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古伯益的德政思想
易律夫撰
伯益，也称益伯，是上古尧舜禹时期的元老大臣。其主要成绩是帮助大禹治水，坚持古禅让政治，撰写古《山海经》。尤其是以德治国、化干戈为玉帛思想，深受黎民百姓怀念。死后祀其为宗布神、稽山大王、文圣等，由于伯益的文献资料出现早，也比较多，这里仅就他的德政思想谈谈。其德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具体表述如次：
其一，德的字义内容阐述
伯益，其先为古天子国大庭氏或古南蛮，后徙属古东夷部族，是夏诸侯国有易氏的先祖，为中国古代原始社会著名的酋长首领，是尧舜禹三朝大臣，曾代禹帝为天子，是大禹的父辈，也是禹子夏启的爷辈。由于坚持上古承传已久的古禅让政治体制，被坚持世袭帝制的夏启最后打败，远遁北漠，是中国古代北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开山祖。伯益的开启功绩甚多，在历史上多有载纪。伯益的治政管理是很有名的，其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较完备提出“以德治国”思想表现。古代中国的第一部政书《尚书》有专门的《益稷》篇，与《尧典》《舜典》《大禹谟》相侪列。这里，就伯益治国理政的德治思想阐述一下。
德，就今天字义上说，普遍是指道德、品德、功德等意思，是人的内在素质思想表现。如以德治国、德艺双馨、德才兼备、功德无量等。德的原始古本义为七曜即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运行。后来引申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进行实践，也就是不违背自然规律而发展人类社会，提升自我。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理解、践行、革命，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内在肯定和传播。德，于古代的解释甚多，有道德、品德、德行、功德、恩德等意义。为了能更好地说明伯益的“以德治国”思想，对“德”字的意义进行训释，兹例诂于次：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德，升也。当作登。辵部曰。迁，登也。此当同之。德训登者。公羊传。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何曰。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唐人诗。千水千山得得来。得卽德也。登德双声。一部与六部合韵又冣近。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古语也。从彳。声。多则切。一部。”可见，“德”的字形由“心”、“彳”、“直”三个部件组成。“心”表示与情态、心境有关；“彳”表示与行走、行为有关；“直”，“值”之本字，相遇相当之义。（洪颐煊《读书丛录》：“值本作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彼此相遇相当曰值…古字例以直为值。”）字形本意为“心、行之所值”，是关于人们的心境、行为与什么水平或什么状态相当的判断。说某人具有某德就是说某人在某一评价空间中到达哪里或站在哪里，说某德（如清德、和德、上德、下德）什么样就是说到达相应位点的行动者的行为表现会是什么样。德字甲骨文作徝（从彳从直），金文作惪（从心从直）或德（从心从彳从直），字形的演变寓示人们在进行评价时的侧重点的不同，最终写定的“德”字，“心”“彳”构件完整，似乎正寓示着一种综合与折衷。（见广西师大社《老子感悟》）。故德的基本意义有两种：
首先“德”字是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 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直视“所行之路”的方向，遵循本性，这就是“德”。在金文中的会意就更加全面了，“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遵循本心，顺乎自然就是“德”。在小篆中，仍然是会意：其右边的上方变成了“直”，“直心”为“德”。
其次，德的意义为品德、德行、恩德等。其例如有：
《广韵.德韵》云“德，德行。”《说文解字》云“德，升也。”《篇海.类篇》“德，德行。”《易经.剥》“君子德车。”《左传.成公三年》“然则德我乎？”《老子》第49章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还有“上德”“玄德”“孔德”“积德”之称，如“孔德之容，惟德是从”，《道德经》第51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还说“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易传.乾卦》“君子进德修业”，唐孔颖达注云“德，谓德行；业，谓功业。”《易传.系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哀公问》“百姓之德也。”《周礼.地官》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人多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洪范》云“六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也。”注谓“至德、敏德、孝德也。”《荀子.非十二子》云“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臣不德君。”《荀子.王制》“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战国策.秦策》“是不敢倍德畔施。”此“德”注为“恩也。”《孟子.梁惠王上》“德何如可以王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刻石颂秦德。”《史记.项羽本纪》“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云“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云“称已德隆望重，既录百揆，内外群僚皆应尽敬。”明陈继儒《袁伯应诗集序》“袁氏世德其忍谖乎？”明倪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云“试之刑以观其德，其平在额。”章炳麟《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实、德、业三，各不相离。”韩非子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陆德明认为“德者，道之用也。”苏辙认为“德者，道之见也。”《韩诗外传》云“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德，得也。洋洋得意之得）”。司马光《资治通鉴》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元代无名氏《娶小乔》第一折：“江东有一故友，乃鲁子敬，此人才德兼备。”
在中国的道教文化里，由于重在修心养性，德与道的关系是相连的。而道士丹家对于“德”的解释也是十分精到，颇可以鉴资一番的。如魏晋南北朝《西升经》云“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云“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各道士也竞相注之，以呈己义。刘仁会注云“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于性者，德也。”唐李荣注云“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妙，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云“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也。”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葛洪《抱朴子.内篇》认为“积善阴德。”吴筠《玄纲论》云“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又说“德者，何也？天地所廪，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于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清道士内丹家柳华阳认为“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然，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说“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而无主。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清道士刘一明云“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又云“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还指出“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道教义枢.道德义》云“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太平道《太平经》卷56-64云“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而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道教在德的内容方面，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将德的内容分为“上德之人”、“下德之人”、“有德之人”。上德之人是“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而也。”下德之人是“执着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有德之人是“含德养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
其二，伯益在古《尚书》中的德政理论思想表现
古《尚书》记载伯益即益的德政思想表现主要有三处，均出自《尚书.大禹谟》。其一是《尚书.大禹谟》。这是《尚书》中的一篇，虽名《大禹谟》，但却是舜帝后期主持召开的一次治政讨论会。先是大禹提出“黎民敏德”等治政概念，主要是强调对民众的治理，使百姓有品德。舜帝却并不赞同，认为百姓中有“遗贤”，应大力举用。伯益则尊先帝尧帝，在两者之间提出治政“帝德”概念。如果说“文命”是指大禹之子启的小名的话，则禹在此时就已有趁舜帝年迈，企图实行世袭帝制的思想表现，禹开头就说“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即禹子文命启功劳大，可以继承帝位，隐含了禹自己无可非议的当政思想，可见此时大禹的势力已经很大，在公开叫板舜帝。禹部族就是其父鲧部族，当年是尧帝联袂舜部族，方“殛鲧于羽山”的，而后又不得不任用鲧子禹为政，方平悉由“殛鲧”引起的骚乱。而此时尧帝已逝，益部族可能远道，舜帝自是孤掌难鸣。伯益也把握了形势，禹为帝已是不可阻止，但禹欲再用其子启，这是明显的世袭制，则是向古已成规的禅让政治的挑衅。故伯益马上提出“帝德”，要求领导者讲个人道德修养，以规范领导行为，以避免专制造成天下国家不可预料的结果。益的原话是这样的，其原引文是：“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翻译为：伯益说“啊！尧帝的德行广大而影响深远，圣明、神妙，能平定祸乱，能治邦安国。皇天怀念授命，使尧帝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王。”其二是《尚书.大禹谟》。也是在这个同一次治政讨论会。由于舜帝没有完全知道禹的不测思想，但也提出“遗贤”思想，舜帝与禹的分歧意见已产生。伯益为了协调二者的分歧，不至于闹成大乱子，提出“帝德”概念，但禹并不买伯益的账，三言两句，咄咄逼人，回击伯益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可能还影射了伯益。由于此时的舜帝没有能够有效还击，甚至用沉默来应对禹对伯益“帝德”的不屑。所以，伯益也豁出去了，进一步指出“帝德”的具体要求即不能违背法度，不能淫乐等。禹则又巧妙地将伯益的正确思想去回击舜帝，假装同意伯益，进一步解释了德治意义，云“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也逃过了伯益进一步稽究。虽然禹为帝后，能够有所作为，但其子启在打败伯益后，全盘否定前朝，建立世袭帝制，实行恐怖政治，淫乐无度，其所作所为受到后来《墨子》、屈原楚辞等的嘲弄。伯益“帝德”的具体阐述载于《尚书.大禹谟》，原引文是：“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于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怫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翻译为：啊！要警戒啊！要戒备没有预料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游玩，不要过分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奸邪不要犹豫不决。可疑的计谋不要去做，各种思想应当宽广。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欲望。如果坚持实行，不懈怠，不荒废，四方的诸侯国都会向往了。其三是《尚书.大禹谟》。舜帝在奖励禹、益等治水有功后引退（也是一次禅让美谈）不久，因“有苗弗率”，令禹“徂征”，禹即誓师谓“蠢兹有苗”，并“奉辞伐罪”，号令“其克有勋”，但是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伯益苦口婆心，对禹叙述舜帝往事，再启德政之要。而禹此时虽已为帝，也在残酷事实面前，只好顺从伯益仁德建议“诞敷文德”，又经过了不短的时期，有苗族方止戈投降。伯益对禹所述的原引文是：“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引之有苗。”翻译为：益赞同而后有异议地对禹说道“只有德行才能感动老天，有德行了，无论多远的人都会来归顺。骄傲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好处，这是自然规律。当初，舜帝在历山耕作，来往田间，每天对着天空大声号啕哭泣，对于父亲和继母，宁可自己背着不孝的罪名，招来邪恶的名声。舜恭敬地事奉父亲瞽瞍，有事见他时，一副恭敬畏惧的样子，瞽瞍也确实和顺了些。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这个三苗呢！”
总观伯益在古《尚书》中的德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以德为本，修德为上，身自力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是以先王（尧帝）先贤为榜样，孝敬前贤，前车之鉴，先行效尤，实行以前诺言，按过去方针办，总能应付时效问题，因为过去的经验值得注意。树立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是要有远见卓识，有预见能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有泰山崩于前而心不动的稳定能力，不乱方寸。
四是树立法制观念，建立健全法制法规，约束个人专断行为。
五是任人惟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六是作风简朴，吃苦耐劳，不能枕于安乐，沉迷淫佚。
其三，先秦古籍所载伯益德政理论表现：
战国《孟子.告子下》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表现了伯益为政脚踏实地、奋不顾身的忘我精神。伯益还处处以身作则，修德修能。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云“禹崩，传位于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尝不言。丧毕，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阳，一说是阴）。”其言“思禹未尝不言”，表现了伯益为臣之肃穆忠敬；其“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表现了伯益为人之礼义谦逊。再一个，伯益年轻有为，早慧超前，突颖而出，敢于为天下先。如西汉刘向《列女传.辩通》云“臯子五岁而赞禹”，中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引为“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按：臯子、陶子即大业，当是借喻的，故指的是伯益。虽然此说为传言，疑议甚多，不足为征。但侧面说明伯益很聪明能干，头脑灵活；而小就知理政，说明其有预测事物前景及管理方面的超人能力。而这又是治政时最要具备的能力。至于有人说臯子陶子即尧大臣臯陶，伯益即其子，则是错误的。因为《尚书》等古籍均称益与臯陶同为尧舜臣，而既为父子，何以能同朝执笏？战国《荀子.成相》则在表述禹之治水队伍里，将伯益排在首位，列臯陶之前，说明伯益的治政威望还高于臯陶。《说文解字》段玉裁注“赢”云：“伯翳（伯益），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偃、赢，语之转耳。娥皇、女英，《世本》作女莹，西汉戴德《大戴礼记》作女匽，亦一语之转。”这里，皋陶为伯益之子，事情倒过来了。说明史上伯益与臯陶的亲缘关系是有争议的。所以，东汉史学家曹大家（班昭）、南宋郑樵《通志略》、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等以臯陶伯益为父子，中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陶子生五岁而佐禹”句中“陶子”为“陶子者，伯益也。”等都是贸断。当然，伯益与臯陶有相近的部族亲缘关系，倒是不假的。如唐初孔颖达、中唐张守节就认为秦祖大业为臯陶父，生伯益。南宋罗泌《路史》也以为赢姓之祖大业为臯陶父，后晋刘昫、张昭远《唐书.宗室宰相世系表》更或以大业为臯陶祖或曾祖。如此等等，不以枚举。
在为政具体措施上，伯益很注意决策预测方面的前瞻作用，未雨绸缪。并注意教育启迪，还为此殚精竭虑，躬亲著述。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勿躬》云：“后益作占岁。”占岁即占卜未来、出谋划策并晷日纪历。这是说伯益干的本家行业，将重视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天象规理用于人事社会上。而伯益还博闻广志，启人之未知。如战国《列子.汤问》关于神“鲲鹏”云“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战国《墨子.所染》还说：“禹染于臯陶伯益。”这里的“染”字，是指感染传导。也就是说，禹帝思想曾受到伯益的思想影响，得到感化教导。而由此可知伯益的思想理论之高。另外，伯益利用自身承传载籍的优势条件，以文治启迪民智，亲自撰著了古《山海经》。此书原有图经，是一部关于社稷地理之书。西汉刘向《山海经表》云：“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直接说明伯益主撰了古《山海经》，与禹并无多大关系。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亦云：“禹主行水，益主纪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纪闻作《山海经》。”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还说：“（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得，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均主张伯益主撰了古《山海经》。虽然《山海经》多有不可解处，尤其是一些神话传说，但由此征稽上古历史资料，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伯益还因为本部族历掌上古载籍，具有别人没有的图籍条件，饱览书文，著述极多，被称为“文圣”。战国袁康、吴平《越绝书.吴内传》云：“经曰：夏启善牺文圣。”这里的“文圣”，指的是伯益。虽然夏启未必祀益，但伯益的“文圣”之名，并非虚传。以伯益主撰古《山海经》和“知而名之”（《列子》语）的博闻广志，加之其时在上古，实是名噪中古的文王、孔圣的。
其四，考证考古中的伯益德政理论表现
在出土金文中，还有不少关于伯益的文字记载。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辑《金文文献集成》（全47册）第10322云：“益公内即命于天子。”16云“益公为楚和氏钟。”4016云“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均同上引）。其“皇祖”“命于天子”“益公”，是对地位极为高贵、德行隆重的称呼。
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尧王城遗址前期有可能是少昊都城，后期有可能是伯益的都城。都城之南3公里处的日照汤谷太阳文化源旅游风景区内的天台山上有伯益挖的井，人称“益井”。以及伯益的坟墓，人称“大王陵”。
大禹去世之后，伯益和夏启进行部落联盟首脑之争。伯益失败被杀，被族人葬于天台山上。此次夷夏之争甚为惨烈。东夷地区延续了几千年的规模巨大的尧王城，两城，凌阳河和段家河古城都毁于一旦，荡然无存。另一结果就是导致该地区人口锐减，一直很活跃的早期华夏凤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还形成了以夏启和元仲为首的早期华夏两大对抗集团。《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二年下注曰：“《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於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两大集团既结合又对抗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西周初期，代表华夏集团的西周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征伐东夷的战争，代表东夷集团的诸嬴的势力范围进一步被压缩并被分化瓦解，嬴秦、嬴赵西迁，秦国远祖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日照地区万里迁移来到西北地区的。秦人远在西北，不忘故土，墓葬的头向都朝着东方，这也是秦始皇登基后数次东巡琅琊的原因之一。留在中国的嬴江进一步被分割成嬴江、嬴黄等三等诸侯小国，江国的国都也被迫从山东曲阜迁到河南正阳。伯益的势力范围大概今山东省日照地区。日照天台山因《山海经》中的记载而得名。《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泔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
天台山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南，离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约3公里。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的头像都朝着天台山的方向。据考证，天台山中有汤谷，是东夷人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的圣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东夷人祭祀先祖的圣地。
其五，民间传说中的伯益德政思想表现
由于伯益为鸟兽长，后世民间称伯益为“百虫将军”，且立庙以祀之。如东晋郭璞《水经注.洛水》云“晋永平（惠帝年号）元年九月《百虫将军显灵碑》云：将军姓伊，讳益，字颓暟，高阳氏之第二子伯益也。”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进一步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除晋人亦誉称伯益为“百虫将军”即百禽之长凤凰玄鸟、祠祀以神外，南北朝时还称伯益为“稽山大王”，并于会稽地方建“伯益庙”，亦为神。而著名史论专家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帝启六年，伯益薨，祠之。”战国袁康、吴平著《越绝书.吴内传》亦云：“夏启献牺于益。。。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虽然夏启献祠于政敌伯益未必为实，态度更不能说是真情，但伯益之神从此是可见一斑的。故从以上材料总的说来，伯益不仅曾贵为天子称帝，还成了人共祀之的神。
其六，伯益的德政实践功绩概述
伯益在为政实践中，实在功绩甚多。
如前文已提及的伯益与禹共同治水，天下称颂。这也是伯益的主要政功之一。如《尚书.益稷》云：“予（禹）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东汉王充《论衡》在《别通》、《逢遇》分别说“禹益并治洪水”、“禹王天下，伯益辅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直接云：“伯益佐禹有功。”《史记.夏本纪》云“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舜）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伯益），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舜）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伯益）为辅。’”表现了伯益在治水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伯益还做了朕虞大臣，执掌的地域宽广，成效显著。如《尚书.舜典》云：“帝（舜）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做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西汉刘向《说苑.君道》云：“益掌驱禽。”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亦云：“伯益知禽兽。”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录蔡邕《释诲》文更说“伯翳综声于鸟语。”中唐李贤为此注云“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与鸟语。”《史记.五帝本纪》云：“益主虞，山泽辟。”西汉刘向《说苑.修文》亦云：“益主虞，山泽辟成。”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七》说得更清楚，云：“伯翳大费（伯益）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赢，为赢氏。”罗苹注云：“赢，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路史》还说：“赢。。。翳（伯益）能使繁物而封。”战国《国语.郑语》云“伯翳（伯益）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三国吴韦昭注云“百物，草木鸟兽，议使各得其宜。”《史记.郑世家》云“伯翳（伯益）佐舜怀柔百物。”《汉书.地理志下》云“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这都说明了伯益作为朕虞大臣的治理功绩。而伯益的同宗伯夷还做了秩宗，典三礼，主外交。如《尚书.舜典》云：“帝（舜）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夷，汝做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夷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国语.郑语》亦云“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而除了年纪可能稍大于伯益外，功绩亦不小。所以中后唐文学家韩愈很欣赏伯夷，作《伯夷论》。说：“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就是在往古圣贤中，评价亦是颇高的。
除以上外，伯益的为政实践功绩还有不少。总的是伯益其禅让政治的现实，只是因势因地有所侧重罢了。如在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古《世本》云：“伯益作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古者，伯益初作井。”东汉高诱注《淮南子》云“伯益佐舜初作井。”南朝顾野王《玉篇》云“穿地取水，伯益造之。”东晋郭璞《井赋》云“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北齐张耀《井赋》云“惟斯井之肇作，实伯益之所营尔。”井，古或是打井取水之井。但很可能指的是“井田”。因为古井字通陈，陈又与田同，此当与“井田”有关系。《孟子.藤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可见，伯益首开了王田居中制。所以，战国《墨子.尚贤》云：“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开王田，与刊九州本是一回事。可见伯益的治政功绩之力。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号称“只字不易”，战国《墨子》行文亦以质朴称，故其说当是可信的。而《孟子.藤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史记.夏本纪》云：“（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益为朕虞，庶物繁殖。”则说明伯益在种养业上是有成绩的，尤其是植稻，至今影响全人类的粮作。又，伯益之属有扈氏，即九雇，为农正，曾拥伯益反对夏启，可佐说伯益种养业、农业之功。
伯益的最大社会实践功绩当是在禹死后代政之时。
《孟子.万章上》云：“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史记.夏本纪》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说明伯益先代政七年，而禹死后又为之三年。其“三”当是个概数，为多年或数年之意。可见，伯益的任政时间并不太短。东汉班固《汉书.律历志》云：“伯益为天子代禹。”更说明伯益原来并非一般的任政，而是称帝为天子，权威自然更大。在出土金文中，还有不少关于伯益的文字记载。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辑《金文文献集成》（全47册）第10322云：“益公内即命于天子。”16云“益公为楚和氏钟。”4016云“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均同上引）。其“皇祖”“命于天子”“益公”，是地位极为高贵的称呼。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进一步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西晋人亦誉称伯益为“百虫将军”即百禽之长凤凰玄鸟，祠祀以神。南北朝时还称伯益为“稽山大王”，并于会稽地方建“伯益庙”，亦为神。而著名史论专家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帝启六年，伯益薨，祠之。”战国袁康、吴平著《越绝书.吴内传》亦云：“夏启献牺于益··· 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虽然夏启献祠于政敌伯益未必为实，态度更不能说是真情，但伯益之神从此是可见一斑的。故从以上材料总的说来，伯益不仅曾贵为天子称帝，还成了人共祀之的神。其功勋之大，是非人力能及的。
先圣伯益古像图览（辑自中国百度网）
易律夫撰于公元2019年11月29日农历己亥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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