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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纵观我国古代颇多文人雅士,很多流传千古的名句大都写于作者被贬,满腔热血无法抒怀或人生失意之时。众所周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长达五年。在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他写出了那首著名的词作《定风波》;刘禹锡被贬后,写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千古名句;盛唐时的著名贤相张九龄,被贬荆州,独自在外的他看到凄清的月景,不由得感慨丛生,写下引人共鸣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白居易45岁时被一纸诏书贬到江州任司马,“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亦把内心的孤独描写得深入骨髓。
《论语》中有言:“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也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但是进入沉浮波澜的宦海,必须做好遭遇贬谪的思想准备。而被贬到蛮夷之地,看得到更多的风景,踏过不同的河山,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这些给诗人创作提供了无数的可能。另外,民间疾苦或是太平盛世,沉于官场,哪里能够了解的清楚,看得明白呢?
大凡古代著名的诗,亦是在哲学上有所感悟。
一是郁郁不得志,朝廷不重用,看透人世间的道理,最后留下名作,而以文字明志。
二是重用过,在官场跌宕起伏过,看透人世间冷暖轶事,最终有所感悟。
两者都是哲学上的悟道和升华,不仅在经历上是一种磨难,对品格上也是一种历练。
然而,在古代文人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更需要融合心境,才能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深度和内涵。但是那种悠远高深的心境,和开阔的胸怀与格局,却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经受现实的历练和打磨才能拥有。如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早年写过一首扬名之作《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的文学水平自然无可挑剔,张固在《幽闲鼓吹》书中也曾记载,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对此诗颇为赞赏。但如果要论深度,这首诗显然无法与白居易晚期创作的作品相比。《赋得古原草送别》虽然也包含了一定的哲理和对生命的赞美,但与《长恨歌》《琵琶行》相比,其中的内容却显得稍浅。这个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在早年阶段,古代文人还未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对于世界和现实也没有深刻的认知,也体现不出非常深刻的内容。
其实人在年轻时,往往都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向往,所以常言道“年少轻狂”,内心也是浮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实不仅会给这些文人带来功成名就的喜悦,同时也会遭受失落和孤独,心境也自然有所不同。这些经历也在时刻磨砺着他们的内心,人间的世态炎凉,和沧海桑田的时过境迁,总能够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心中生出很多感触。
通过探究,已经了解到为何古代诗人的成名作大都写于被贬或失意之时。因为处于低谷的时候,可以收敛对外物的追求,转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内心的塑造当中。也正是这种源自于内心的深厚底蕴,塑造了那些富有深度内涵和情感的文学作品。
如今的我们,作为祖国的未来,更应该放下浮华,沉淀自我,注重内心的塑造,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和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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