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纪念那些被社会糟害过的女性
兰卿姐是我的老街坊,她只比我大姐大三岁,她两个算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济南女中的同学。我大姐15岁济南解放那年,家里再也供养不起,初中一毕业参加了华东野战军人民文工团,现在是离休干部,正高职称。每月近万元的离休工资,正享受着老来的天伦之乐。而兰卿姐比我大近二十岁,我只所以叫姐,完全缘于她是我大姐的干姊妹。
兰卿姐年轻时,要比我大姐漂亮得多。是当时商埠上有名的美女。高挑身材,丰乳细腰,面白唇红,一张瓜子脸,见人就含笑的一双杏仁眼。当时一条街上的女孩子中,读女中的学生本来就少,她和我大姐是济南女中的同学,经常同来同走又是邻居老街坊,所以经常来我家找我姐玩。
高中没毕业,兰卿就嫁给了国民党军的一个上校团长,当时可谓风光极了。那国军团长抗战光复后收复济南,进城后一身美式军装,年轻英俊,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就是坐美式吉普,身后跟着个挂盒子炮的勤务兵。每当这对郎才女貌的新人,从我们这条老街上走过。满街上,只留下那高腰马靴和高跟鞋嘚嘚的踢踏声,和街坊们眼中那些羡慕的目光。
可惜好景不长,济南战役就打响了。在城东砚池山战斗中,这位团长没能顶住八路军玩命的猛烈攻势,把砚池山给丢了,团长满身血污狼狈地跑进城来,被济南卫戍司令王耀武,震怒之下一枪给毙了。这兰卿姐从此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海之中。
上面这档子事,都是我妈给我讲的。解放那会我还没出生呢,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历史就是那么能抓弄人。
兰卿姐解放后,就考进了济南成通纱厂。虽说是守寡,可带着一个大我两岁的上校遗腹子,一个人有工作有进项,家境还不算太紧把。丈夫殁了,这孩子没见过他爹,避嫌也就随了娘家的姓。叫李玉杰,我们两个在同一小学就读。她曾指着我对玉杰说:“别看他岁数比你小,可按辈分,他还是你的舅舅呢。”
我也常去找玉杰玩,喜欢看着她摆弄那台摇把上弦的老式留声机。听一听那些说不出名堂的老歌,和梅派,马派哼哼呀呀唱的京剧;我不太喜欢那些慢腾腾的名家唱段,倒是很稀罕兰卿姐家里的没见过糖姜片、果脯等些小零嘴;更喜欢那二楼上大玻璃窗,和洒满阳光、略带一些花草香气的亮堂房间,能一眼望见南山的青翠;欣赏兰卿姐那有文化的女人的气质,她常常在家里,身穿着碎花布旗袍、凹凸有致的身材,一走近就能闻她那身上,隐隐散发出的少妇的清香。她时不时抓把瓜子,或几块硬糖塞我手里。我总是感恩似地叫一声“谢谢兰卿姐!”。可我慢慢发觉玉杰那种厌恶我的目光,和待答不理的神态。李玉杰对我的冷谈,让我自尊心受了伤害,慢慢我也去的少了。
一个经常接济她孤儿寡母的中年男人,'四清'那年,在四里山北坡的柏树林子里上吊自杀了。听说是无线电X厂的采购,一个“四不清”分子。我们几个半大小子忙不迭的跑去看,只见一领破苇席下露出一双裸着的脏脚丫。我们始终没人敢掀开那领破苇席,看看那“四不清”男人的模样。
’四清'还没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街道上头一个就抄了李兰卿的家。从她家抄出来的钟表、家具、瓷器、玉器、字画等,在马路边堆了很大的一蕞。特别是那柄玉如意,我从来都没见过,也算开了回眼。我想上前去摸摸那滑润的把柄,被那个高个子红卫兵一把给拽了个趔趄......。
从妈的嘴里才知道,她原来竟是被王耀武毙掉的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从此我对兰卿姐亲近的眼神慢慢的变成了厌恶.......。闹半天,什么有气质的女人,简直她就是那种化装成美女的毒蛇。而她在家里也再不敢穿那种好看的碎花旗袍,而换成了普通蓝灰色的女制服。出门到街上,那细腰再也挺不直,摑着个腰,变的越发丑陋起来。
街道上批斗“历史反革命、女特务、女流氓李兰卿”大会开始了。几个慷慨激昂的“红卫兵”列举了李兰卿的几大罪状,那国民党团长不知杀害了多少解放军?她却花天酒地当反革命官太太;解放后守寡还不老实,和“四不清”男人睡觉,乱搞破鞋,妄图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偷听黄色戏曲的等等、等等。我当时被红卫兵的揭发的材料也变得激愤起来,想到她的男人曾亲手杀害过那么多我们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我就义愤填膺,一想起她不守妇道,还胡乱勾搭其他男人。就觉得这种女人无比的可耻、可恶。当会后要准备押她去游街时,我奋力挤过人群,上去就狠狠地扇了她两记耳光……。
脖子上系着一双黑系带女士方口布鞋,胸前是“历史反革命”,背后是“女流氓、破鞋”一头烫过又梳开的短发,挡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喷气式的拱了半天,她已经挪不动步了,被两个红卫兵拖扯着,就这样在市中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游了三天街……。
李兰卿的工作被开除了,理由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优秀青年都没有工作,怎么能养活反革命遗属?她也被从楼上那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撵了出来,搬进了胡同口两间低矮的小屋。不游街的时间,她要清扫我们纬一路这条老街和临街的一处公共厕所。几天不见,她的半边秀发就被剃光了,变成了阴阳头。人也明显的瘦了下来,腰也显得更加佝偻,见到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急忙往头上拉那暗绿色的花格围巾,试图遮盖住那光秃秃的右半边脑袋。再也不会主动笑嘻嘻的抓给我半把瓜子或者糖块。我呢?那年头恨她还恨不过来,谁还会搭理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67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济南有了工人武装组织“文攻武卫”。一人手里拿一根红白相间的米把长、虎口粗的木棒子,俗称“棒子队”。解释说红头对付“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白头专打那些“地、富、反、坏、右”,由他们负责治理整顿社会治安,坚决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也许是感觉到这寡妇娘们还有油水可榨,也许是闲的实在无聊,又把李兰卿抓了进去。游街的形式也变得先进了。犯人们都押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的,胸前挂着硕大的白纸牌子,后面一车身着蓝布工装、带红袖箍的、雄赳赳的文攻武卫战士。浩浩荡荡的,两个多小时,全济南商埠、老城全都转遍了......。
同学石五的三哥就是那“棒子队”的队员,反正不用上学,都去闹革命了。走他的门子,我们一大早就溜进那戒备森严的“文攻武卫区指挥部”里去玩,想瞅瞅文攻武卫究竟干些啥?顺便也看看那些被审问的各类地富反动分子们的洋相和丑态。
“这不是咱街上的那个破鞋娘们嘛?”石五把我拽进了一条黑暗走廊里。透过窗户我看到屋内只有一把椅子上绑了个人,正是李兰卿,头顶上一盏大灯泡还惨白的亮着。她被五花大绑的绑在一把木头椅子上,长出来的参差不齐的短发遮盖住了半张脸,另外的那半张脸通红的肿胀着。头无力的耷拉下来,嘴角流出一股子血丝。一片衣襟被扯开,露出大半拉白花花的乳房,身边并没有什么人。
“看什么看?!哪来的野孩子!”石五不服气的说:“谁是野孩子,我哥叫石林祥,就是你们'文攻武卫’的。”“那也不行,这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你们赶紧走吧!”有个带袖箍的人,一直追着撵我们离开。
当我和石五经过指挥部办公室时,听里面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粗声喊着,“这浪娘们可真骚呀,不揍不行呀,你们猜猜怎么着?让我左右开弓,一巴掌一个,竟然扇出二十多个野汉子来。”紧接着传出一阵阵不怀好意的哄堂大笑声。
十几年过去了,只要每次枪毙犯人,就把她弄去陪一次绑,国民党军官太太,最正常不过的“专政”对象。似乎每次的严打,都和她是那么的结缘。站在那刑车上,对她来说,已不再那么可怕;更没啥所谓的丢人。等那毙人的枪声一响,也不会再尿在裤子里了;她的身份条件最符合被专政的对象,谁让她丈夫是被王耀武枪毙了的国民党军官呢,这本身就足够出名的了,谁敢与人民为敌?就一辈子没有好下场!再说,守寡还不老实,乱搞破鞋,扰乱社会风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这种人不镇压?还能去镇压谁呢?
李玉杰早在67年就不知道去向了,有人说;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年轻人有谁能在那种环境下,长期存活下来呢?不离开这个家,谁能受得了那种的羞辱。
马路扫不动了,兰卿就开始在家里糊火柴盒度日。没了依靠,只能靠自己努力的活着。活着是人类最简单的生存目标。当时,决心生这孩子时,那厮守冰清玉洁、带好丈夫遗腹子,从一而终的封建信念,早就被现实砸得粉碎。再难也得活下去。“玉杰”没了音信,能怨儿子嘛?谁让当时自己贪图那昙花一现的富贵荣华呢?
糊火柴盒,也力不从心了。批斗会也少了,她竖在大卡车上形象,再也吸引不了多少的眼球了。没有人,更没有哪个单位给她平反,没有人对她负责。“反革命家属”本来就算不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不过当时人们扭曲心灵需要的一处发泄的对目标。街道上只好给她块地方,安排她去看自行车,居委会在她的收入中拿提成。
我再次见到她,就是在“大观园”商场后面的看车处,那头花白的头发被风刮得纷乱不堪,长年的日晒雨淋,那张秀气的脸早就沟壑纵横的变了形,腰佝偻着显得矮了许多。我本没注意到她。取车时,她咧了咧没了门牙的嘴,朝我笑了笑:“八霄啊,咱是老街坊了,还能要你的钱?”我这才认出是她,那笑,虽说有些苦涩,可恍惚中竟隐隐透出,当年递我手里瓜子时的一丝妩媚。我的心猛一哆嗦,紧忙把一角钱,塞进她那干瘪的手中,蹬上自行车,逃也似的赶紧离开了。
去的次数多了,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起来。常常能对她善意的笑一笑,故意的拿张大点的钞票,而不让她找零。可她每次都是认真地把零钱找还给我。
终于有一天,在付看车费时,我鼓足了勇气喊了声:“兰卿姐,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好!好!够吃够花的。你还认得我,真不孬,兄弟!你大姐可好吧!”“我大姐好着呢。”
差不多大的两个女人,老街坊,一起长大的发小,一开始走的路不对,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又能去埋怨谁呢?这都是命呀!
没聊几句话,只是简单的相互问候,但当我推车走出看车处时,她冲我的身后大声地喊了一句:
“兄弟呀,我们都老了!你小心点,走好!”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是对着我喊的?还是面对这个纷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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