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永，于1951年农历六月十二日出生在三清山的上西坑村。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怀玉山、三清山、紫湖等地的农村中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40年。曾担任过教导主任、校长、工会主席等职。在教育教学工作之余，酷爱文学创作。
先后出版了《三清山的传说》、《中国三清山》、《传奇三清山》。
难忘师恩
陈正永
惊闻95岁高龄的江西师大中文系刘方元教授于2011年1月11日去逝的噩耗，我悲恸不已。刘方元教授是我学生生涯中的最后一位老师，是我最崇拜，对我恩重如山的老师。我第一次与刘教授见面时，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
我是幸运儿，1971年成了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当年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教育学院合并，受当时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的指令，学校搬到井冈山拿山沟边，改名为井冈山大学，并借用军队班排连的建制，中文系叫中文连，外语系叫外语连，系主任叫连长，还有指导员什么的。入学第一天，汽车把我们拉到学校时，已是日落西山了。去接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带到一幢油毛毡搭成的食堂里，一个年逾半百、头发花百、戴着眼镜、衣衫破旧而整洁的老人在打饭菜。我想，这一定是老工友了，就把碗伸进去，粗着嗓子说：“老师傅，来四两。”
第二天，这个“老工友”来到我们宿舍，问长问短。并说，今后要和我们在一起。我想，你做饭，我读书，怎么在一起呢？我试探地问：“老师傅，你是驻校工宣队吧？”
他笑着说：“没有这个资格。我是书蠹。'反动学术权威’，我姓刘，叫方元，你们就叫我老刘吧。”
我明白了，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我不禁肃然起敬，脸上火辣辣的。
刘方元老师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后来，我就常到他寝室去。他的房间布置极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到处都堆满了书。那年月读书是有罪的。我到校后想读点书，可是学校图书馆尽是毛主席著作、马列六本书和一些批判什么的材料，真乏味。我就到刘老师那里借书。刘老师把一些好书借给我，还挤出时间为我讲解，又督促我自学英语。我读得入了迷，班上就开会批判我“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我极为恼火。刘老师安慰我，开导我。后来我干脆在刘老师房间里读书。他的寝室成了我的避风港。
刘老师无微不至关心我的生活。拿山沟边的蚊子特多。我家在农村，极穷。没有蚊帐。夏天一到，刘老师就送来了蚊帐。中秋节到了，刘老师送来了月饼和水果。冬天到了，刘老师送来了绒衣绒裤、棉背心。记得那年秋天，学校派我们到井冈山的罗浮山砍树建房。去时天晴，第三天下雨了。山区的秋天，一下雨就转冷。我正冻得发抖，无可奈何时，刘老师托人带来了雨衣和毛衣。当时我真是热泪盈眶，哪有比寒中送衣的恩情更重呢？刘老师对我的关心胜过我的父母。
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学校又迁回南昌，恢复了“江西师范学院”校名，取消了军队建制，仍称中文系。进城后，我就开始“洋”起来，一切似乎无所谓，经常上街逛公园。刘教授发现后，时常给我敲警钟。有一次，我从公园里摘了一朵山茶花插在床头上，不料被刘教授看见了。他问我从哪里摘来的。我直言不讳。他一听是公园摘来的，立刻沉下了脸。我还从来没见过刘教授发脾气哩，心里极感不安。嘴里嘟哝着：“摘一朵山茶花有什么了不起！”他更生气了，问我：“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公园会是怎样呢？更危险的是你这种一切无所谓的思想，将来会犯错误的。”说得我无地自容。
更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刘教授是我的引路人。我们原本认为井冈山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后来听说是师范学院，大家都软了半截，不愿去当“孩子王”，不愿去做“照亮别人毁灭自己的蜡烛”。刘教授耐心开导我们，跟我们讲当老师的好处。他说老师是一种受全社会尊重的崇高职业，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火炬手。他如是说，也是如此做。不仅自己热爱教育事业，而且鼓励子女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子女中有5个人当教师。在刘教授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立下了终身从教的志向，并在我从教40年中，也像刘教授那样关心爱护我的学生。
我不仅在母校就读期间得到刘教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谆谆教导，而且在我毕业后的三十多年中仍然得到他的关心和教育。三十多年来，我们飞鸿不断。我寄去了难题，也寄去了深情的问候和遥远的思念。他寄来了答案，也寄来了谆谆教诲。1979年，我报考母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又是刘教授从遥远的母校为我寄来了一大摞考研必读的教材。1984年，我当上了三清山中学校长，刘教授又及时寄来了语重心长的教导。他在信中说：“当了校长不比一般教师，更要注意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给周围的师生以良好的影响。特别是在改革之风遍及各行各业之际，更必须考虑，如何革弊创新，提高教学质量，为实现四化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材。”老师啊，您对我真是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我每前进一步，都渗透了您的心血。
刘教授在教书育人之外，坚持笔耕不辍，已是著作等身。在《方元诗词选》中有一首专写我的，标题是《怀正永》。诗写道：“正永我徒恩义长，情深师友久难忘。年年馈我清茶好，渴饮三杯涤俗肠。”为报答师恩，我每年寄点粗茶给他。这本不足挂齿，可恩师却形之于诗，现在读来更觉“情深师友久难忘”！
在刘教授“人生应有所建树”的影响下，我也操起粗笨的笔，学着爬格子，也时有“豆腐块”见诸报尾，最终形成了6本书。正是笔头惹的祸，2001年，一场著作权纠纷官司惹上身。7月5日我进京打官司在南昌火车站转车时，86岁高龄的刘教授顶着炎炎烈日，由女儿燕云搀扶着赶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并掏给我还带体温的人民币！我的感激之情真是难用言辞表达。
我与刘教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国庆节期间，母校召开中文系七三届毕业30周年同学会，已是88岁高龄的刘教授格外清瘦，但精神矍铄。他用诗在大会上发言，赢得哄堂掌声。那以后，我们只是保持电话联系。现在，刘教授离开我们，但他对我似海深恩，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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