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评“一人犯罪影响家属考公”，一口气说了近20分钟，旁征博引各种理论，很多人却不买账。
为什么呢？因为脱离实际，不接地气！
罗翔引用了康德的报应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报应主义认为，刑法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主张符合普通民众的认知！
报应主义主张对等报应，罗翔举了个例子：张三杀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张三复仇，不能连带张三家人。
但这个例子很不恰当，这是私刑复仇，不属于刑罚范畴。
实际上，对等报应也很难做到。
因为人只有一次生命，杀了两个人，也只能执行一次死刑。
边沁的功利主义立足于预防犯罪，以最小的社会痛苦，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刑罚不足以遏制犯罪，那么这种刑罚就纯粹是一种浪费，它比多余的刑罚更为有害。
按照功利主义观点，如果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刑罚都不能遏制谋杀罪，那么杀人犯就不用负刑事责任。
这不是谬论吗？
功利主义有两种主张，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也就是杀鸡给猴看，对犯罪人施加惩罚是为了威吓社会公众，让他们不要以身试法；特殊预防针对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们将来再次犯罪。
这些观点有什么问题吗？
完全就是站在罪犯的角度，而没有考虑守法公民与受害人的感受。
边沁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确实是一种进步，但也有局限性。
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太过强调刑罚的预防作用，而忽视了保护法益的作用。
预防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保护也应该分为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
一般保护是指，剥夺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的生命或者自由，让他们不能继续犯罪，这本身就能避免对守法公民的伤害。
特殊保护是指，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一种安抚。
如果量刑过轻甚至免于处罚，就会导致“张扣扣”式的私刑复仇的悲剧，社会危害更大。
犯罪的原因千差万别，涉及多种因素，可不仅是法学这门学科所能解决的。
例如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主要是经济学问题；再如青少年误入歧途，很多是社会学和教育学问题。
法学界虽然反对古代法家的“重刑主义”，却主张另一种“重刑主义”，夸大刑法的预防作用。
刑法理论发展到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重罪轻刑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废除了死刑，即使还没有废除的国家，实际执行的案例也很少。
例如日本，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个位数。杀害江歌的陈世峰被判20年，在当地的司法环境下，也被认为很重了。
在我国，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标准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不高！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统计过2004~2021年的4760起单人单罪的故意杀人案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不到20%。
法定从轻情节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
酌定从轻情节有：坦白，悔罪，被害人过错，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因婚姻家庭、恋爱情感纠纷、民间矛盾引起、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等。
2、无论凶手杀了多少人，死刑只能执行一次。
3、执行死刑方式相对文明，我国是枪决或者注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绞刑、电椅等方式。
但是罪犯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相当残忍。
例如，最近的蔡天凤碎尸案！
遗憾的是，香港已经废除了死刑，凶手最多被判处终身监禁。
4、凶手给受害人家属带来的经济损失大概率不能完全弥补。
故意杀人犯附带的民事责任包括丧葬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等。
如果凶手自己没有足够的财产执行，那么受害人家属除了精神损害，还要遭受经济损失。
有的被害人是家庭顶梁柱，子女失去了经济来源，不能受到良好教育，一半辈子都被毁了。
如果凶手家属有能力支付，还会要挟受害人家属签署谅解书。
5、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较轻，最多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但给受害人家属带来的痛苦一点都不少。
6、经济犯罪不会被判处死刑
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几百亿，许多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
例如e租宝，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泛亚案，主犯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很多法学界人士提倡废死，动机各不相同！
有的是学术上的傻白甜，没有认识到人性的险恶，认为“废死”是一种社会进步；更多的人则有利益动机。
2011年，挪威爆发于特岛惨案，凶手的动机竟然是为了恢复死刑。
这起惨案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结果在法庭上发生了荒诞的一幕：检察官拼命证明凶手患有精神病而不用判刑，而凶手却力证自己有罪，应该判处死刑！
在重罪轻型化的趋势下，“一人犯罪影响考公”多多少少增加了犯罪成本，起到一些平衡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平衡，最大受益者将会是谁？
这恐怕是大家反对的最大理由！
罗翔虽然口说“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其实是“功利为主，报应为辅”。
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
这个观点错就错在低估了犯罪对直接受害人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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