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军管会在奉命接收市财政局时,遇到了一件新鲜事:财政局长汪维恒竟然说自己25年前就入了党是1924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并声称潘汉年可以为自己作证。
出生于诸暨的汪维恒,曾是浙军中“有油水”的军需官。但他的志向不在捞钱,而是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并于1924年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党员。
北伐战争中,浙军被孙传芳打败后,汪维恒表面做小学老师,暗地里却是诸暨地下组织部长。“四一二”政变后,诸暨县委密谋组织暴动,因组织不力计划败露,金城书记在撤离前指示他利用曾在军队任职的有利条件,再次打入敌人内部。并和他约定,今后组织一定会来联系他。
汪维恒经老友介绍加入国民党军队后,因后勤保障工作得力,得到了张治中和胡宗南的肯定。尽管如此,汪维恒内心还是一直很苦闷,因为组织上一直没派人来和他联系。
1937年夏天,受李克农委派,沙文威找到了学生时代的熟人汪维恒,问他愿不愿意为“家里”出力。等待已久的汪维恒毫不犹豫地应答了。
不久,汪维恒把一份国民党军队基本情况的资料交给了沙文威。在被调到西北任职后,党组织随即又为他新派了联络人,但不久后即被国民党暗杀。汪维恒重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在与组织失联的日子里,汪维恒对党的执着从没动摇过。当时八路军的后勤保障是由国民党供给的,不免经常遭到刁难。汪维恒就利用自己分管这方面事务的便利,巧妙斡旋,使我方得到的物资尽可能满足需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维恒利用创办“军需班”的机会,把多名爱国青年从胡宗南手中解放出来,安插在敌人内部为国家效力,或是让他们重获自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民党方面凡有重大的行动,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汪维恒总是会提前知晓。就在胡宗南调集部队,准备偷袭延安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汪维恒冒险找到钱之光,并由他牵线,面见周恩来,把敌情作了汇报,使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迅速破产。
汪维恒虽身居要职,但工作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难免得罪“皇亲国戚”,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有一次,有人向汪维恒反映:胡宗南部一师长涉嫌公款私用,并兜售劣质鞋。但汪维恒展开调查时,却遭到了蒋纬国的报复,随即遭到撤职。多亏何应钦建议重查才最终还了清白。但汪维恒经历此事后,感觉再干下去也倍加艰辛,因此坚决要求辞职。
恰在此时,陈诚却要求汪维恒到身边出任要职。此前,陈诚在与汪维恒共事时就对汪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很认可。而且陈诚本人在国民党内也是一副清廉形象,与汪维恒是惺惺相惜的知音。再加上陈诚本来就与胡宗南不甚和睦,胡宗南不要的人,他偏要重用。
汪维恒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及时传递出去,为中共战场上胜利提供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意欲堵截的消息,就是由汪维恒提供的。刘邓大军突破封锁顺利前进,拉开了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年,国民党兵败前夕,陈诚命汪维恒随他去台湾。这让汪维恒十分为难。此去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但却可以给中央传递台湾方面的很多重要情报。思来想去,汪维恒最终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选择去了台湾。
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上级指示汪维恒想办法重返大陆,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于是他找到陈诚,以母亲病重需要服侍为由,要求回去。为了不引起陈诚怀疑,汪维恒选择只身离开,而把家人留在台湾。好在最后家人被组织设法接回。
返回上海的汪维恒,被陈诚任命为淞沪补给区副司令。而老上司陈良那个时候正任着上海市代市长,在陈良的要求下,汪维恒同时兼任财政局局长和银行董事长。
这时上海被全面包围,汪维恒无法与组织联系,只好孤身继续战斗。他积极劝说陈良及早与腐朽的蒋家王朝决裂,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
这样一来使上海的户籍资料、账册、银行存款得以保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上海助了一臂之力。
上海被中共接管后,汪维恒在向解放军移交权力时,想起了自己去台湾时沙文威曾经说过的话:“我的上级是潘汉年,一旦发生意外,你的党员身份将由潘汉年负责证明。”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而潘汉年也证明汪维恒所言如实。解放后,汪维恒开始以一个共产党的身份继续为人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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