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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乳腺腺肌上皮肿瘤的循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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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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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乳腺腺肌上皮肿瘤是一种双相性肿瘤,其特征性表现为导管上皮细胞和腺管周围肌上皮细胞增生,其中腺上皮和及肌上皮成分均可发生恶性转化一系列的病程进展。在实践工作中,这类病变跟导管内乳头状肿瘤、涎腺型乳腺癌等容易混淆,在诊断时仔细寻找典型的腺肌上皮瘤背景(腺腔上皮与肌上皮同时增生)是必要的,同时可借助免疫组化标记肿瘤成分。除此之外,该类病变恶性转化的概念也是病理医生常常困惑之处。本期病例分享将重点解惑一些相关问题,相信读者皆有所获。本期非常荣幸邀请到江西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张科医生进行病例分享,由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杨海峰教授,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病理科李新军教授进行精彩点评。

作者简介




张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病理科   支部副书记  主治医师   硕士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学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  秘书、委员 

江西省免疫学会免疫病理分会  委员 

江西省整合医学会 委员 

江西省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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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杨海峰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病理科 主任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乳腺疾病学组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肿瘤多学科诊断(MDD)协作组 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常委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专家点评内容

乳腺腺肌上皮瘤 (AME) 是一种罕见的具有上皮和肌上皮细胞双重分化的肿瘤,其特征是具有内层导管细胞组成的小腺腔,和不同程度体积增大、明显可见的腔外周肌上皮细胞增生[1]。

乳腺腺肌上皮瘤的组织学形态呈现多样性,经常造成与其他一些良恶性乳腺肿瘤的鉴别困难[2,3],所以,在组织形态学观察的基础上,加以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证实上皮-肌上皮双相性结构模式的存在,是确立病理诊断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证实腺肌上皮肿瘤中上皮细胞成分的存在,可以选用经典的上皮标志物,包括EMA、低分子量CKS(如CK7和8)等。相比之下,肌上皮标记物就有更多选择。一组针对肌纤维丝染色的抗体被认为在肌上皮细胞(MEC)标记上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包括:平滑肌肌动蛋白(SMA)、调宁蛋白(calponin)、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链(SMMHC)和CD10等。P63/P40、S100、Maspin和podoplanin(D2-40)等也常用作为肌上皮的标记物,其中p63作为一种核染色标记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稳定可靠。另外,高分子量细胞角蛋白(HMW CKS)的抗体(如:CK14,CK5/6)也可用于证明MEC。甚至,许多用于其他目的的免疫标记物也可能优先标记MECs(如,SOX10)[3,4]。实际工作中一般会采用一种以上的MEC标记物的组合,例如:一项平滑肌细胞分化标记物(细胞浆标记)加上p63(核标记阳性物),可以达到最经济和最可靠的效果[4]。

在本病例的诊断过程中,原单位采用CK7(+)和EMA(+)证实了肿瘤组织中腺上皮的存在,同时,根据CK5/6(+),P40(弱+)和P63(弱+)证实有肌上皮的增生。但是,应该注意到,本病例所选用的其他几种肌上皮标记物,如:CD10(-),Calponin(-),S-100(-)呈现为阴性反应。在既往文献中也提到,腺肌上皮瘤出现一些肌上皮标记物的表达缺失/不理想的情况并不罕见[3]。遇此情况,一般要求对HE染色切片组织形态学进行复习和更为仔细的确认,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增加其他更多的肌上皮标记物染色来进一步验证。

其他一些乳腺肿瘤也可以突出表现为“肌上皮标志物的阳性”或“具有肌上皮与腺上皮双向性表达模式”。例如:罕见的乳腺涎腺型肿瘤(多形性腺瘤、腺样囊性癌,等)和低级别腺鳞癌等也具有双相性分化特征;在基因表达谱层面的一组基底细胞样乳腺癌(如:高级别梭形化生性细胞癌、高级别三阴性乳腺癌,等)可能代表了肿瘤的肌上皮方向分化,可以表达高分子角蛋白和P63;一些良性肿瘤(如:导管内乳头状瘤)基础上可以伴有显著的肌上皮增生[3]。这些疾病均应注意与腺肌上皮瘤进行鉴别。

根据AME的生物学行为不同,第5版WHO乳腺肿瘤分类将其分为AME和恶性AME两大类。恶性腺肌上皮瘤 (M-AME) 指伴有癌的腺肌上皮瘤 (AME),其中恶性肿瘤可能源自肿瘤中的管腔上皮或肌上皮成分,或同时发生两种细胞的恶变[1]。Rakha E等[2]提出恶性腺肌上皮瘤(M-AME)的亚分类标准,进一步将M-AME可分为3种变异型,包括原位M-AME(M-AME in situ),浸润性M-AME(M-AME invasive)和AME伴浸润性癌(AME with invasive carcinoma)。

AME良恶性诊断的标准还不完全统一[2],在本病例的诊断中,原单位根据肿瘤具有“浸润性生长”和“细胞异型性”的特点,将其归类为“生物学行为低度恶性”。在文献[1,2]中,AME良恶性的判断常采用(类似于叶状肿瘤的)综合性标准,包括:上皮或肌上皮成分过度生长,细胞非典型性,核分裂活性增加>3/10HPF,伴有浸润性生长,局灶性肿瘤坏死,等。如果AME具有其中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恶性特征,则可归类为非典型AME(atypical AMEs)或交界性AME(borderline AME)。然而,这些判断指征的实际临床应用仍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特别是我们还不清楚不同组织学项目对于AME的实际生物学行为的判断是否可能存在不同的权重差异,更多病例(尤其是长期临床随访数据)的积累将可能提供更多信息。

主要参考文献:

[1]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Editorial Board. Breast tumours. Lyon (Franc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2019.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series, 5th ed.; vol. 2).

[2] Rakha E, Tan PH, Ellis I, Quinn C. Adenomyoepithelioma of the breast: a proposal for classification. Histopathology. 2021 Oct;79(4):465-479.

[3]Foschini MP, Nishimura R, Fabbri VP, et al. Breast lesions with myoepithelial phenotype. Histopathology. 2023 Jan;82(1):53-69.

[4] 编写组(执笔人:柳剑英,杨文涛,步宏).免疫组织化学在乳腺病理中的应用共识(2022版).中华病理学杂志,202251(09) : 803-811.



李新军 

滨州市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渤海英才·杰出贡献专家,硕士生导师

滨州市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滨州市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病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乳腺学组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妇科肿瘤、胶质瘤多学科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瘤学组成员

专家点评内容                            

本例是一例最大径达7cm的肿物,肉眼观察查见数个囊性区域,显微镜下低倍镜可见膨胀性、多结节状的生长,局部似有浸润模式,高倍可见两种类型细胞,比较夺目的是透明或淡染胞浆的细胞,其中散在小的腺腔结构;细胞有轻度异型性。从形态学上首先考虑腺肌上皮肿瘤(AME),但是本例的肌上皮标记表达较弱,可能与标本固定等因素相关,实际工作中也可进一步补充SMMHC或者重复进行染色以进一步确认。鉴于肿瘤体积较大,细胞有异型,并且似有浸润模式及显著囊变,可归类到非典型性AME或恶性AME。非典型性AME与恶性AME的鉴别应考虑多种因素,如核分裂像数量(非典型性AME 3-10个/10HPF,恶性AME大于10个/10HPF)、坏死、细胞多形性、两种成分的过度生长以及典型的浸润性生长等,需要本例提供者仔细评估后综合做出判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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