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q keq lon ton
杂格咙咚
我写的东西，
都是试验性质的，
有的不成熟，有的很失败；
如果说他们是文艺作品，
那他们不是文艺园地里的花朵，
而是文艺园地外的杂草。
《杂格咙咚集》倪海曙
《苏州话诗经》序（节选）
郭少虞
在古文流行的时代，固然不需要猎取艳词，然而为求行文之古色古香，对于一些不经见的、比较乖僻的古方言，依旧也有被采用的价值。唐代樊绍述，宋代如宋祁，明代如许多复古派，清代如胡天游，大都用此手法。
即章太炎也不免有此习气，不过以其通训诂，用得比较惬当妥帖而已。他们对于古方言既这样保留，那就对于今方言不免要歧视，因为这在他们看来不免认为引车买浆之流所说的话。
所以宋以后的正统文人对于方言的运用就另创了两种手法。一种如江西诗人之所为“化俗为雅”。释惠洪《冷斋夜话》谓：“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这样的运用俗言，起作用等于戛戛独造，实在已轶出了方言文学的范围。
另一种则以游戏态度出之，山谷词之运用方俗俚语即是如此，因为他作词就没有作诗这般的严肃。后人所作的地方竹枝词，也往往杂用方言以增风趣。
如徐振之《郴阳竹枝词》：“小槽醇酒不论钱，夜合华前一醉眠。毑去传言呼阿崽，郎来随意认同年”。（《四绘轩诗钞》自注：“白酒曰醇酒，毑音姐，崽音宰，称母曰毑，呼儿曰崽，男妇以童年称则往还若兄弟”）
如杨辅之《淞南乐府》：“淞南浩，海族尽珍馐，釜底添薪烹镬盖，刀边拍箸吃枪头，郇国未全收。”（自注：“赤鱼名镬盖，鲟鱼曰枪头，取形似也。”
我们读了这些作品以后，只觉其轻松纤巧，绝对不会感到态度的严肃。
为了这种游戏态度的关系，所以即使到了语体成立的时候，在普通话的戏曲中间，有时再杂以方言，也只是为了发噱，使人有轻松之感。所以明人的传奇杂剧种，凡是说苏州白的，或说杭州白的，往往都是丑角的口吻。在口语文学中间而方言缺成为丑角的谈吐，则方言文学之不被人重视又可知。
因为，我们可以说以往的文学路线，始终是“雅”的成分胜于“真”的成分。方言文学始终没有被人重视过，始终没有占到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
现在假使要转变这旧的路线，使“真”的成分胜于“雅”的成分，那就非改其道而行之、提倡方言文学不可。
方言中间，尤其是吴语、粤语，都占有比较广大的区域，更应当使这些地方的人，把他们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小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毫无纤毫隔膜地充分展示他们的性情面目。到此地步，方言文学就成为严肃的、正经的方言文学，再不是雅言化了的方言文学！更不是游戏态度的方言文学。
我与杂格咙咚集
接触到这本书也是挺巧合的。有一个朋友是专门收卖旧书的，听说我喜欢苏州话相关的书，就问我要不要。
那当然是选择要啦！
于是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这本书，一九八一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品相非常好，应该是从某个图书馆流出的。
作者是倪海曙，是一位文字改革活动家和语言学家，也曾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在彼时，中国大地上遍地文盲，倪先生认为“文艺应该接近更多的人”“在给人'看’的文艺之外，还须有给人'听’的文艺”，而这就催生了他进行方言文学创作的想法。
因此他耗费三年时间对《诗经▪国风》进行了翻译，并出版了《苏州话诗经》一书。他认为“国风也不过是古代的民歌”，因此诗歌翻译非常大胆，诙谐而幽默。
这些诗经译文，乍一看好笑，细品却又真真切切地表达出了原文的含义，只是以一种诙谐而接地气的方言方式呈现出来了。
就如序言里郭少虞先生所言，大多文人创作讲究雅，需雅得阳春白雪。而方言文学可以做到“真”，下里巴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呢？
倪先生说：
要使中国的文学语言更有表现力，我们还应该去发掘人民语言的宝藏，而方言文学的提倡就是发掘这个宝藏的一件实际的工作。
虽然我不是作家，也没有倪先生这样大的格局，但我可以把他的作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进行吴语方言创作。
文 | 予安
版 | 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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