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早上9时57分，周总理于北京病故，寿终78岁。半生的革命生涯，二十多年
在1967年春的一天，当“十年动乱”的狂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收到了一笔12000英镑的汇款和一封未署名的信。从信上获知，该笔钱是我们一家金融部门长期在海外工作的一对夫妻二十多年的存款，他们希望用于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建设。由于那时候国内形势较为混乱，他们认为，把钱直接交给周总理，是最放心的。对国家而言，这些钱或许微不足道，但却表达了这对夫妻的爱国之情。
工作人员将这事汇报给周总理，总理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表示：其精神可嘉，可是个人收入交给国家，国家不能收。周总理让工作人员转交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代保管，经核查后退还本人。
之后，该款项便以专用账户存在银行。调到上海工作后，胡立教又委托中国银行行长乔培新代为保管。接着，有关方面经多方了解，最终查明了捐款者是中国银行的刘本堃夫妻。该笔钱是他们节衣缩食积攒再加上归国前卖掉房产所得的。1988年，领导批示，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精神，把钱退还。可是刘老夫妻怎么说都不收。
1994年刘本堃因病住院治疗，家中花销非常大。到了这个时候，他老两口早已退居二线好多年了。乔培新老行长建议借刘本堃需要用钱的机会，再把钱退回去，并搞好解释工作，对于此事，银行的有关同志数次做老人的工作，但刘道蕊老人依然不愿收。之后，老两口表示愿意把所有本息款项捐给中国银行，以奖赏在总行机关有杰出贡献的青年员工。
为了尊重两位老人的意愿，中国银行决定开设“刘本堃优秀青年奖”。以基金利息奖励一批有志于为推动中国银行工作的进步而努力奋斗的青年员工。王雪冰行长在批示上说：
“刘本堃夫妇应该受到嘉奖和感谢，这件事情应该给予报道和宣传，这也是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培养。”
刘本堃生于1913年，1933年考上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就在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七七事件发生了。由于在北京没有工作，因此中国银行上海总部在北京招聘员工的时候，他参加了考试并被录用。到了上海，上海就沦陷了，中国银行已经迁入租界，到处一片混乱。行方决定，所有新入行的新行员保留行籍，一律解散。之后刘本堃到了南京市，想在那里找一份工作，但是兵荒马乱当中哪里有工作可找，他辗转又返回北京市。
刘本堃1939年春收到中国银行总行的通知让他来上海报到。1939年冬入行当试用员，一年后转为正式行员。
1941年12月初，银行派刘本堃去香港中国银行工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波及，香港中国银行所在地的德辅道遭受袭击。无可奈何下，刘本堃与其他员工带着香港同胞们和一部分银行资产撤离，那时候，交通条件很差，他们历经几个月的餐风露宿，跋山涉水，最终到达“大后方”重庆市。
1943年，刘本堃被派往英国伦教中国银行。这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漫漫长路舟车劳顿，走走停停历经半年多，不但旅途劳累，并且还常常有战火袭击，最惊险的一次，他搭乘的货船在出地中海时，居然差点遭到了战机的袭击。
到了英国之后，刘本堃非常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战火又起了硝烟，他对国家发展前途忧心忡忡。接着他陆续听到各种各样的评论，慢慢意识到社会主义将是将来中国的希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国外的中国银行何去何从，是每一位中行人的一种选择。尤其在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英国伦敦中国银行是倒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或是回到祖国？银行员工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本堃等进步工作者坚决拥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回归祖国。刘本堃与伦教中国银行副经理楼福卿等进步工作者历经了曲折的斗争，他们团结一致，最终于1950年初宣布起义，并接受总行领导，致电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护产护行等候接收，进而防止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在中英建交以后，中国驻英机构对伦教中国银行十分关心，在传达文件、详细介绍国内形势、安排周末活动等，大使馆都邀约中国银行员工参加，在了解中，刘本堃明显感受到，祖国对国外游子的关心。回过头看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回国，参与到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中。
1933年组织安排刘本堃回国观光。一路上，他见到尽管还很贫穷的祖国，可是人们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劲头强劲，四处如火如荼。回到伦教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向妻子郑重其事地提出想回中国，二是第一次向党组织坦白自己想申请入党的心愿。
真爱不分国界，不分肤色和语言。他的妻子刘道蕊（本名多利，和刘本堃结婚后取名字刘道蕊）是一位经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女孩，自然了解祖国在自己心中的分量。在她和一个中国青年谈恋爱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民族遭到严重灾难的时候，她并沒有想过到中国来生活，她深深地爱着的丈夫提出要回中国的想法后，刘道蕊很惊讶：两个人一同建立了家庭，拥有了自己的轿车，一定的财产，出世在伦教的孩子已经上学，如今要抛开优越的生活条件，去一个依然贫困落后的异国他乡，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感觉到了从没有过的不安。
可是，这位1940年进入中国银行伦教分行工作的中国银行国外员工，在工作和与中国员工的相处中愈来愈感受到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嫌母丑”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中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海外华侨回归祖国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对于丈夫的想法她可以了解。
1957年春的一天，刘道蕊到移民局，注销了自己的英国国籍，申请办理了移民中国的流程手续，加入了中国国籍。
回到国内后，刘本堃和刘道蕊被分配到营业部做最基础的工作。他们的献身精神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仅沒有获得肯定和称赞，反倒常常被监视着。
刘本堃在营业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觉基本上所有从海外回来的专家和业务骨干，都从事与其工作能力极为不相称的工作，这样的状况很明显是政治歧视。这样的用人方式，严重损伤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经过反复思索，他给行长乔培新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没多久，一大批从海外回来的同志陆续被调整到比较重要的管理部门，刘本堃被调到了研究所。
可是，研究所沒有指派他去从事最了解的英、美和欧洲地区经济研究工作，只是让他独自一人从事那些从没进行过的非洲经济研究。对这样的事情，刘本堃并不在乎，他觉得干什么工作都能够对国家有一定的贡献，只需用心去做，那些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变得与众不同。
一年后，因为勤学好问，累积了大量的国际金融工作经验，对非洲经济金融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没多久，他就被调至中国人民银行的海外办事处。他在这里游刃有余，卓越的工作才能获得充分发挥。
曾一度受委派给中央的领导同志担任翻译，接待国外经济和金融这方面的领导人员；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工作期内，刘本堃还为他当过翻译；也曾一度随我国金融工作代表团去欧洲地区、拉美、北美等地调查访问；1988年，早已退居二线的刘本堃还代表中国银行前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世界金融研讨会。
归国后，为实现入党的心愿，他常常向组织报告意见和工作。1979年，年已66岁的刘本堃，在经过党和组织对他二十多年的考验后，终于入了党，实现了他一生的最大理想。他朗读入党誓词，回忆自身经过的坎坷一生，心潮澎湃，久久无法平静。几十年来，党支部的很多同志都被他的勤奋努力以及爱国心打动了。
1983年，刘本堃退居二线，但仍留在经理室，继续担任较繁重的业务领导工作，1989年才正式退休。从此之后，他一直受聘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副教授，主讲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和英文之类的课程内容，直至l994年在生病住院治疗期内，前后10年。多年来，他参加了人民银行财务年鉴的编纂工作，并多次在中国银行总行机关为学英语的同志举办业余组加强班，为中国的金融工作培养人才。
在来到中国以后，刘道蕊也曾在政治上遭受过歧视，工作也一样遭受不合理的待遇，较长一段时间都被指派到营业部做一些普通的工作，之后又被调动到教学岗位。尽管这样，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多次被评选为优秀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教师和劳模。1985年，这位中国籍英国老人在67岁高龄时，终于实现了她生命中最伟大的追求一一光荣入党。
这样的爱国爱行精神和提携晚辈成才的善举，更为他们艰苦朴素的精神打动。他们家里的摆设家具非常简单，一套沙发早已不太适合使用了，可是他们都不舍得换。刘本堃一双旧式帆布鞋的右脚鞋跟早已磨出了一个大窟窿眼，而左脚鞋跟早已出现了较长的裂缝。人们莫不百感交集地对老人提出，为什么不把那些钱用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这两位老人家说：
“钱财，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身家’，却不能反映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假如把个人的收入都用于享受的话，那么生命奋斗的意义便会丧失。我们捐出了那些钱，并沒有什么地方值得称赞的，能接受到奖励的人才是值得庆贺的。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中国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勤奋和拼搏。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和激励，让他们更上一层楼，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这就是这对中英夫妻——两位老中行人的中国心和中国情！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爱国志士们不畏艰难，发愤图强，将个人的价值融进祖国发展的事业中，扛起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自古中华民族更不缺乏英雄，他们或用鲜血，或用汗水，或用墨笔，锻造了伟大而深邃的民族精神和灵魂，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使我们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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