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内忧外患时期之下人们意图改变窘境而提出的变革思想。从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到底应该用何种思想和方法来进行变革这一争论就变得十分激烈，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从中作梗，各个派别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乱成一锅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翟秋白等人为代表的“科玄争论”成为了当时的热点话题。简明扼要地来讲，“科玄争论”是有关思想与哲学方面的内容辩论。例如，胡适、陈独秀等人认为，科学才是世界的本质，任何事物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人的主观思想也依赖于客观科学。
然而梁启超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人的主观思想和科学是两码事，科学是物质层面的，而主观思想是人的特有产物，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人的主观思想。当时这场嘴仗打得十分激烈，谁也不让谁，几乎整个文坛的人都纷纷发表观点并选择其中的一派进行战队。
经过两派的辩论和斗争，赞成科学能够解释万事万物的一方获胜，梁启超为代表的的一方失败。本来此事能够慢慢趋于平息，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导致了这场风波再次翻倒波澜，此人就是泰戈尔。一个看似与中国以及“科
印度贫富差距悬殊，泰戈尔幸运地降生在了印度的一户富有人家里。或许是泰戈尔继承了父辈的优秀基因，亦或许是泰戈尔天赋异禀，他从小就对书上的风雅词句十分感兴趣。从小生长在富裕的环境之中，再加上优良的教育资源，泰戈尔在他八岁那年就开始写诗，他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也与崇尚自由浪漫和博爱有关。
泰戈尔即将成年的时候，他的家人把他送往英国读书，所选择的专业是法律。然而泰戈尔只在那里呆了两年就又回到印度了，因为相对比较严肃呆板的法律条文，自由自在而风雅蹁跹的诗词散文更适合泰戈尔。泰戈尔回到故乡以后继续潜心于文学创作并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作者。
由于印度始终被殖民以及战争问题所困扰，泰戈尔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大篇幅地提倡爱国主义以及摒弃那些宗教遗留糟粕。泰戈尔及其作品传遍世界各国以后，我国当时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泰戈尔的赞美和崇敬之情，陈独秀还曾亲自翻译过泰戈尔的著作。
1924年，泰戈尔受邀来中国访问并举行巡讲，此时的泰戈尔已经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六十三岁老者。然而得知泰戈尔是前来巡讲的陈独秀忽然态度发生了转变，之前还因赞美泰戈尔而主动翻译文章，现在竟然“兵戎相见”，陈独秀为此特意发表了谴责讽刺泰戈尔的文章。
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呢？是什么原因让陈独秀突然改变态度呢？理由还是那个当时论证不休的“科玄争论”问题。本来泰戈尔来访是一件值得欢庆的事情，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当时没有充足的接待条件，生怕招待不周，蔡元培就拜托梁启超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不知全貌的陈独秀听闻此事以后极其愤怒。
因为他以为泰戈尔是梁启超请来继续争辩科玄问题的救星，甚至觉得梁启超和泰戈尔是一伙的。因此陈独秀、胡适等人听闻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拿起笔，深刻的批判谴责泰戈尔。十分激动的陈独秀还大骂泰戈尔是一个不怀好意、霍乱中国进步思想的老人妖。
究其根本，陈独秀此举是源于愤怒和恐惧的心理情绪，愤怒的是在他看来梁启超邀请别国文学巨星来中国巡讲是卑鄙的手段，恐惧的是担忧好不容易兴起的崇尚科学观念再次因泰戈尔的到来而消沉。
因为泰戈尔是一个十分崇尚自由的人，他曾多次提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他觉得西方文明对物质太过于注重，早晚经不起推敲。而东方文明才是应该推崇和发扬的，因此他认为中国不必完全照搬西方文明思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这些思想没什么问题，甚至能体会出泰戈尔在思想上有不凡的高度和远见。但是在“科玄争论”十分激烈的背景之下，这些观点就尤其敏感，因为它关乎到变革思想和方向。陈独秀等人认为泰戈尔所要宣传的思想会让那些保皇派更加猖狂，甚至会被一心想要复辟的人所利用。
陈独秀的做法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偏激，但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种种矛盾危机，好不容易有进步青年把崇尚科学之风带到中国，若是因泰戈尔的来访和演讲而被心怀叵测的人阻拦，那可就功亏一篑了。
因为当时的中国迫切地需要变革和革新，泰戈尔的话虽然没什么毛病，但是“科学只能带来生活上的物质便利”这种话不适合在当时的背景下拿出来宣传，很容易被人歪曲误解。
事实上泰戈尔的思想不是片面的、单一的，他虽然强调东方思想的优越性，但是并没有否认中国的变革。泰戈尔曾经明确地向冯友兰表示过，中国应当用学习科学的方法改变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场闹剧的原因就是泰戈尔的思想正好与当时的“科玄争论”无意间凑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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