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革”的感触
文/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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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革〞,先说1964的〝四清〞。那时我才十五、六岁,正在县北关中学上学,人生朦胧,一腔热血。我跟着驻村工作组在大会上发言、呼口号,要村上的队长、会计、出纳、保管们〝早交待、早解放〞,似乎他们都会有贪污。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批判会、怀疑一切是错误的。
1966年〝文革〞接撞而来,〝四清〞收场。那时候,从中央到各省、地、县、公社、大队,一级一级揪〝走资派〞,由〝四清〞引发了〝造反派〞与〝保皇派〞。
学校大门上的字,换成了〝蓝田县红卫二中〞。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什么校长、主任、教师成为了〝牛鬼蛇神〞,被用绳子串在一起去劳动,他们个个低着头,似乎很沮丧。对此,那女校长邝先琼总是一脸的无奈。我虽然疑问过,怎么〝暗藏〞的会这么多,但又没过多去思考。
我们初六七级丙班学生中岀身于地、富、反、坏、右的,经常被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学生〝鼔打〞:〝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不许你们乱说乱动!〞班里有个漂亮的女生,家里是地主成份,就整天抬不起头。一部分群体欺辱另一部分群体。
〝红卫兵大串连〞成为洪流。南来北去,川流不息,红旗招展,传单飞扬。全国各地每隔三五十里路就有一个接待站,管吃、管住,有的还借给粮票。坐火车是免费的,所以极为拥挤、混乱,还有扒煤车、油罐车的。在西安火车站,〝红卫兵〞从天桥上栓上绳子,溜进站台里,翻车窗进去,有的还砸玻璃。洪流,盲流?氓流?
我们七个同学在西安〝大串连〞了一个多月,把大街小巷逛了遍。大街上随时都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在游行,高音喇叭叫喊着,横幅上写着〝打倒XXX〞,且姓名上打着〝X〞。也有的卡车上站着挂纸牌的干部。那时没有人权概念。
我们又步行了七天去延安,再步行了四十多天到了武汉。原计划南到绍山、广州,再东去上海,后北上首都,结果中央命令必须在半月内各自返回,否则车费自负,我们赶紧领票返回,结束了此行的目的地。
但是,县城传来了武斗的枪声,我们很害怕狼狈地跑回了家,就这么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因而几十年来每每填个什么表时,〝文化程度〞一栏中,都是不好意思地写下了〝初中〞,其实还远未毕业。
回到了农村后,十七、八岁的我,激情燃烧,与隔壁栓印一起,同公社高小教师们组建了〝辋川农教总部〞,也不知谁是司令,我也未被封个什么官,只是盲动。
在公社的大门口,经常见两派在辩论,或者质问干部。我与栓印成天提个墨汁罐,在全公社的墙上、岩石上刷写标语 :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也真浪费了集体资金。我俩便是辋川的名人了,如今已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会记起我俩的名字。
但是,我们没有对干部搞戴高帽、挂纸牌、游大街、大会斗甚至关押等的过激行为。
1968年初,我和栓印当了兵。在部队,略阳县的一派抢走了我们连一个执勤点的武器。我奉命带领我们班前去接岗,我们用木柴上哨。听说被抢的那挺机枪,曾在山头上对人进行试射,战友们心里很不是味儿。家里来信说,县另一派持枪进入了辋川公社,还在我们山上村修了工事,在河滩上活活砸死了一个人,多亏我俩当了兵,要不然就麻烦了。
〝文革〞结束了,可那县城的枪声,我被荒废的学业,那被串起来的教师,那被抢的机枪瞄人试射,那河滩上被砸死的人,那干部挂牌低头等等,在我的心灵上难以消除。
因〝文革〞我早就想改名为〝武文〞,但申请是绝对不会批的。〝文革〞结束后,一次我在参加户口重新登记工作中,趁机改了名字,上级组织、人亊部门随即更改。
原来班里有个叫张春迎的老工人,生产中特别有经验,但其却戴着〝右派〞的帽子,每月要书面向班组汇报,听取大家的批判或者叫意见。我注意说话方式,不过激。最后他摘了帽。
于是,我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赴延安档案馆仔细查阅资料,成功为一名老干部平了反。
于是,我一次回家探亲中,诚恳向一名我曾批判过的村干部道歉: 〝那时我还是个涉世甚浅的娃娃,给你造成了伤害,实在抱歉!〞
于是,我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方法,与人和谐,因而大小机关一坐达32年,有名的〝不倒翁〞。
于是,我在从事17年的纪委、监察工作中,讲原则,讲威慑,更讲政策,讲证据,办一案暖一次人心。所办案件没有一件被推翻,没有一人成为仇人,其中一个小伙受处分后,还多次到科室与我拉家常。有个案件办不下去了,各方已决定晚上来〝硬的〞,我深知逼供信的危害,劝说无果,我没有到场。
于是,我在时时提醒自己,凡事要多思考,勿盲从,讲政策,讲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