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的中学时代
樊哲民
我是蓝田城关中学初62届乙班、高65届甲班的学生。离开母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当时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经常萦绕心头，令人感怀不已。这个时间段，正是我自己从青涩的少年向青年成长的阶段，是奠定知识基础、塑造健康人格的阶段，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城关中学原来的大门在蓝田县县城西门内，刚好在我上小学的西街小学对面。那时候从小学考初中是很不容易的，我从小就向往着能上对面的中学。1959年，我如愿以偿，被保送进了城关中学。这时城关中学的位置已经向北转移，学校大门开在北街，以前的校址成了县商业局。
上中学后，学校的名字换了两次，我们戴过三种校徽。一开始戴的是“陕西省蓝田中学”的校徽，后来换成了“蓝田中学”的校徽，再后来就换成“蓝田城关中学”的校徽了。
我家在南寨村，位于县城以西的灞河边，到学校只有一公里路程。我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在教室上完晚自习后住校。我们的学生宿舍是大通铺，冬天天冷的时候，一个人的被褥抵挡不住严寒，有时候就两人合铺。刚上中学的时候，学校还没有通电，我们上晚自习都是点煤油灯。早上起床时黑灯瞎火，也因此让我们练成了摸黑做事的能力。到第二年，学校通了电，教室、宿舍、道路一下子明亮起来。
上了中学，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课程科目多了，内容更丰富了。数学从纯粹的数字计算变成了数字、字母、代数式、方程的推导演算，原来难解的算术应用题用代数方程很容易就解出来了。几何更为奇妙，从原来单纯计算周长、面积变成了要证明各种各样的图形关系，要用圆规、直尺画出不同的几何图形，实在令人着迷。物理、化学、生物则给我们开辟了科学实验的新天地。外语课程使我们眼界一新，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即使小学就有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到中学后课程的深度、广度也大大增加。这些都使我们的智力、体力、审美能力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虽然我对所有课程都很认真，但特别喜欢数学课，也在这方面下了更多的功夫。数学知识的进步，使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也带动了其它课程的学习。例如，物理学中的受力分析和电路分析，化学中的方程式配平，生物学中的基因演化，语文中的行文布局，都和逻辑思维有密切的关系。像历史、地理、政治这些以知识点为主的课程，更多地理解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就能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更容易掌握知识点的具体内容。即使像体、音、美这样的副课，我也都认真学习，这方面的素养是我后来作计算机图像、音频、视频、动画处理等工作的基础。
上中学的另一个感受就是各种课外活动大大增多，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了，促进了我们的健康成长。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在其中吹笛子，第一次参加演奏的乐曲是《金蛇狂舞》。我们还给其它歌舞节目进行伴奏。在进行班级歌咏比赛时，我担任我们班的指挥。我们班同学还上台演出过一个歌剧，讲的是胡中南进攻延安失败，部下溃兵被儿童团抓捕的故事，我扮演的角色是儿童团团长刘明娃。我还参加过学校武术队的训练，学的是小洪拳和五行刀。在学校举行的体育比赛中，我是我们班垒球队队员。我们还参加了制作教具活动，我自己就制作了两件。另外，从初一到高一，我一直担任班干部，第一年是文体委员，后来是学习委员，这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工作能力。
中学阶段还有一大收获是和许多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张有生、王宏远、刘培民、李文仓、杨固平、闫广志、孙永年、李希武、刘仲廉等同学，多年来都和我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这种友谊出自于青少年的理想情怀，是在艰苦环境中互相帮助形成的，惺惺相惜，历久弥坚。我也在和同学们的交往中养成了助人为乐的习惯。刘生昌同学是在初一第二学期插入我们班的，他原来的学校没有开外语课，于是教外语的张旺景老师指定我帮助刘生昌补习外语，使他跟上了全班的进度。还有不少同学愿意和我讨论数学中的难题，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促进。因为自己解出问题是一回事，而把这个解法向别人讲清楚，让对方也完全理解，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实际上是以老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思维挑战中，对知识的理解越来越深入。
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老师。他们除了在课堂上对我们谆谆教导以外，在课外也竭尽所能帮助我们成长，并且和学生平等交流，教学相长。初中数学老师卢宇杰把他自己的参考书《小代数学讲义》借给我，让我做上面的练习题。高中数学老师熊运新把他拥有的日本上野清所著的《大代数学讲义》借给我，让我阅读、做题。高中语文老师萧瑜英讲解《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我在课后对他其中一段的讲解提出了异议。他没有否定我的看法，而是去查阅资料，并把这个问题带到语文教研组进行讨论，最后同意了我的看法，在课堂上进行了更正。从这里可以看到萧老师虚怀若谷的风度。我在学习中碰到问题，有时候也去请教这样一些老师，他们或者没有给我带课，或者虽然带课，但问题超出了教课的内容，如史志豪、王志刚、邓洁璋、种文庆等老师，他们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
我在初中的班主任张天佐老师和高中的班主任闵广民老师，对我人生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我最困难的环境下给了我坚持学习的勇气。张天佐老师善于做全班同学的思想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全班同学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学校运动会上，我们班同学的体力是不如别班的，但大家奋力拼搏，居然夺得了初中部班级总分第一名。
多年以后，我写下一首《怀恩师》的七律来怀念这些给了我们巨大帮助的老师：
梦魂常向故园驰，水远山长每念兹。
种玉劳劳播雨露，传薪娓娓吐兰芝。
园丁欣悦花开日，桃李芬芳枝茂时。
任是沧桑云鬓改，冰心一片系恩师。
我们上初中的阶段，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同学家里生活都很困难。许多家庭离学校远的同学是从家里背着馍来上学，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到周末的时候，馍往往都发霉了，他们就只好吃那些发霉的馍。我们班的同学还负责给学校喂猪，在给猪煮食的时候，大家就把里面的白菜根捞出来充饥。
我自己因为母亲不幸去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经济条件尤其困难。学校规定每天的吃早点时间，我都是饿着肚子不吃任何东西。初中二、三年级就有不少农村的同学因家里生活困难而陆续退学。特别是我们村，和我同年级的有八、九个人，他们多数在县城另一所中学——北关中学上学，这时熬不下去了，全部退学，全村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学校。其实我家生活状况比他们更差，但在班主任张天佐老师的鼓励下坚持学习。这还成了当时城关中学的典型，学校的宣传栏对此进行了通报表扬。张老师还告诉我，不能仅仅满足于考上高中就行了，而是要考出好成绩，为班里争光。我后来的中考，没有辜负张老师的期望。
长期营养不良，终于使我在初中毕业那一年患上了颈淋巴腺结核。我的病从初中三年级一直延续到高中二年级。这种病极其痛苦，左颈破溃，疼痛异常。我的止疼药，就是做数学题。一进入数学的境界，就把一切痛苦都忘记了。有病的几年，我把高中数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提前自学了。我不满足于当时的课本，除了学习熊运新老师的《大代数学讲义》以外，我还设法找来了《范氏大代数》、《龙氏三角学》、《葛氏几何学》等书籍进行学习。这些都是清末民初使用过的外国教材，翻译成了文言文。这些书使我在学习数学的同时，也让文言文的阅读水平有所提高。我还学习了一部分高等数学的内容，反过来加深了对中学数学的理解。
到高中二年级，我的病痛越来越严重，就辞掉了学习委员的职务。这种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在现在是很普通的消炎药，但在那时却极其稀缺，蓝田县和西安市的药店甚至一般医院都买不到。我只好用一些中草药进行治疗，结果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疾病。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就肠胃大出血，生命垂危。蓝田县医院对此束手无策，就打电话向陕西省人民医院告急。于是他们派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我拉到西安市南郊的省医院进行抢救。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非常认真，用了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一个月以后，我的病情好转，止住了肠胃出血，并使我从一开始的水米不进、一吃就吐，逐渐变成可以吃全流食，再到吃半流食，最后可以吃普通食物了。
这个医院的住院病人有不少陕西省、西安市和各地、县的领导干部，有大学教授、工程师，有西工大和西北大学的大学生，还有我那时并不熟悉的工厂工人。当时正赶上全国学雷锋运动，医院也组织了一些病人的活动。大家都是病友，平等交流，互相帮助。我在病情好转后也帮助照顾别的病友，得到医院的表扬，医院还发函向城关中学介绍了我的表现。我感到医院就像一个社会学校，与这些病友的交谈，使我这个农村来的中学生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社会常识，增长了不少人生经验，也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心。特别是和我同一病房的一位西北大学学生，是个调干生，上大学前已经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社会经验非常丰富，给我讲了他自己的许多特殊经历，使我明白了不少生活道理，深信“事在人为”这样的人生格言。
我的病也牵动着城关中学师生们的心，班主任闵广民老师和许多同学对我的病情非常关切，多次来信问候。又经过一个月的后续治疗，不但我的大出血（诊断为药物过敏）痊愈，而且因为同时使用了链霉素，我的淋巴腺结核也基本愈合了。这样我就出院返回了学校。
回校后我和闵广民老师以及各科任课老师进行了交谈，我向他们保证能补上缺席的课程，赶上学习进度，老师们也表示对我的学习有信心。但这时候学校教导主任刘祥庆老师找到我，说我缺课太多，按规定必须休学。我再三申明我能把缺的课都补上，但没有用，刘主任仍然坚持他的决定。后来他甚至给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下指示，不让给我批改作业，不许我参加考试，即使参加了考试也不给看卷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休学一年变成高66届吗？我认为这对我完全是浪费时间，对社会则是浪费教育资源。我有信心把高中课程学好，参加65届的高考。但我留在原班继续学习这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了，我只能另辟蹊径，就是以社会青年的方式报考。这样我就不能办休学手续，因为休学后仍然是学校的学生，到时候学校会对报考进行干预，而本校是有这样先例的。于是我心一横，退学！我那时当然不可能预见到两年后66届高考会被取消，但我预感到1965年对社会青年参加高考将会有较好的机会，因为高65届学生是1962年入学的，而1962年全国教育规模收缩，高中录取比往年少了很多，这样1965年高中应届考生将会显著减少，从而使社会青年被录取的可能性提高。
于是，我办了退学手续，回到了农村。我的淋巴腺结核病已经完全好了，参加农业劳动没有问题。回村后我首次去城关中学，竟然是把学校厕所的粪尿挑回本村地里做肥料，因为这是我们村承包的。我头一次挑着尿罐到学校，看到同学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既来之，则安之，我迅速调整了心态，变为平常心了。不久我又被生产大队派到县上参加农村夜校教师集训会，集训后就回村办夜校，并担任主讲教师。生产大队选举时，我又被选为大队的出纳保管员，管钱管物。这样，我很快融入了农村的干部、群众、青年集体中，成为受他们欢迎的一员。
在农村的生活步入正轨以后，我就抓紧劳动之余的时间，自学高中没有学过的课程。我还抽空去城关中学看望老同学，了解各门课程的新动向。有一次，我原来的同桌赵永合告诉我，化学课张福贤老师给出了一张元素氧化还原的优先顺序表，这是书上所没有的。我抄回去看了以后，心里产生疑问，觉得张老师把顺序搞反了。我就去了北关中学，向教化学的陶冠珍老师请教，把我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陶老师认真看了这份表，同意了我的看法。我就再到城关中学告诉了赵永合，赵永合又去告诉了张福贤老师，张老师就在课堂上把这个表的顺序纠正过来了。
1965年春夏之交，高考的通知下达。我原来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县上这次对社会青年的报考很重视，而且重视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通知直接下发到生产大队，要求大队动员社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县文教局还组织了社会青年的辅导班。我自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去县文教局报了名，但没有参加他们的辅导班。然后我名正言顺地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全日制地在家复课备考，直到高考正式开始。
蓝田县考生的考场被安排在西安交大，我住在交大校园东边的皇甫庄小学。无巧不成书，城关中学的考生也住在这里，我又和我们高65届甲班的同学汇合了。经过三天紧张的考试和一个多月的等待，我收到了通知，被录取到西安交大数理系，主修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专业。于是，我告别了老家的父老乡亲，背着行李卷，从蓝田县步行到西安交大去报道，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一年以后的1966年，高考被取消了，直到11年之后的1977年才重新恢复。每当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产生后怕，庆幸自己当年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赶上了文革前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
几十年过去了，我无论身在何地，都对当年在城关中学的学习生活念念不忘，特赋一首七律《寄语母校蓝田城关中学》：
回首当年母校中，同窗意气望星空。
群生习课激情奋，师长传薪恩义隆。
志在四方兴业绩，力行桑梓展能工。
喜观今日学园美，玉种蓝田攀峻峰。
作者简介：樊哲民，旅美学者，计算机软件专家。1945年10月21日出生于蓝田县南寨村。原蓝田城关中学初62届乙班、高65届甲班学生。1965年考入西安交大数理系应数专业，1970年毕业，先后在西安灞桥电厂、西安热工所从事技术工作。1976年赴唐山抗震救灾，参加陡河电厂控制计算机系统恢复，获得水电部嘉奖。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计算机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在航天部四院从事卫星通讯、计算机信息系统研发，获得航天部科技进步奖。1987年起赴美国从事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研发工作。2009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计算机技术顾问。2012年退休后定居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著有《蓝田客诗词集》一部，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