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纪念那些被社会糟害过的女性
兰卿姐是我的老街坊，她只比我大姐大三岁，她两个算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济南女中的同学。我大姐15岁济南解放那年，家里再也供养不起，初中一毕业参加了华东野战军人民文工团，现在是离休干部，正高职称。每月近万元的离休工资，正享受着老来的天伦之乐。而兰卿姐比我大近二十岁，我只所以叫姐，完全缘于她是我大姐的干姊妹。
兰卿姐年轻时，要比我大姐漂亮得多。是当时商埠上有名的美女。高挑身材，丰乳细腰，面白唇红，一张瓜子脸，见人就含笑的一双杏仁眼。当时一条街上的女孩子中，读女中的学生本来就少，她和我大姐是济南女中的同学，经常同来同走又是邻居老街坊，所以经常来我家找我姐玩。
高中没毕业，兰卿就嫁给了国民党军的一个上校团长，当时可谓风光极了。那国军团长抗战光复后收复济南，进城后一身美式军装，年轻英俊，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就是坐美式吉普，身后跟着个挂盒子炮的勤务兵。每当这对郎才女貌的新人,从我们这条老街上走过。满街上，只留下那高腰马靴和高跟鞋嘚嘚的踢踏声，和街坊们眼中那些羡慕的目光。
可惜好景不长，济南战役就打响了。在城东砚池山战斗中，这位团长没能顶住八路军玩命的猛烈攻势，把砚池山给丢了，团长满身血污狼狈地跑进城来，被济南卫戍司令王耀武，震怒之下一枪给毙了。这兰卿姐从此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海之中。
上面这档子事，都是我妈给我讲的。解放那会我还没出生呢，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历史就是那么能抓弄人。
兰卿姐解放后，就考进了济南成通纱厂。虽说是守寡，可带着一个大我两岁的上校遗腹子，一个人有工作有进项，家境还不算太紧把。丈夫殁了，这孩子没见过他爹，避嫌也就随了娘家的姓。叫李玉杰，我们两个在同一小学就读。她曾指着我对玉杰说：“别看他岁数比你小，可按辈分，他还是你的舅舅呢。”
我也常去找玉杰玩，喜欢看着她摆弄那台摇把上弦的老式留声机。听一听那些说不出名堂的老歌，和梅派，马派哼哼呀呀唱的京剧；我不太喜欢那些慢腾腾的名家唱段，倒是很稀罕兰卿姐家里的没见过糖姜片、果脯等些小零嘴；更喜欢那二楼上大玻璃窗，和洒满阳光、略带一些花草香气的亮堂房间，能一眼望见南山的青翠；欣赏兰卿姐那有文化的女人的气质，她常常在家里，身穿着碎花布旗袍、凹凸有致的身材，一走近就能闻她那身上，隐隐散发出的少妇的清香。她时不时抓把瓜子，或几块硬糖塞我手里。我总是感恩似地叫一声“谢谢兰卿姐！”。可我慢慢发觉玉杰那种厌恶我的目光，和待答不理的神态。李玉杰对我的冷谈，让我自尊心受了伤害，慢慢我也去的少了。
一个经常接济她孤儿寡母的中年男人，'四清'那年，在四里山北坡的柏树林子里上吊自杀了。听说是无线电X厂的采购，一个“四不清”分子。我们几个半大小子忙不迭的跑去看，只见一领破苇席下露出一双裸着的脏脚丫。我们始终没人敢掀开那领破苇席，看看那“四不清”男人的模样。
’四清'还没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街道上头一个就抄了李兰卿的家。从她家抄出来的钟表、家具、瓷器、玉器、字画等，在马路边堆了很大的一蕞。特别是那柄玉如意，我从来都没见过，也算开了回眼。我想上前去摸摸那滑润的把柄，被那个高个子红卫兵一把给拽了个趔趄......。
从妈的嘴里才知道，她原来竟是被王耀武毙掉的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从此我对兰卿姐亲近的眼神慢慢的变成了厌恶.......。闹半天，什么有气质的女人，简直她就是那种化装成美女的毒蛇。而她在家里也再不敢穿那种好看的碎花旗袍，而换成了普通蓝灰色的女制服。出门到街上，那细腰再也挺不直，摑着个腰，变的越发丑陋起来。
街道上批斗“历史反革命、女特务、女流氓李兰卿”大会开始了。几个慷慨激昂的“红卫兵”列举了李兰卿的几大罪状，那国民党团长不知杀害了多少解放军？她却花天酒地当反革命官太太；解放后守寡还不老实，和“四不清”男人睡觉，乱搞破鞋，妄图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偷听黄色戏曲的等等、等等。我当时被红卫兵的揭发的材料也变得激愤起来，想到她的男人曾亲手杀害过那么多我们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我就义愤填膺，一想起她不守妇道，还胡乱勾搭其他男人。就觉得这种女人无比的可耻、可恶。当会后要准备押她去游街时，我奋力挤过人群，上去就狠狠地扇了她两记耳光……。
脖子上系着一双黑系带女士方口布鞋，胸前是“历史反革命”，背后是“女流氓、破鞋”一头烫过又梳开的短发，挡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喷气式的拱了半天，她已经挪不动步了，被两个红卫兵拖扯着，就这样在市中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游了三天街……。
李兰卿的工作被开除了，理由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优秀青年都没有工作，怎么能养活反革命遗属？她也被从楼上那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撵了出来，搬进了胡同口两间低矮的小屋。不游街的时间，她要清扫我们纬一路这条老街和临街的一处公共厕所。几天不见，她的半边秀发就被剃光了，变成了阴阳头。人也明显的瘦了下来，腰也显得更加佝偻，见到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急忙往头上拉那暗绿色的花格围巾，试图遮盖住那光秃秃的右半边脑袋。再也不会主动笑嘻嘻的抓给我半把瓜子或者糖块。我呢？那年头恨她还恨不过来，谁还会搭理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67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济南有了工人武装组织“文攻武卫”。一人手里拿一根红白相间的米把长、虎口粗的木棒子，俗称“棒子队”。解释说红头对付“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白头专打那些“地、富、反、坏、右”，由他们负责治理整顿社会治安，坚决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也许是感觉到这寡妇娘们还有油水可榨，也许是闲的实在无聊，又把李兰卿抓了进去。游街的形式也变得先进了。犯人们都押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的，胸前挂着硕大的白纸牌子，后面一车身着蓝布工装、带红袖箍的、雄赳赳的文攻武卫战士。浩浩荡荡的，两个多小时，全济南商埠、老城全都转遍了......。
同学石五的三哥就是那“棒子队”的队员，反正不用上学，都去闹革命了。走他的门子，我们一大早就溜进那戒备森严的“文攻武卫区指挥部”里去玩，想瞅瞅文攻武卫究竟干些啥？顺便也看看那些被审问的各类地富反动分子们的洋相和丑态。
“这不是咱街上的那个破鞋娘们嘛？”石五把我拽进了一条黑暗走廊里。透过窗户我看到屋内只有一把椅子上绑了个人，正是李兰卿，头顶上一盏大灯泡还惨白的亮着。她被五花大绑的绑在一把木头椅子上，长出来的参差不齐的短发遮盖住了半张脸，另外的那半张脸通红的肿胀着。头无力的耷拉下来，嘴角流出一股子血丝。一片衣襟被扯开，露出大半拉白花花的乳房，身边并没有什么人。
“看什么看？！哪来的野孩子！”石五不服气的说：“谁是野孩子，我哥叫石林祥，就是你们'文攻武卫’的。”“那也不行，这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你们赶紧走吧！”有个带袖箍的人，一直追着撵我们离开。
当我和石五经过指挥部办公室时，听里面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粗声喊着，“这浪娘们可真骚呀，不揍不行呀，你们猜猜怎么着？让我左右开弓，一巴掌一个，竟然扇出二十多个野汉子来。”紧接着传出一阵阵不怀好意的哄堂大笑声。
十几年过去了，只要每次枪毙犯人，就把她弄去陪一次绑，国民党军官太太，最正常不过的“专政”对象。似乎每次的严打，都和她是那么的结缘。站在那刑车上，对她来说，已不再那么可怕；更没啥所谓的丢人。等那毙人的枪声一响，也不会再尿在裤子里了；她的身份条件最符合被专政的对象，谁让她丈夫是被王耀武枪毙了的国民党军官呢，这本身就足够出名的了，谁敢与人民为敌？就一辈子没有好下场！再说，守寡还不老实，乱搞破鞋，扰乱社会风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这种人不镇压？还能去镇压谁呢？
李玉杰早在67年就不知道去向了，有人说;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年轻人有谁能在那种环境下，长期存活下来呢？不离开这个家，谁能受得了那种的羞辱。
马路扫不动了，兰卿就开始在家里糊火柴盒度日。没了依靠，只能靠自己努力的活着。活着是人类最简单的生存目标。当时，决心生这孩子时，那厮守冰清玉洁、带好丈夫遗腹子，从一而终的封建信念，早就被现实砸得粉碎。再难也得活下去。“玉杰”没了音信，能怨儿子嘛？谁让当时自己贪图那昙花一现的富贵荣华呢？
糊火柴盒，也力不从心了。批斗会也少了，她竖在大卡车上形象，再也吸引不了多少的眼球了。没有人，更没有哪个单位给她平反，没有人对她负责。“反革命家属”本来就算不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不过当时人们扭曲心灵需要的一处发泄的对目标。街道上只好给她块地方，安排她去看自行车，居委会在她的收入中拿提成。
我再次见到她，就是在“大观园”商场后面的看车处，那头花白的头发被风刮得纷乱不堪，长年的日晒雨淋，那张秀气的脸早就沟壑纵横的变了形，腰佝偻着显得矮了许多。我本没注意到她。取车时，她咧了咧没了门牙的嘴，朝我笑了笑：“八霄啊，咱是老街坊了，还能要你的钱？”我这才认出是她，那笑，虽说有些苦涩，可恍惚中竟隐隐透出，当年递我手里瓜子时的一丝妩媚。我的心猛一哆嗦，紧忙把一角钱，塞进她那干瘪的手中，蹬上自行车，逃也似的赶紧离开了。
去的次数多了，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起来。常常能对她善意的笑一笑，故意的拿张大点的钞票，而不让她找零。可她每次都是认真地把零钱找还给我。
终于有一天，在付看车费时，我鼓足了勇气喊了声：“兰卿姐，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好！好！够吃够花的。你还认得我，真不孬，兄弟！你大姐可好吧！”“我大姐好着呢。”
差不多大的两个女人，老街坊，一起长大的发小，一开始走的路不对，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又能去埋怨谁呢？这都是命呀！
没聊几句话，只是简单的相互问候，但当我推车走出看车处时，她冲我的身后大声地喊了一句：
“兄弟呀，我们都老了！你小心点，走好！”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是对着我喊的？还是面对这个纷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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