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联
革命大串联：它是特定时间的历史名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时至多年，他让我心胸澎拜的激情历历在目，拥护毛主席，拥护党的旗帜路线伴随着我的一生。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九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学校开始进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起先学校两派组织，都选派出色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挥帽：“人民万岁！革命的红卫兵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据说毛主席第九次接见红卫兵在延安，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这次不选代表，均可参加。为了赶在67年元旦去延安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心情十分迫切，决定12月下旬出发，赶在元旦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串联队伍由六人组成，有李西文、张民刚、李西民、张子民、寇印堂和我。李西文既是串联队伍的发起者，又是领导者，寇印堂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字样的红旗，我背着印有红十字的救药包，大家都象征性地背着一个四方形的背包，腿上缠着红军长征样式的布条毡子，从县城出发，路经白鹿塬，过了白鹿仓到达西安城。根据时间和路程计算，每天要步行百十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县城或一个大镇的接待站。
第一站在西安六十三中歇步，被子在接待站领，吃饭只要粮票不要钱，粮票是学校发的（条件是串联三个月以上者才发）。为了钱和粮票不丢失，家长都会帮孩子把它们藏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我是母亲把棉袄拆开一条口子，把钱票放在里面，再用原线缝合，这样比较安全。冬天外出我穿的是大裆棉裤，裤内无内裤，若有破烂时，晚上会用母亲给的备用针线包，自己动手缝好。为了证明学生串联的真实性，每到一个接待站，都会在接待学校开的介绍信上注明日期并盖章。
第二站就是古城西安，我们住在城东门外，一个以村名命名的火箭新村小学接待站。城市的环境优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三顿饭，有白杠子馍、油条、白菜、萝卜，还有漂着几片肉的大烩菜。接待站每晚有自编自演的文艺小节目，特别是学校有一台14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吸引了我，这玩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人多电视小，场地有限，我们好奇，往往不吃晚饭就早早在抢占地方。八个样板戏，我们就看了三个，即《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大春、小铁梅、唐宝都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太羡慕英雄了。听说还有五个样板戏要陆续播放。去革命圣地延安见毛主席的光荣使命人人心知肚明，可谁也不说哪天启程，一住就是三天。
元旦越来越近，可距离延安还有六百多里，还需要十天才能到达。见到毛主席是一生的光荣，我们便打点行李出发。出了城北门，越过草滩地，跨过渭河桥。起初串联的队伍人人精神抖擞，迈步走在大路上歌声嘹亮，可路越走越小，山越爬越高，吃的越来越差，接待站的间距也越来越长。我们便兵分两路，体质好的先行，赶天黑到达接待站联系住宿，身体差的后到接待站汇合。
大概就在宜君接待站，晚上我们清点人数，少了一名队员，旗手寇印堂走散了。我们等了一天未见消息。为了节约时间把宜君和西安耽误的时间赶回来，我们不绕盘山公路，直接翻山越岭走捷径。其实根本就没有路，所谓的捷径是凭借先行者的路标摸着前行，天一黑，路标根本无法辨认，往往半夜才能赶到一个接待站。耽误了路程，人心有点儿涣散，加之一位同学丢了钱，队员相互猜疑埋怨，是北上还是南下，意见分歧各怀心思。队长李西文召开了紧急会议，及时纠正了思想松懈、革命意志不坚，不团结怕吃苦，甚至还想逃跑的不良倾向。
经过整编统一思想后，轻装上阵，我们饿着肚子，忍受着腿伤、脚丫打泡的痛苦继续前行，实在走不动时就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错，毛主席语录还真的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终我们在元旦前一天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的一所中学住了下来。元旦在延安渡过，延安实属艰苦，只吃小米干饭和玉米馒头，小米是剥皮的糜子而不是谷子，糜子稀饭粗糙，往往刺嘴卡喉，根本喝不下去。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指挥千军万马，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大炮加面包。延安天也特别的冷，中午最高温度也在零下十度左右，早上无法露头，出门不敢出手，就连呼吸也十分困难，呼出的热气落在眉毛上变成了冰雪，头上一片白茫茫，走起路来裹身弯腰，人人像个小老头。在家里大人有一个笑话，形容人的欲望无底，叫“牛笼嘴尿不满”，可延安的尿池子能尿满，刚刚撒出的尿瞬时变成冰，人们踏在冰上又拉屎拉尿，最后变成了冰山。
“延安宝塔连着天，延河水流向东方，毛主席指引打天下……”我站在延河桥上看延桥，望宝塔，原以为大桥很长很长，宝塔山很高很高，令我失望的是，它们与西安的雁塔、灞河大桥差不多。后来才明白了，延河桥、宝塔山是革命圣地的象征，革命者的意志是无法用肉眼去衡量的。
毛主席并没有来延安接见我们，这不过是学校支持鼓励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要去最艰苦的地方磨练意志而已。当晚，我们睡了个懒觉，第二天大约十点起床，第一要务是登山参观延河宝塔山，一位同学突然拉肚子去不了。登塔的队伍已排到山下，接待人员对我们讲，今天怕是上不去，明天早点来。我们四人原路返回，一进门就看见那位不去宝塔的同学在数钱清点粮票。原来这位同学没有带钱，他哥哥说串连吃饭根本不用钱，交通费用全免，真需要钱可以在接待站借。说得对，大同学一般都不带钱，连有些农村社会青年也充当学生串联，混吃混喝还赚些小钱，而小同学老实，先用自己带来的钱。这位同学之所以现在才把捡来钱拿出来，是因为延安的馍头里边是玉米，外面包了一层白面做的皮，每个馍头要加二分钱。真相大白后，我才敢把母亲缝在棉袄里的钱拿出来。
第三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宝塔山。首先看到的是一口大钟，挂在塔左边的山顶上，钟身高竟有三米，还缺一个大口，据说是胡宗南在进攻延安时用炮弹炸的，此钟在战争年代起报警作用，能及时告诉军民敌人来了，飞机轰炸来了。
宝塔内设有一条旋转楼梯，上下两层勉强过得去，三层以上是木头梯子，参观人员每十人一组，一组下来另一组才能上去。塔顶四面通风，探头张望可视延安全景，就连延安最远的枣园旧居也看得一清二楚。从进宝塔门到返回地面需整整两个多小时，一天接待人员只不过千把人，大部分人都未上去，就在塔下空地栽植青松纪念。如今想来，漫山遍野的青松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练后，恐怕早已葱翠成林。
我先后参观了杨家岭、王家坪、枣园、抗日军事大学、革命烈士陵园等十多个革命旧址，并分别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留了影，在毛主席和司徒雷登谈话地点以及七大旧址集体合了影。
枣园又名正园，进门就能看见方形砖木结构的中共大礼堂，礼堂背面的山下，有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的旧居，沟底河渠边有当年给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的讲台，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章，朱德在这也起草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在这里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我们几人还在当年大生产运动时，毛主席的半分承包地里拿了几块干土留做纪念。
参观烈士陵园时，在张思德的坟墓上意外发现我们串联队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旗覆盖在墓碑上，以此推测在宜君失散的队员寇印堂早我们到延安。记得当时我把十字救药包放在白求恩墓前，并三鞠躬悼念，同时还集体背诵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后来听说寇印堂随本校高年级的一个串联队伍结盟，早早返回学校。
在延安整整待了十天，大部分都是在日出后出游，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延河南岸的溜冰场，在那里大家相互对换纪念章。接待站每天仅发给我们一枚延安纪念章，凭介绍信还要排好长的队才能领到，有红的、白的，记得用一枚红延安可换二枚白延安，二枚红延安换一枚韶山冲，两枚韶山冲换一枚井冈山。
我有幸领到毛主席语录章和毛主席大头印章，还配有印泥和备好的纸张，晚上随时盖印，白天交换。我换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图案的像章，还换回了一时走红的人们轻易得不到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彩色纪念章。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全队仅我有一枚。
在返回的路上，革命大串联进入尾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动员全国各地革命师生返校，但串连师生仍视坐车可耻，徒步光荣。那时大同学都坐车，当车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时，我们就大喊“坐车可耻，假革命”。他们反骂我们瓜怂什么的，我们也听不清。
在我们队伍中，也有情绪和心态的变化。在到达铜川的最后一站时，李西文队长产生了甩掉我和李西民的念头。西民年龄小，行李多，晚上还有尿床的恶习，大家都不愿意接近他。李西文说笨鸟先飞，让我俩先行。我俩走了大约十里左右，还未见他们跟上，实在走不动，我俩就坐过路的货车到达铜川站，还相互约定，坐车的秘密谁也不许说。晚上我俩到达登记站登记住宿时，突然从客房传来了李西文的声音，原来他们三人早到我们两小时，已经办理了住宿手续。李西文笑着说：“你俩走后，我们就立即坐车了，为的是早到西安想去北京呢！”西文父亲在西安火车站工作，去北京只有三人乘车的位置，还说是在司机车头上。难怪他要甩掉我们两人。第二天，五人还是乘车返回西安。西安火车站高音喇叭连续高喊：“革命的师生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请注意，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串联队伍必须在春节前一律返校，路程遥远的可早与车站码头联系，乘车返校。”中央决定67年不再串连，西文一伙也没去成北京，队伍就地解散。
张忠义，网名青山浮水出，陕西蓝田县人。曾从事体育，教育，新闻，卫生，行政等工作，研习书画，有多篇文学和摄影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人生如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