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莽“改制”与《周易》出笼

易律夫 撰

《周易》之名首出《左传》，《左传》出自汉刘向刘歆，而完全出自刘歆的可能性最大。至此，可以初步确定，“周易”或《周易》书名出自西汉末王莽新朝。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是新朝（公元8-公元23年）开国皇帝，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曾致力于改制复古，在位15年，卒年69。但王莽改制复古，尊周黜汉，是为了永固王氏政权。王莽得力于其姑王政君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出身低微，但不愧是王政君，弄得汉王廷政治长时期妇人当政，一塌糊涂。其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汉书》），所谓四门十侯。尤其是大司马王凤（王莽之叔）时，王莽得以迅速腾升封侯。王莽沽名钓誉，逐步升迁，直至篡汉为新朝开国皇帝，权术与其姑“妇人之仁”相仿佛。王莽玩弄权术，有其深厚的政治文化阴谋。应该说，作为外戚官宦家庭，他是一个博学有为的人。东汉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云“（王莽）受《礼经》（一说是《论语》），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而史载王莽24岁初为官，说明之前在学，时断当是比较长的，加之秦藏为汉所收，汉武帝的尊经，广加辑佚，更加上王莽官家身份，久居京都，故王莽所能识见的典经是不少的，学识上很可能有一定的造诣。这可从王莽不少奏折满是称《易》《书》《诗》《礼》等古典云云可知，同时王莽狂喊复古，对古代古典没有相当的了解理解，甚至有一定的见解，是不可能这样做到的。而从王莽一生简朴，执着为事，收赡名士，笼络将卿，甚至大义灭亲，其官术直至为新朝皇帝，可能也是冲着古文化典籍而来的。《汉书》载“莽使（兄子光）学博士门下。”说明王莽对文化知识的重视。王莽为大司马、安汉公后，常以周公自居，行周公法，并胁迫汉平帝“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皇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其欲驾驭古典古圣思想初露。尤其是在摄政后，改制思想十分明显。如《汉书》载王莽白太后云“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扰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王莽还著述八篇，阐述自己复古思想。并“宜班郡过，令学官以教授”“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考官薄，比《孝经》”。说明其著述上的为所欲为，专横跋扈。另外，王莽乘汉平帝年幼，利用其姑王太后，大势全面进攻古文化领域。《汉书》称“（汉平帝元始三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胜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其他御用也多拥护王莽，赞成改革复古。如《汉书》称公卿张纯云“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王莽还迫使汉帝“《诗》之灵台，《书》之作洛，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又《汉书》云“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其朝廷官制、税币、郡名、土地井田等也在相应复古变化。

但是，王莽一系列的改制改革，都是冲着古代古典文化来的。尤其是王莽新朝称帝后，其政治野心更加明显。同时，为了其王氏家族的狭隘利益，在复古倒退的路上越走越远。首先，王莽深知，依自己一人之力，改经篡典，谈何容易。所以，王莽除大揽权政外，大势拉拢文化名人，敢化大价钱，体现其志不小。如《汉书》说王莽初仕时“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王莽为了实现其篡汉及改典篡经的政治阴谋，拉拢的官卿儒士有孔光、何武、师丹、傅喜、甄邯、陈崇、张惝、孙竦、张纯、刘庆、哀章、王舜、王寻、王邑、王奇、严尤、张邯、崔发等，虽然未能说服大儒刘向、楚大儒龚胜等正直者，但刘向其子刘歆等却不得不为王莽所用，刘歆曾一度成为王莽政治阴谋的得力干将，堪称文化鹰隼。

王莽反古典古圣的思想是随着其权力的升迁而逐步高涨暴露的。如王莽初为大司马时，就大力复古尊周。哀帝时，高昌侯董宏以《春秋》义欲尊丁姬，为王莽所劾，可知其对孔圣有偏见。封安汉公后，尊宗庙，增加礼乐，改嫁娶仪，是其进攻古典文化之初步骤。而后以“周公诛四国”杀卫氏及百数官卿，可知其行为之酷烈。王莽还“作书八篇”，以《孝经》为官学官教，可知其附庸风雅。以周官制称呼、行古礼、税币土地改革，实是黜汉贬经。汉平帝元始三年的大兴学校、立古经古法、令征天下，可见其专横跋扈，目无天子。其于元始五年，推动九百余卿侯大夫云“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并实行“《诗》之灵台，《书》之作洛，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可见其行为规模之大。仿古市无二贾、路不拾遗、男女异路、犯者象刑等，以刘歆、陈崇为以治明堂，宣教化，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王莽为之奏定著令，因古《尧典》改汉十三州为十二州等，纯粹是形式主义。而效仿周公摄政，纯粹是为了篡汉夺权。王莽摄政后，民臣谓之“摄皇帝”，并很快改元为“居摄”，表现了王莽的实际皇帝地位。而王莽称帝后，改制的范围更大，行为更加突出放肆。仅在文化方面，王莽下书云“谒密之义，讫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既然从古礼乐开刀，则于《易》《诗》《书》《礼》等典经不远了。

王莽于汉平帝元始三年十二月代汉，为新朝，改元始建国，加大了其复古改制和乱经篡典的行为力度。表面上，王莽熟谙典经，凡行一事，引经据典，蒙惑他人。并多人封侯拜卿，四处出马，到处变化改动（如官名郡名税币礼仪称呼天文历法盐铁土地国有等），但大都是不切实际的。如天凤元年，王莽按《周官》《王制》之文，改动官名，为“六旬首”，百姓多不从。但其总的目的只是改经篡典，矛头可能是直指“群经之首”的《易经》。因为搞定了最古典经《易经》，就可以随时随意处理其他典籍了。为了使大儒刘歆为其复古改制服务，封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封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帝后。又封大儒博通士陈崇为统睦侯，封符命臣十余人。当然，王莽用甄丰、刘歆、王舜为心腹，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只是内惧汉宗室、天下豪杰而已。据《汉书.王莽传中》载：新朝元年秋，即“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并下令“嘉新公（刘歆）国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反虏，厥功茂焉。”这说明王莽欲以皇帝地位是天命所得的理论说教，为其政治服务。“天人合一”理论本是汉初董仲舒据古完成的，也说明王莽典经的水平之高。“天人合一”本是自然观，与古《易经》阴阳爻变化遵循自然规则一样，是和谐，是“王道”，与“霸道”相对立，但王莽却不懂或不愿意实行“王道”，玩起“霸道”的勾当。有人说“王”为“一贯三”，而“山”“卅”也是“一贯三”，就地位“帝”“天子”“君王”都高于“王”，“君王”之“君”总在“王”前。“王”在甲骨文里，是“一”上“人”，后又在“人”上加“一”，上下是封闭的，作“踏实”的意义讲倒是贴切的，而作“天人合一”却是胡扯。即使是今天的“王”字，上下有格，中间是“十”，“十”是重要的，表示“四方平衡”。其实“王”的古音是“望”，本义是旺盛、超越。而真正的《易经》自然观是阴阳交替，日月轮回，不仅有旺盛，还有衰落，顺从天时地利。王莽则纯粹暴发户，并欲传万世，效仿秦始皇，一味翻旧账，尊周排汉，不切实际，推翻成规，行霸道。如王莽于新朝三年置师友各四人，《六经》祭酒各一人，琅邪左咸讲《春秋》，颖川满昌讲《诗》、长安国由讲《易》，平阳唐昌讲《书》、沛郡陈咸讲《礼》、崔发讲《乐》。再如天凤元年底，敕策“讲《易》祭酒戴参为宁始将军。”可见王莽典经队伍之严整，待遇之高。但王莽对典经文字并不重视，经常改动如儿戏，只不过是随其欲罢了。如新朝四年，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汉书.王莽传》也说王莽“一郡至五异名，而还其故”“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还说王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汉书》又载：天凤二年，王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绝，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尤其是王莽主政不过十五年，但涉及典经内容之广，改动变化事件如此之多，几乎是动辄改名，动辄复古，关系典经方面的诏牒比比皆是。可以说，王莽一朝，虽是改制的一朝，但是改制的内容，不过在典经而已。如果说，同是短命王朝秦始皇“焚书坑儒”（影响也是很坏的）尚是一时的话，王莽新朝却几乎时时处处在干着谋算古典经的勾当。总之，王莽改制多尊周制，拥周公摄政，不过为王莽自己夺权以口实而已。而其怪诞无稽，又装模作样，复古称典，曲解经义，如此游戏国家大事，实为一闹剧。当然，王莽并不是完全无能之人，进行了改革，只是皇权利欲熏心，加之又懂些典经，乱经起来自然很突出。故在“周易”出笼问题上，虽然目前尚不知王莽是如何直接所为的，但由于权位关系，带头乱经，并一度不可收拾，致使相关人员下行效尤，闹出“周易”以混淆《易经》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原则问题，王莽当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所以，东汉班彪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东汉班固《汉书》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又云“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明学者夏言《申议天地分祭疏》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这里，为了进一步说明王莽“改制”的乖张目的，对王莽与《周易》的出笼关系再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王莽改制复古篡典，是为了完全篡汉，但用卜筮《周易》代替或混淆古《易经》，当还有其个人目的。这还得从古版《山海经》说起。古《山海经》为秦藏本（正如古《尚书》最后一篇为《秦誓》，故当为秦藏一样），也有可能是收旧六国所藏，经过汉初尤其是汉武帝尊五经时期，《山海经》应该为儒士所通识，由于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未被时人重视。王莽新朝伊始，为了广泛搜索其政治目的证据，拾起了此书，并作起了文章。古《山海经》原本十三卷，刘向刘歆附增多卷，通为十八卷，附卷内中杂有后补辑的“有易氏杀王亥，取朴牛”以及“三易说”即《连山》《归藏》《周易》诸事，其有无多少历史依据，暂且不说。战国屈原楚辞《天问》载“有扈氏”，隐约地提到了商王子亥之事，但语焉不详，未完整说出什么事。而“三易说”则纯粹敷衍。关键是，刘向是不会有《周易》什么事的，故当是其子刘歆所为，因为古版《山海经》是在刘向死后王莽新朝时最后辑佚定稿付梓的。而刘歆亦是慑于王莽淫威，最多仅是作些文字上的调整功夫，以示别议。加上王莽略懂经义，对古《易经》的典要地位是清楚的，更由于其政治目的的需要，故在比当时的古《易经》还要古老的《山海经》里直接插手或指使属人杂窜、杜撰卜筮《周易》，又威逼刘歆在刘向《七略别录》基础上辑出《七略》并推出卜筮38卷《周易》，借汉宗室刘歆之手，又嫁祸上一代汉宗室其父刘向，并嫁祸整个汉室，以混淆古《易经》，并涉及古有易氏部族。古有易氏是东部有穷后羿之后，时据北原，曾全力帮助商王子亥后代攻夏建商，商祖契还为古有易氏简狄所孕（见《史记.殷本纪》“简狄吞玄鸟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天生玄鸟，降而生商”），其姻亲关系非同一般。但王莽提起“有易氏与王亥”旧故，当是挑起离间商与有易氏的矛盾，故王莽或当非商后（《汉书.元后传》云：王莽本田姓）。或仅是为贬古典经《易经》寻找根据的总目的而偶然附生的历史事端。如果王莽果是商族王亥之后，则当是由于王莽新朝尊周、全面排汉的政治目的而反对《易经》，试图以周之卜筮《周易》褫替之，进而不顾有易氏于商之大功而纠其枝丫。可见，王莽之为人是如何地见利忘义。

西汉大儒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4年），深恨王凤王氏专权，素不屑王莽，对王莽早期的篡经乱典行为当有警惕，曾数谏汉成帝黜王氏不果，郁悒而逝，后王莽果篡汉。刘向为楚元王刘交裔后，字子政，本名更生，袭父刘德初为撵郎，继为谏大夫。因受汉谶纬思想影响以神仙铸金、书奏不实事数次下狱。后誉“宗室正直，明经有为”，征刘向受《谷梁》十余年，很有成果，并讲论《五经》于石渠，终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又领校中《五经》秘书，为中垒校尉。时王氏专权，刘向奏著《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成帝嘉其言，嗟叹其忠贞，然终不能夺王氏位。刘向“通达能属文辞”“明经有行”“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其言多痛切，发于至城”，其辑佚的书著文赋甚多，尤其是《七略别录》，开中国书目书之先河。由于刘向受诏成帝，校理汉宫廷藏书，在辑佚书著前加内容提要按语，成《七略别录》。大概是刘向知王氏专权乱典阴谋，《七略别录》不仅没有“周易”书目，而且多处出现“周易”的《左传》，更是附在《谷梁》《公羊》之后，《左传》是以“始”、“又”的方式出现的，或说明其为后人伪托，或说明其不甚重要。而且刘向在此还明确说明《左传》《国语》是刘向自己从《新国语》中分出的。为“周易”之伪托和晚出，提供了历史线索。虽然其辑佚的《周礼》《山海经》（均为刘歆最后结辑）也出现了“周易”，但与其一贯正经据典的行为有悖，或当是其子刘歆等迫于王莽权势而杂掺的。刘向有三子：长子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为九卿臣；少子刘歆，为最知名。

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年），字子骏，建平元年改名刘秀，字颖叔，为刘向之三子。年少即通《诗》《书》，能属文，后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继父为中垒校尉。据《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刘歆刘向始皆治《易》，刘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颇有成果。刘歆喜《春秋左氏传》，从丞相史尹咸和丞相翟方共校经传，质问大义。以前学者多是因《左传》古字古言而仅训诂，到刘歆，则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在解经问题上，刘歆进展很快，曾数难其父刘向，刘向竟不能对。汉哀帝初，大司马王莽推荐刘歆为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并集六艺群书，作中国第一书目《七略》。及刘歆深得哀帝喜欢，便欲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因《五经》博士不允，移书太常博士。并作议论云“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又忤逆大臣。刘歆惧诛而不得已外出为官。后王莽执政，孝元太后亲点，为羲和、京兆尹，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王莽篡汉为帝后，恩威并举，使刘歆为国师（号嘉信公），恩宠无比，在乱经篡典上，可谓王莽新朝第一文化鹰犬。当然，刘歆作为汉宗室，与其父刘向一样，深恨王氏专权现象。同王莽同流合污，当出于“曲线救国”策略思想体现。所以，刘歆最后是因谋杀王莽而被诛。刘歆其大吹伪《左传》，并欲为《左传》立官学而奔走，实是知其个中原因的。刘向对《左传》来源当是十分清楚，或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那帮儒士的伪托，故独抱《谷梁》本义，将《左传》以“始”“又”划入另册，并自称《左传》《国语》为自己所分《新国语》而成，且撰《七略别录》无有“周易”书名，以堵伪撰之口。同时，在汉成帝时，多次奏斥王氏专权，无果而郁默。大概也心知其子刘歆鼓吹《左传》的内在原因，对刘歆大贬自己所尊崇的《谷梁》言论，更不深加驳斥。刘歆则迫于王莽，不得已在补辑其父《七略别录》的《七略》中，列书《左传》《国语》，并于蓍龟类列《周易》38卷（另二种非“周易”原名），表现了刘歆最终为御用文人的谗媚态度。但即使如此，仍表现了刘歆的谨慎，如置《易经》于全书之首，严格划分了《易经》与《周易》的区别。只是作为国家行为，蓍龟38卷《周易》的出现，有置《易》《易经》以卜筮书的嫌疑，并为后来《周易》混淆《易经》，直至褫替《易经》提供了先声条件。而刘歆最后所辑《周礼》（实是古《官经》）、古本《山海经》中的“三易”“周易”，刘歆应该是知情者。作为最终捍卫汉宗室者，对“三易说”的“周易”于混淆《易经》的作用之大是没有料想到的。刘歆《七略》成书于排斥王氏专权的汉哀帝时期，但后附于王莽，官光禄大夫、红休侯、国师，自然会影响《七略》内容的最后形成。王莽改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乱经篡典的程度，前所未有。著名的司马迁《史记》（为后人辑补）尚有“周易”杂掺，何况属下刘歆《七略》？直接反击王氏专权的刘向《七略别录》，也不知何故，没有受到大的篡改，故今虽是辑佚本，仍反映了《左传》《国语》晚出、无有“周易”的反篡经行为表现，表现了刘向作为西汉大儒正直耿忠的高尚人品，比其子刘歆“曲线救国”高明得多。在这个方面，刘向将无疑为后世所称颂。

《易》《易经》是上古代的史箴政典，其哲学思想是明确的，尤其是排列组合科学表现，更是昭然若揭。而刘向刘歆等汉儒也是清楚的，多策书以《易》名，甚至懂典经的王莽，亦是如此。只是王莽多次称《易》，但尊周黜汉思想，仅为表现而已。刘向对王莽的尊周黜汉动机也是清楚的。所以，刘向直斥王氏专权，其《七略别录》则直接书《左传》《国语》晚出，更无“周易”名谓，主持正义，捍卫典经。刘歆对《易经》来源亦是清楚的，书面是多称《易》。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书云“汉兴，取圣帝明王暇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只是刘歆策略失当，假合王莽，改动父书（如《周礼》之“周易”），其悖父行为在刘向在世时已有表现，如建平时改名刘秀，与刘向典义不谐等。虽然刘歆也分别了《易经》与《周易》，置《周易》于蓍龟类，但明确单列《左传》《国语》，诳吹《左传》欲列于官学行为，加之亲辑最后定本的《周礼》、古版《山海经》出现的“三易”“周易”，实为《周易》混淆《易经》，即先定《易经》为卜筮，后以卜筮书《周易》褫替之的腐儒阴谋，开了方便之门，结果是很可悲的。果然250年后，魏王弼公然抛出了《周易注》《周易略例》，虽然当时的学者也习称《易注》《易略例》，然而由于王弼在对待古《易经》排列组合科学上毫无建树，并对战国《易传》“太极说”进行瓦解，用老子“无”“虚无”的玄学，歪曲《易经》予人的平常平凡的道理，诱导人们走上了一条诡辩不归路。既然是“无”，你谈什么？自言自语；又能够谈什么？无中生有。如此脑洞大开，悖背现实，丧失理性。所以，从汉王莽的政治魔术到魏王弼的学术歪曲，致使中国以后数千年的非科学假易学猖獗，卜筮《周易》迷信铺天盖地，至今阻碍中国的现代科学和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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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元2022年6月24日农历壬寅夏旬易律夫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