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革”的感触
文/武文
说〝文革〞，先说1964的〝四清〞。那时我才十五、六岁，正在县北关中学上学，人生朦胧，一腔热血。我跟着驻村工作组在大会上发言、呼口号，要村上的队长、会计、出纳、保管们〝早交待、早解放〞，似乎他们都会有贪污。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批判会、怀疑一切是错误的。
1966年〝文革〞接撞而来，〝四清〞收场。那时候，从中央到各省、地、县、公社、大队，一级一级揪〝走资派〞，由〝四清〞引发了〝造反派〞与〝保皇派〞。
学校大门上的字，换成了〝蓝田县红卫二中〞。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什么校长、主任、教师成为了〝牛鬼蛇神〞，被用绳子串在一起去劳动,他们个个低着头，似乎很沮丧。对此，那女校长邝先琼总是一脸的无奈。我虽然疑问过，怎么〝暗藏〞的会这么多，但又没过多去思考。
我们初六七级丙班学生中岀身于地、富、反、坏、右的，经常被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学生〝鼔打〞:〝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不许你们乱说乱动！〞班里有个漂亮的女生，家里是地主成份，就整天抬不起头。一部分群体欺辱另一部分群体。
〝红卫兵大串连〞成为洪流。南来北去，川流不息，红旗招展，传单飞扬。全国各地每隔三五十里路就有一个接待站，管吃、管住，有的还借给粮票。坐火车是免费的，所以极为拥挤、混乱，还有扒煤车、油罐车的。在西安火车站，〝红卫兵〞从天桥上栓上绳子，溜进站台里，翻车窗进去，有的还砸玻璃。洪流，盲流？氓流？
我们七个同学在西安〝大串连〞了一个多月，把大街小巷逛了遍。大街上随时都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在游行，高音喇叭叫喊着，横幅上写着〝打倒XXX〞，且姓名上打着〝X〞。也有的卡车上站着挂纸牌的干部。那时没有人权概念。
我们又步行了七天去延安，再步行了四十多天到了武汉。原计划南到绍山、广州，再东去上海，后北上首都，结果中央命令必须在半月内各自返回，否则车费自负，我们赶紧领票返回，结束了此行的目的地。
但是，县城传来了武斗的枪声，我们很害怕狼狈地跑回了家，就这么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因而几十年来每每填个什么表时，〝文化程度〞一栏中，都是不好意思地写下了〝初中〞，其实还远未毕业。
回到了农村后，十七、八岁的我，激情燃烧，与隔壁栓印一起，同公社高小教师们组建了〝辋川农教总部〞，也不知谁是司令，我也未被封个什么官，只是盲动。
在公社的大门口，经常见两派在辩论，或者质问干部。我与栓印成天提个墨汁罐，在全公社的墙上、岩石上刷写标语 :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也真浪费了集体资金。我俩便是辋川的名人了，如今已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会记起我俩的名字。
但是，我们没有对干部搞戴高帽、挂纸牌、游大街、大会斗甚至关押等的过激行为。
1968年初，我和栓印当了兵。在部队，略阳县的一派抢走了我们连一个执勤点的武器。我奉命带领我们班前去接岗，我们用木柴上哨。听说被抢的那挺机枪，曾在山头上对人进行试射，战友们心里很不是味儿。家里来信说，县另一派持枪进入了辋川公社，还在我们山上村修了工事，在河滩上活活砸死了一个人，多亏我俩当了兵，要不然就麻烦了。
〝文革〞结束了，可那县城的枪声，我被荒废的学业，那被串起来的教师，那被抢的机枪瞄人试射，那河滩上被砸死的人，那干部挂牌低头等等，在我的心灵上难以消除。
因〝文革〞我早就想改名为〝武文〞，但申请是绝对不会批的。〝文革〞结束后，一次我在参加户口重新登记工作中，趁机改了名字，上级组织、人亊部门随即更改。
原来班里有个叫张春迎的老工人，生产中特别有经验，但其却戴着〝右派〞的帽子，每月要书面向班组汇报，听取大家的批判或者叫意见。我注意说话方式，不过激。最后他摘了帽。
于是，我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赴延安档案馆仔细查阅资料，成功为一名老干部平了反。
于是，我一次回家探亲中，诚恳向一名我曾批判过的村干部道歉: 〝那时我还是个涉世甚浅的娃娃，给你造成了伤害，实在抱歉！〞
于是，我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方法，与人和谐，因而大小机关一坐达32年，有名的〝不倒翁〞。
于是，我在从事17年的纪委、监察工作中，讲原则，讲威慑，更讲政策，讲证据，办一案暖一次人心。所办案件没有一件被推翻，没有一人成为仇人，其中一个小伙受处分后，还多次到科室与我拉家常。有个案件办不下去了，各方已决定晚上来〝硬的〞，我深知逼供信的危害，劝说无果，我没有到场。
于是，我在时时提醒自己，凡事要多思考，勿盲从，讲政策，讲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