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象岗山上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墓，其“劈山为陵”的气势证明这是一座帝王墓；后经发掘鉴定，墓主是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任君主“文帝”赵昧。
说来传奇，如今经济发达的广州，2000多年前还是与汉王朝封分庭抗礼的“国”；如今既然发现的是“帝王墓”，出土文物自然十分丰富，诸如金银玉器、铜铁陶器等应有尽有。
其中代表有 “丝缕玉衣”和“文帝行玺”；单说“文帝行玺”，这块“金疙瘩”是迄今发现的西汉最大的金印，专家却说：这是“伪印”。
“南越”的开国君主叫赵佗，他曾是秦始皇帐下战将，当时受命南下平定百越；结果，赵佗离开中原就对了，“秦亡汉立”天下大乱，赵佗趁乱建立了一个国家。
刘邦平定中原后，一时局势不稳，再加岭南路远山高，汉王朝就没顾忌上“南越”，赵佗趁机自封“武王”；当然，赵佗也自知不敌汉王朝，因此表面归顺，以求自保。
自赵佗起，“南越”共有五位君王，一直坚持到汉武帝时才真正消失，国泽长达93年；如今发现的古墓，主人是南越第二代君王，赵佗之孙，“文王”赵昧。
如果这还不算传奇的话，那么南越历代国君的墓葬，应该算的上“奇”了；赵佗墓至今未被发现，“赵昧墓”以山为陵，历经2000多年，居然没有被土夫子光顾过。
也因如此，“赵昧墓”保存的相当完整，出土了大量文物，大抵有1000多套，万余件各种金银器、铜铁器、陶玉器等，着实让考古队领略了一把“帝王之气”。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两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丝缕玉衣”和“文帝行玺”。
单说“文帝行玺”，以纯金制成，高1.8厘米，宽3厘米，重148.5克；印面用小篆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印纽是一条盘曲“金龙”，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印四角，好似腾飞疾走，极为精美。
强调一下，这块金印出土时，上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印泥，且有明显划碰痕迹；这说明，“文帝行玺”经常被人使用，谁会“经常使用”？有两个人，赵佗和赵昧。
即使是从“帝王墓”中出土，又刻着“文帝行玺”的证明，但专家不承认，说是“伪印”。
按理说，“赵昧”是南越国君，又是“文王”，用“黄金制印”，应该没什么错；可专家为什么说它是“伪印”，又有什么“根据”呢？
这里的讲究可多了，先说“文帝”头衔，赵昧自己是没有资格“封”的。
以“古帝之礼”来看，历代“文帝”不在少数，如汉文帝、魏文帝等；但是，这可不是本人生前的称号，而是其死后的“谥号”。
“赵昧”还活着就敢自称“文帝”，这明显不合规矩，说白了，这就是与汉王朝分庭抗礼的具体表现。
再说这“玺”字，可不单纯是“印”的意思。
自秦嬴政称“皇帝”后，“玺”就成了皇帝印章的特指、专用名称，也是皇帝身份的证明；传至汉代，“汉礼”规定“玺皆白玉蠕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凡六玺。”
这么看，南越“文帝行玺”遵照的也是汉朝标准，但专家认为“用法不对”；简单点解释，自“赵佗”起，南越就归顺了汉王朝，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刘邦表面上还是要颁发“公章”的。
秦汉时期，皇帝用的是“蟠虎钮”，并非“龙钮”；刘邦赐给臣子的印绶，如今考古中多见“龟钮”，其实还有熊、虎、豹、蛇等。
按规定，刘邦给南越的印绶应该是“驼钮”，不可能是“龙钮”；南越私造金印，用的还是“龙钮”，同样是僭越帝制，甚至是“不承认汉王朝”的表现。
实际上也是如此，“南越”与汉王朝历来不合，双方均视对方为心头大患；刘邦时，南越就占了桂林和象郡，这些地区历来不被中原诸侯承认。
吕后当政，直接将南越认定为“蛮夷”，甚至断绝了中原和南越的经济往来；但不管怎么说，“南越”表面上是臣服于汉王朝的。
因此，赵佗也好、赵昧也罢，本身是没有资格用“玺”、“龙钮”金印的；还要说明一下，当时汉帝用的是“蟠虎钮”，南越不服，为什么不同样将印玺制成“蟠虎钮”呢？
这里还有“赵氏帝王”的小心思，南越国位于岭南，当地多为“越族人”，“龙”就是越族人的图腾。
古岭南是“水乡泽国”，当地人多捕鱼为生。
当时江河中有鳄鱼，越族人为了震慑鳄鱼，将自己“断发文身”，史料记载“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越族人崇尚强者，逐渐发展出了“鳄鱼崇拜”，再延伸就成了“龙图腾”。
既然有“图腾”，自然少不了传说，史载：“貉龙君”生百卵化百男，“百男”就是百越始祖 , 越族人就成了“龙子仙孙” 。
当年“赵佗”还是秦将，初到百越，为团结当地人，自然也要跟着崇拜“龙”，刻“龙钮”印玺也就正常了；赵氏用“龙钮”，凸显了独霸岭南，与中原帝王同等地位，但又区别与中原的意味。
既然“龙钮”与“蟠虎钮”类似，都是帝王标志，也就成了赵氏“僭越”的具体表现；现代专家多承认“汉”王朝，认为“南越”顶多算封国，因此文帝行玺是“伪印”。
两千多年后，“文帝行玺”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如今的“文帝行玺”已是国宝文物，就珍藏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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