这么密集的人口,修地铁肯定赚钱吧,如果这个地铁一调价,是不是存在着利益输送问题,在他这个操作模式下都没有。在他们的框架结构下,在这个运作模式下,北京地铁很平稳,调价也好,不调价也好,跟企业都没有关系,所以它在这个方面就做的特别好,大家经常就比较赞叹他在这个方面的精心设计,也赞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很好。当然了大家还是认为主要是对方合作方是香港城铁公司,他们本身有经验。
   当然北京市政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见得都是成功的例子。同样鸟巢也是以PPP的方式修建起来的,但是后来鸟巢就被政府回购了,因为后期要把鸟巢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向老百姓收费,受到了很强的工作压力,大家觉得不应该,所以北京市政府后来把鸟巢也回购了。所以他有成功的,也有不行的。
   这个方面再介绍一下就是最近重庆市,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大概已经连续三四年GDP的增长率排名全国前列,领跑全国。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因素,但是其中最近黄市长在不同的场合就谈到,在全国的PPP项目当中,三分之一落地是在重庆,就是全国落地的PPP项目的总价值大概是6000亿,其中三分之一在重庆。换句话说就是重庆在干PPP上面来讲,他推动的早,有经验,做的比较好。所以其中有一些操作的要点,包括后面讲的过程要公开,投资要有盈利,利益要共享,风险要共担。其实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PPP的一些要点是一致的,但是好就好在他把它落在了每一个操作点上。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很愿意去关注重庆PPP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这方面是讲了一些例子,就可以供大家以后再进一步的了解。

(四)PPP与财政
   最后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关于PPP和财政的关系,现在因为在PPP的推动上面来讲,存在着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是财政部门,还有是发改委部门。业界有一些疑虑,说到底哪个部门管这个事儿,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就是财政在这个问题上,PPP上面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在座的也有财政部门的同志,其他的很多地方是财政部门在具体推动PPP,所以说这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财政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财政能力评估的问题,PPP能不能干对地方政府的财力大有要求。因为表面上看起来PPP政府是减轻了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是消失了,而是从当期推延到以后若干个时期。所以说当地政府在未来长达30年的时间内,你有没有支付能力,比如说他的建设资本,假设政府是要投资一部分的话,政府是要不断投入的,你要投,能不能投;第二个社会资本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收益率,如果说你当地它没有这么大的业务量,企业亏损,政府是要拿钱出来补的。这些都会对政府的财政能力形成挑战,所以说当中要求要进行财政能力的评估,现在也推出了就是要在项目的准入环节要进行监管,要引入财政一票否决,如果这个PPP项目未来不能赚钱,他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给财政形成的是债务负担的话,这个项目财政部门是有否决权,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具体的操作上面来讲,现在我说财政部门从项目操作指南,从格式合同怎么定,从设计哪些条款,然后再涉及到前面的财政能力怎么样进行评估,物有所值怎么样操作,财政部门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在发文件。所以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财政部门承担了大任。所以有时候我说财政部门同志,一个方面是自己要学,另一个方面还要手把手的教,就是教其他部门要做,要教其他部门怎么样把这个运作下来,所以任务确实还是非常重的。财政界有一个说法,就是财政部发的文件太多了,每一个文件都是大改革,大制度,搞的我们都学不过来了,确实学不过来,太多了,而每一个都很复杂,所以PPP方面也是一样,财政部门的任务还是比较重。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搞的中长期的财政预算,要把PPP考虑进去。刚才我们一个同志说能不能把他们买的飞机放到PPP项目当中去,那就要取决于当地财政部门对于整个财政能力进行评估。我听到过的最有趣的就是有个地方财政的同志说,我们财政为了避免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和风险,比如进行财政能力评估的时候,我们财政部门说这个项目不能干,但是其他项目说我必须要干,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像这些问题的话,都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PPP对于财政部门来讲,责任还是比较重大的。
   最后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午谈了PPP的理论,谈了PPP的实践,最后我们希望在推动PPP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一些简单性的东西留在脑子里头。第一个就是PPP哪些类别比较适用,我们认为现在讲市政交通,保障性住房,像有一些农林水利建设等准公益项目,而且未来能产生收入和现金流的这些项目可以适用。公益类和市场类的是不适用的,这个要明确的,就是我觉得要明确的把这个话要讲出来;第二个我们现在主要的模式是BOT和POT,前者适用于新建项目,后者适用于建成项目,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在推动PPP的时候,首先要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来组建一个项目公司,然后项目公司和政府之间要签订详细的合同。对PPP未来涉及到的收费问题要进行合理定价,要按照盈利但不暴利的原则来确定一个定价和调价的机制。风险要在所有参与各方之间按照谁最有能力承担的原则,把风险分配给相应的主体。风险分配的同时还要有个原则,承担风险大的收益高,承担风险小的,你得到的收益小。要加强监管,就是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即使是PPP项目以后,由企业来营运以后,要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不下降,要防止变相的提高收费,要防止项目资产改变用途,要保证整个项目设施在营运期内的质量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政府的一种责任,这是简明的一种PPP。
   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业界比较喜欢的这句话,就是PPP它除了是一种融资模式,它更是一个管理模式,而且是一种治理模式。PPP它不是在某一个时点上,将相关的责任转嫁给社会资本,而是说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长期合作,所以说它不是一场婚礼,而是一段婚姻。在这个婚姻的持续期要相互兼容,相互包容,还相互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比较好的描述了PPP的一个实质,它是一段漫长的婚姻,所以一段漫长的婚姻维持下来是不容易的,要有高质量的幸福的婚姻就更不容易,PPP也是如此。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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