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代，我们会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各国之间的人员和人才流动十分随意。譬如吴起就是卫国人，先效力于鲁国；后来在魏国大放异彩，最后又到楚国主持变法；譬如商鞅，生在卫国，在魏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政治机会就转投了秦国；譬如苏秦和张仪，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去自如，身份随意转换。
这些人就像我们今天的自由职业者一样，他们活得很随性，也很自我，只要工作和待遇不满意，跳槽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这样的群体覆盖面很广，游民、逃犯、武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在此之列。他们在各国之间肆意流动，朝秦暮楚，敌我界线很模糊，甚至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之中身兼数职。比如苏秦、张仪等人。
那么，为什么战国时代的人可以到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大家还默认这种状态呢？比如张仪分别在秦国和魏国当过国相，在秦国的时候，他忽悠秦国猛打魏国，后来在秦国失宠了，魏国一点也不介意，照样好吃好喝招待他。战国时代，只要大家不像商鞅忽悠魏国王子或张仪忽悠楚怀王那样把事做绝了，基本上只要你确实有点才能，基本上到别的国家都会得到聘用的。
这和今天某圈的感情关系有点类似，谁是谁的前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实有几分姿色！
有人说，这种不计前嫌是文化上的包容、气度上的恢弘，是令人向往和膜拜的古风。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破坏性极大，尤其是对政局稳定和权力巩固。所以，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这种作风基本上都是不被允许的，也没有大面积出现过。
即便是在重文抑武的两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由都没有战国时代这么璀璨。两宋由于宋太祖窃取了柴荣家孤儿寡母的家产，心里过意不去，也不太踏实，既明文规定后世皇帝要厚待柴氏子孙，还规定刑不上士大夫。而且两宋几乎就没杀过几个大臣，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薪酬也是从古至今最顶级的。但是，对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流派人士来说，他们的流金岁月还是战国时代。
为什么呢？是战国时代的政治比较开明吗？是战国时代的君王比较厚道吗？是战国时代的人性比较淳朴吗？显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一种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允许知识分子这么为所欲为，不受后来那些普世道德和规则限制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和东西才有资格任性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卖方市场的东西才有资格挑三拣四、任意妄为。在战国时代，那些散落民间的知识分子、有一技之长的人就是处于一种卖方市场，供不应求，所以他们不太受市场规则的限制。
这也是历史滚滚向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人才觉醒、生产力爆发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没有这一茬，就不会有后来历史的大气磅礴和波澜壮阔，也不会有后来历史种种圈内文化和各种圈子的无限内卷。战国时代是一个开放性市场，缺的是资源。
在周朝发明周礼之前，人类处于部落时代，基本上是一种自由市场也就是原始市场，各种市场行为全凭意愿和实力支配，我想揍你，而且也有这个实力打趴你，那就可以揍你，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老子愿意。
但是，周礼问世之后，权力和政治游戏的门槛开始被设置起来，以前这个游戏系统，大家是裸奔，现在各种各样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玩、什么样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升级有效，都开始有了相应的规范的。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游戏慢慢进入了规范市场。
但是，任何制度刚刚开始设置的时候，其实都是粗犷的，就和任何一个系统一样，随着运行一段时间，总会被发现漏洞的。
春秋之前的政治游戏其实就是简单的贵族游戏，甚至连这个游戏的外围活动，比如打仗，都得是有一定身份和条件的人才能参与。
还记得封建时代的基本结构吗？周王朝的老板叫天子，然后分封的各个国家老大叫诸侯，诸侯再把自己的邦国分成若干采邑，小老板们就叫卿（大夫），这些人才是真正权力游戏的组织者，剩下的全部都只能是看客。但是这些统治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他们需要一帮子人去落实日常的经营管理，这帮高级打工仔就叫做“士”。
是不是很简单的结构？三级承包！三级垄断！简单粗暴、等级森严地玩自嗨游戏。
这种市场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就好比现在很多落后的地方，很多市场和规矩都是提前划分好的，这一片归你，那一片归他，一般人没有能力打破这种市场规则，要想在那里混口饭吃，就必须要接受那种潜规则。
这种市场规则容易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恶性后果呢？那就是富者恒富，弱者恒弱。
如果你一出生不是贵族，你基本上是进不了权力市场的。不是明文规定你不能玩权力游戏，但是有各种门槛摆在那里，你对号入座地比较一下，就会有自知之明地明白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比如，玩那种高级游戏，需要智商在线，需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需要充分理解游戏规则，需要能适应那种游戏环境，但是，普通老百姓连如何填饱肚子都要绞尽脑汁，哪有机会和心思去琢磨那么遥远的游戏呢？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活在当下的，只要眼前的日子过得不轻松、不宽裕，基本上就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做更美好的憧憬了，
即便你几代人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出了一个脑子很好使、知识很够用的人，你还得想方设法地去搭桥铺路，去自我证明、融入圈子，头破血流的居多，展翅高飞的很少。
当然，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等级制度不是由来都存在的吗？当下的生活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也没见得有这么难吧？没错，现在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只要自己愿意拼搏，天空会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这主要还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有关。打个比方，水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但是只要你能在低处给水施加足够大的动力，水也不是不可以往高处流。
在春秋时期及以前，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导致很多民间力量和资源根本就冲不出去！这种市场是单向的、封闭的、死板的。
这种市场格局是不利于发展的，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各国之间、各个诸侯之间的综合比拼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反过来，各个的贵族也是这样，比不了别的，就比哪个平台更优秀。
像秦国和楚国那样的边疆小国，最初都不过是不足百里的弹丸之国，而且远在中央文明的最外围，如果没有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和机遇加成，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也许没过多久就被旁边的大户给吞并了。
但是，春秋时期这种简单固化的社会体系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大家普遍都比较讲武德。制定规矩的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守规矩，不想守规矩的人又因为实力不够，只能守规矩，所以，一眼看去，大家全部在循规蹈矩。
不肯击敌半渡的宋襄公被人嘲笑讽刺几千年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也并不是完全是他的原因，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气和行为准则制约了他。当时的战场规矩就是要堂堂正正、摆明车马，然后击鼓鸣金、来回冲杀。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宋襄公这个人，顶多只是反思一下那个事件的本身。时代的局限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打破的，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打破的。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认知到位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女孩子穿着十分暴露，顶多只会招致一些非议和怀疑，太坏了，又引诱我们干坏事！她们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女孩子！但是，我们把时光倒退，回到古代，看看是不是这种结果？不把你批成人尽可夫的牛鬼蛇神才怪！
这种认知的偏差往往还是不可解释的，解释没用！你说若干年以后，大家都喜欢露个大白腿，没人会信你的。就像当时有人跟宋襄公说，后世有一种最经典的战术叫半渡而击，大家打仗都是这么打的，他自然也不会相信。
人在自己已知的环境中是很难跳出来的，宋襄公想象不了后来的礼崩乐坏，我们今天经受几年内儒家思想的浸泡，也理解不了苏秦、张仪那些人的朝秦暮楚。
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就是那么简单，游戏规则就是那么纯粹，所以出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很二的事情，其实也是正常的。
大家都守规矩，看起来人人都是君子，这就是春秋多君子的缘由。但那些君子一般都是贵族，因为只有他们玩得起，不会穷生奸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任何规矩都是一种君子协议，周天子用井田、宗法、分封、礼乐等制度统治天下其实就是一种贵族游戏，贵族基本上都是愿意当君子的。
贵族之间的君子游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明令禁止平民的参与，只能是设置门槛来限制他们。咱这里最低消费8888，你要进来玩，先摸一下你自己的口袋，要自觉点，心里有点逼数。类似于今天的私人会所一样。
一套套复杂的礼仪、一出出难演的乐章、一篇篇晦涩的文章、一件件复杂的事情，你们底层老百姓想参与也可以，但是这些东西你们懂吗？不懂？不懂就乖乖回去学，就乖乖回去种地。
所以，春秋时期，贵族们张嘴闭嘴说的都是“礼”、唱的都是曲，唇红齿白两片嘴，吃的都是特供的粮食，平民们则心安理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特么都是命！总体上，春秋时期还是比较稳定和和气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那一套“以德服人”就不管用了，礼崩乐坏了，因为生产力发展了，突破了，人们的能力、智力和需求、欲望也都突破了。
在人的骨子里，一定都是有一种基因的，那就是，但凡有希望当大爷，没谁愿意当孙子。一个人见谁都叫大爷，绝对是因为长期过得不好，心气没了、信心没了、骨气没了。
生产力发展之后，平民家的日子逐渐宽裕了，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家里的余粮也越来越多，能给家人提供的专业学习条件也越来越多了，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也越来越多了。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
第一个，土地和人口价值越来越大了，诸侯之间的默契和礼节开始不牢靠了。道理很简单，蝇头小利大家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相互谦让一下，讲讲道理就完事。但是当利益的蛋糕大到一定的程度，绝大多数人忍不住了，必须霸占、抢夺。
第二个，诸侯之间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导致邦国之间经常上演生死时刻，生存危机也被无限要放大了。打输了，啥都没有；打赢了，也要死好多人；平民和士兵作为作战主体，自然就会更危险了。
第三个，原来的社会底层在自身实力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也会越来越不安于现状了。谁说我们天生就当不了大爷？谁说我们一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老子不服。
原来的“周礼”不再有很强的约束力，社会对生存的思考被“强大自己才是王道”所代替。
总而言之，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股暴戾之气，这股暴戾之气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需要发泄。
战国时代的时代旋律就是各个国家和社会人都意识到了，必须要尽快地强大自己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对于任何可以强大自己的方式和机会都不放过。
像王室之间的通婚、有能力的大夫养士、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利益驱动的背约、海纳百川地招聘等等情况都开始司空见惯了。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就是这些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立自己的小山头，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在生产力发展的倒灌作用下，周朝原来的市场秩序被迫做出改变。原来关起门来各玩各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大家都得敞开大门来招贤纳士，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开放性市场了。
但是，你打开门，就要那么多的资源往你家里涌吗？不太可能的。你还得去引导市场，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资源是受欢迎的，什么样的平台是值得你们注入的。
战国四公子家里豢养了大量的“士”都包括一些什么人？社会闲散人员、逃犯、打手、读书人、手艺人等等一应俱全！
你说这帮“士”真能即插即用地发挥很大的实质性作用吗？并不见得。比如说齐国的孟尝君被罢相后，他的三千门客便瞬间树倒猢狲散了，只剩一个平时不太显眼的冯驩对他不离不弃。
但是，为什么战国时代从国家层面往下都要养士呢？这就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了。你不养士，士都跑到别人家里去了，别人反过头来把你给弄死了；你养士，也有可能养的全是一帮酒囊饭袋，但也有可能养到真正的人才，然后帮助你稳住大局、再攀高峰。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是不是真的能养到有本领的“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诸侯和贵族们必须要摆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来，否则自己会死得很快。
这是一个开放性市场，也是一个倒逼出来的卖方市场，你认可不认可、相信不相信、重用不重用我，其实对于“士”来说，没有太多的压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万一你错过我了，我一展拳脚的时候伤到你了，你也就别怪我了。
一人可兴邦，一人可亡国，这在战国时代特别常见，这种情况下，诸侯怎么敢不去赌？怎么敢太挑剔？所以苏秦、张仪之流才可以满世界去兜售梦想。
但是，这种原始的开放性市场，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各种审核机制和评判标准不健全，鱼龙杂混难辨真假，滥竽充数不知有无，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处招摇撞骗。比如苏秦骗秦国不成功，可以去赵国，赵国还不行，可以去燕国。
张仪刚出来混社会的时候，有一次被毒打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媳妇，看看自己的舌头还在不？只要有那玩意出来，自己迟早能混出个名堂来。因为总有一个人会相信他，或者不敢不相信他。
这种开放性市场在现实之中也很常见，最大的问题就是，突然打开市场，没有市场门槛了（或者说门槛极低），大量资源蜂拥而至的时候，你是很难筛选和把控的。
像苏秦、张仪那样的人，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环境中，他们是很难成功的。很多草创阶段的公司，最牛逼的业务其实就是做PPT，没事的时候自己骗自己，逮到机会就满世界去忽悠别人。
战国时代的“士”，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核心底层基础和资源，由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功能角色在往上移，从而导致了整个战国时代的纷乱。此后，这样一个阶层，会一直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几乎每次历史动乱都少不了他们的影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说的是一个“士”的四个阶段性目标。学本事叫修身；辅佐大夫们叫齐家；治理邦国叫治国。平稳天下叫平天下。
这些士因为宏大的理想、失灵时不灵但是效果显著的作用力，对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在战国时代，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都是放眼天下，他们辅佐你是你的荣幸，如果你不用他，或者没有用好他，那都是你自己的原因，所以他们背叛你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有的是接盘侠。
而对于诸侯来说，其实很简单，但凡有得选，谁特么愿意用二手货？还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二手货！但是，他们没得选，尽管她以前有好多情人，但是你自己连老婆都娶不上，你继续一个人给你生孩子，她说她愿意给你生、还信誓旦旦地说她能生，你拒绝得了吗？
最后说一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不要觉得历史太过于诡异，其实很多事就是因为吃饱了没事干。人只要有闲钱闲功夫，难免会弄出点动静出来，战国时代的纷乱本质上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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