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第三章
上工的钟声敲了好几遍，大伙儿才磨磨蹭蹭到了地头，男人们坐下抽着烟，女人们“嘀嘀喳喳”地说东道西。好不容易做活了，也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的样子。
自然界是很公正的，你糊弄土地，土地就糊弄你。虽然也没遭灾闹害，但收到场上的庄稼就是不打粮。国家年年给回销粮，人们还是喊叫没啥吃。
晚上，潘满仓打了一斤烧酒，叫儿媳妇拌了个黄瓜，炸了盘花生米，又切了盘豆腐干，把侯鹏飞叫到家里，倒了两盅。不等他说话，侯鹏飞就端起酒盅，心急火燎地喝了一口，噙在嘴里，闭上眼睛，慢慢让酒沁润着，好半天才咽下去，张开嘴说：“哈－－，好长时间没喝酒咧，真香啊！”潘满仓笑笑，说：“是啊，这苦日子哪有钱喝酒啊！” 侯鹏飞用手捏了几颗干瘦的花生米扔到嘴里，嚼着，说：“啥花生米嘛，尽是皮。”两个人边喝边聊，潘满仓把心思说给侯鹏飞，侯鹏飞笑了，说：“唉呀，农民也有思想家呀。”他看着面前的潘满仓：光秃秃的头上，皱巴巴的头皮，脸上皱纹纵横，不深但十分明显，眼睛深邃，还算齐整的牙齿泛黄。穿了十几年的黑粗布衣，空荡荡的左袖筒随着身体的晃动摇摆着。说：“你种了一辈子庄稼，如果把庄稼苗往上拔一截，会咋样？”潘满仓笑了，说：“当然就死了么，谁还连这都不知道。”侯鹏飞说：“现在搞的好多事，就是在拔庄稼苗。”潘满仓想了想，说：“你得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太快咧，就死咧？”侯鹏飞说：“虽然死不了，也不那么好。一镢头能挖出一个井嘛，一口能吃个胖子嘛？”侯鹏飞尽量把话说得通俗易懂，怕潘满仓听不懂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没想到，潘满仓压低了声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中央想叫老百姓过好日子哩，就是太着急了，步子太快咧，不应该这么早就叫大伙儿过大集体日子，对不对？”侯鹏飞连连点头。“对对对。”潘满仓试探着问：“那你说，现在该咋办？”侯鹏飞用手点着他说：“嘿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如果你也不怕，就叫社员们回到土改后的日子去。”潘满仓笑着说：“这可是你说的，如果上面追查下来，我就把你给卖咧。”侯鹏飞脸无惧色，说：“如果能叫老百姓过好日子，你把我枪毙了都无所谓。”
潘满仓找到张虎娃，说要搞土地责任制，张虎娃高兴地说：“满仓叔，你这想法对，可这政策－－。”潘满仓说：“你放心，如果有事，我来承担，要坐牢，我去。”
虽然已经开了春，刮的风还是冷飕飕。晚上，三官庙村静悄悄的，鸟儿歇了，不多的猪狗牛羊鸡也都卧在了干冷的窝里。这时，几个人影悄悄摸进了队部，他们轻轻推开门，侧身进去又轻轻关了。随后，队部就传出了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借助着星光，可以看到开会人的轮廓，坐在最里面独凳上的是潘满仓，围在他跟前的有张虎娃、侯鹏飞、柳继孝、王石头、张翠兰、李发运、潘志杰。他们要把队里的土地按产量、亩数，划定到家庭耕种、管理，种啥、种多少队里都不管，收的粮食，除了按地亩上交国家公粮，剩下的作为奖励八成归个人，两成归生产队。种的好了得的多，种的不好，自己得的肯定少。但这事情国家政策不允许，他们才偷偷摸摸地干。张虎娃把想法给几个人一说，党员一下子咋了锅：“虎娃你得是想挨搓啦，你忘了满仓叔是咋成反革命的？”也有人觉得这办法好。“这办法好。让能干的人多干多得利，让那些懒熊、偷奸耍猾的人也变变。” 张虎娃说：“如果再像现在这样搞下去，地里产的越来越少，非像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不可。”张翠兰说：“那咋可能哩，国家年年都给返销粮哩。”潘满仓说：“全国的农民都这么下去，粮食从哪来。嫑说城里人没吃的，连农民自己都饿死咧。”柳继孝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搞的这，就是过去批判的三自一包呀，这要是叫上头知道咧，那可不得了。弄不好要坐牢哩。”潘满仓坚定地说：“坐牢就坐牢，有啥了不起的，咱也不是没坐过。”张虎娃拦住了潘满仓说：“满仓叔，坐牢有我哩。这回咋也不能再叫你去咧。”侯鹏飞这时侯说话了。“坐啥牢哩，你们没看，这两年的政策松泛多了。这说明了啥，说明中央的政策出现了变化。难道你们没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这样说的。”说着，侯鹏飞从中山服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张报纸，指着上面划了杠杠的文字念到：“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定额管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还有这，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不就等于说，可以按照产量包到组，超产奖励么？” 张翠兰说：“报纸上不是明明说不许包产到户吗？”潘满仓急了，说：“你长的啥耳朵呀，人家不是明明说可以这，可以这，也可以这吗。边远山区可以包产到户吗，咱们村四面环山，难道还不算山区，不能包产到户吗？” 侯鹏飞说：“这其实还是过去的老政策，咱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嘛。但这些年光搞政治运动咧，歪曲成了一大二公，根本就没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像现在这种大呼隆做法，干好干瞎一个样，一天都是十分工，伤了能干人的积极性，让懒熊得便宜，谁都不是瓜熊，当然不悦意了。”李发运听了，说：“候校长说的没错，如果把地弄到户，叫他自己种，自己管，自己收，他就不懒了。咱们现在就是要一口咬定是责任到人，包地到作业组，万一上面查问起来，作业组是政策允许的呀。”潘满仓说：“因为和上面的政策有出入，将来有了事说不清，如果你们也觉得非这么做的话，大家分头找找各家拿事的，悄悄问问大家的想法，如果大家都悦意，咱再干不迟。”张虎娃急了，说：“好咱的叔哩，你没看现在都啥时候了，眼看都快二月咧，这事不靠实咧，今年又弄不成咧。要我说，咱们几个定下算咧。”潘满仓说：“慎重起见，也为了咱一次就把这事弄成，咱还是把工作做到头里。磨斧不误砍柴功嘛，如果大家都悦意干，用不了几天就靠实咧。”
几个人想想，潘满仓说的有道理，不能弄个半截子再出事，就同意了潘满仓的意见。
几天后的晚上，还是在这个队部里，三官庙的三十六个男人加上两个女人，又悄悄地开会了。开会前，都知道是划责任地哩，心里都有些激动，盼望这样的好日子来快些。今黑来与上次不同，点了一盏小马灯。后面进来的人看看房梁上的小马灯，再看看坐在下面的几个队干部，都是一副庄严神色。知道今天要决定的事情非同小可，关系着他们的生活、家庭甚至将来的日子，都悄悄找个地方坐了，等待这一神圣时刻的到来。
张虎娃看了看，每家都来了人。就轻声对潘满仓说：“咱们开始吧。”见潘满仓很严肃的点了头，他提高了声音，但也比平常的声音小了很多，只有坐在屋里的三十几个人听得清。他简要向大伙儿说明了队里实行的土地责任制的想法，坚定的说：“咱们今黑来每家都来了拿事的人，咱们搞的这个土地责任制，对咱们每一家肯定只有好处，没瞎处。只是咱们要悄悄做哩，不要出去乱说，因为上面还没有这政策，但咱们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如果说，咱们那一个人把今黑来的事情说出去了，上面查下来了，咱们立即再恢复成大集体，大家就挨饿去。为了把大家都拴在一根绳子上，咱们先举手投票，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么干，咱们就决定干，算是咱全体社员的意愿，任何人都不许反悔。你们看哩？”他用头点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姚玉娥的男人在外边工作，家里只有她和三个娃，劳力少，如果队里搞了责任制，她害怕自己种不过来。就问潘满仓：“这个责任制好是好，可我家里没劳力，种不过来咋办哩？”潘满仓听了，脸上的表情庄重严肃，他望一眼坐在旁边的几个党员，说：“你这问题咱们也都考虑过了，像你这情况队里还有淑芬，你们尽自己的能力干，如果忙不过来，由我们几个党员帮忙。”见大家都点了头。张虎娃说：“那咱们就举手表决，同意这么干的举手。”
不等张虎娃的话说完，王石头、张翠兰就举起自己的手，其他人也都跟着举手。柳继孝害怕有些人出去乱说，他见大家都放下了手，对潘满仓说：“亲家，我看咱们还是写个字据，叫大家都按上手印，万一将来有了事，都是大家伙儿悦意的事情，不能叫哪一个人挨搓。”潘满仓想想，觉得柳继孝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张虎娃说：“说的有道理，咱们就写个东西，叫大家按上手印。”张虎娃觉得柳继孝的担心多余了，说：“继孝叔，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谁不知道这是好事呀，都不是瓜熊，还能瞎了咱的事不成。”潘满仓说：“我不是担心咱们在座的谁会瞎了咱的事情，我是担心没来的瞎熊万一捅出去了，上面追究下来，咱没凭没据的，不好说话。到时候就成了你虎娃一个人的事咧，那咋成哩，有了好日子，咱大伙儿一块过哩，有的难处，咱也得一块儿担着得是的？有了书面东西，将来万一有事，咱也能说清楚了。”张虎娃嘴上虽然说着不怕，其实他的心里也犯嘀咕。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百十来口人的三官庙，啥人都有。他很快就写了个“三官庙社员大会决定”，下面写上了：“根据全体社员的强烈要求，三官庙决定实行土地责任制，把现有的土地包到作业组管理使用，每年每亩上缴公粮三十斤，生产队提留十斤，剩余部分作为奖励，八成归个人，两成上交生产队。今立字据为证。立字人。”他先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递给潘满仓，潘满仓签了，依次挨着传过去签上名字。有几个人不会写名字，问不会写字的咋办，张虎娃说：“不会写字的，画上个圈圈或框框，在上面按个手印就成了。”几个不会写字的人就照着做了。
没几天，三官庙悄悄把队里的土地全分到各户。三官庙的三十几个农民，孕育了中国农业史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就这么简单的土地责任制，却激发了社员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家家户户把地看得像娃一样，有人天不亮就到地里忙乎，天黑净了还不想回来。张虎娃再也不敲钟了，也不用东家跑西家喊了。这让他也有了空闲时间，一门心思种着自己家的八亩地。
真像大家说的那样，地就像个人，你勤它也勤。分户管理的土地们，也都像换发了青春一样，让庄稼“嘭嘭嘭”地生长起来，当年夏天，三官庙就迎来了丰收，家家户户的麦子比往年多收了七八成，有的还翻了番。上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家里留下的比队里分得最多的年景还翻了一番多。有的人家隔三差五也能吃上白面蒸馍了。
这让三官庙的人把地看得更金贵了。
这天中午，潘满仓和金福、樱桃、王霞、金寿，还有孙子立仁，在责任地里给苞谷锄草。一家人一边干活，一边看着绿油油的苞谷苗儿，说着家常闲话。王霞家里就她和潘满仓两个劳力，金寿家里就他一个劳力。潘满仓就把几个都叫到一起，给一家做完了再做另一家。王霞说：“爹，等收了秋，赶紧给立仁说个媳妇吧。”几个人听了，都高兴地笑着，樱桃笑着说：“立仁的媳妇不着急，等收了秋，还是先给一家人做身新衣裳吧，多少年都没做过新衣裳咧。”潘满仓站起身，抹一把脸上的汗水，说：“这有啥呀，衣裳咱添置，孙娃子的媳妇也得说，啥都不耽搁。”王霞不相信，说：“我看，能办成一件就不错了，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呀！”潘满仓高兴地说：“我已经估摸了。老大家的小麦比往年多收了六百多斤，吃上一半，卖上一半，苞谷哩，看这阵势，也错不了，也能卖上几百斤。还有黄豆，麻子，萝卜，白菜、洋芋，吃是够够的了。咋也够每人置办一身衣裳，然后，请个媒人，给我娃说个好看能干的，会过日子的媳妇。”几个人说得热热闹闹，金福高兴地咧着嘴，无声笑着，立仁红着脸脖子，紧赶着手下的活儿。
这时，一阵“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响，一辆吉普屁股冒着狼烟，朝村里开去了。立仁看了看说：“爷，是个吉普，肯定是找你的。”潘满仓看了看路上的烟尘，把锄头顶在腰上，右手抹抹头上的汗珠，说：“找我做啥呀，我早都不是支书咧。”又埋下头做活。没过多大功夫，牛棚就跑来叫潘满仓：“快赶紧老支书，县上来人咧。搞责任地的事叫县上知道咧。”潘满仓说：“知道咧咋？”牛棚说：“他们要抓张支书哩，你赶紧去看看吧。说不定你能救他哩。”潘满仓听了，赶紧扔了锄头跟着牛棚朝村里跑。
潘满仓刚走到队部，还没来得及招呼来人一声，就叫其中的一个“中山装”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谁叫你包产到户的嗯，你还有没有党纪国法，你到底要把社员带到哪去，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哩？”这边还没训完哩，闻声跟来的村民们，就把工作组的几个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潘满仓指着大场里的麦草堆儿，说：“啥这路哪路的，能叫老百姓吃饱饭就是正经路。你看看这些麦草，你就知道到底是啥路咧。”柳继孝也理直气壮地说：“社员们连个肚子都吃不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咋体现哩。再说，我们这么干，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工作组的一个人把手一挥，高声喊道：“不得了不得了咧。在三官庙，社会主义成果少，资本主义尾巴长。”不等他的话说完，潘满仓就拦住了他的话头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吗。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本来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这么做，就是在走建设社会主义哩。难道说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就是社会主义咧？大家都这么个弄法，不把国家吃空吃穷才怪哩。难道你想叫全国人民都饿肚子，都去逃荒要饭不成？”潘满仓的一席话，把工作组的人说得张口无言。柳继孝也跟着说：“我们这办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说下的，农民就是要为国家多打粮，才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哩。”另一个工作组急了，说：“这是农村方向道路问题，小生产虽然小，它的能量却不小，能攻倒社会主义大厦哩。”潘满仓说：“中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说这对不对？”工作组一时没明白潘满仓的意思，就随口答道：“对呀，当然对。”潘满仓也激动了，挥舞着他的右臂，指着大场还在晾晒的小麦，问：“你说衡量农民生活的标准是啥，就是看打下的粮食多不多，粮食多了，路就走对了，粮食打少了，说明路就没走对。这场院的小麦，就是给国家交了公粮剩下的，比往年翻了番，这是我们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干下的。难道是一届三中全会是错的？”在事实面前，“中山装”狡辩说：“给国家交公粮是应该的。但你这办法是错误的。”潘满仓高声说道：“办法对不对，关键看结果。不管啥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农民不种粮，社员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吃饭还是找中央吃饭。难道你们还嫌饿死的人少吗？”激动的潘满仓眼里涌动着泪水，一说到饿死人的事儿，杏花的影子就会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工作组一看，说也说不清，拦也拦不住，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这是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我们要抓了你。”跟前的社员一听，立即围了上来，喊道：“抓抓抓，把我们全村都抓到你们家去，就怕你们也管不起这么多人的饭哩。”“中山装”喊：“我要到县里告你们。”不等他的话说完，潘满仓高声喊道：“不要说告到县里，就是告到中央，我们也奉陪到底。”
工作组的几个人急忙钻进吉普，开着跑了。
社员们立即四散而去，忙自家的庄稼去了。
【末完待续】
作者简介：
许忠贤，男，1963年生，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