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中国观;多民族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识。但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还是主张用华夏汉族代表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并对国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足见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实际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族也是由炎帝集团、黄帝集团融合具有少数民族先人性质的蚩尤集团而形成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多部落或多部族）交错杂居在一起，难解难分。司马迁《史记》即依据多民族的历史实际，构建了多民族的“中国”，对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大有补益。十分遗憾的是，《史记》研究的成果虽然浩如烟海，但只是在一些论著中对司马迁《史记》的“天下观”“大一统观”等问题进行一些论述，还没有有关《史记》“中国”观问题研究的专门文章问世。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主要涵义
司马迁《史记》一书，共出现“中国”一词131次①，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②。
书中或采用历史文献的记载③，或采用当时人的说词，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共出现72次，分别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
1.称夏、商、周以及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为“中国”
夏、商、周是中原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史记》一书多次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如，《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在教诫封在吴越之地的广陵王时，曾说“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1](P.2116)。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三代”，“三代”则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国家。《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时，北地“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2](P.3263)。所说“中国”，就是指唐尧（夏）、殷（商）、周三代，谓夏、商、周分别都河东、河内、河南，均有首都，无疑是指夏、商、周国家政权。
《楚世家》称，西周夷王之时，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92)。这条史料所述史事，发生在西周夷王时期，所说“中国”应该是指西周国家。《楚世家》又称，楚武王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3](P.1695)。楚武王自称“蛮夷”，“欲以观中国之政”的“中国”，无疑是指周天子的国家。又称楚成王使人朝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3](P.1697)。楚成王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楚成王镇守南方夷越之地，不要侵犯“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周天子统领的国家。《匈奴列传》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卻（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4](P.2881)。称申侯勾结犬戎攻杀周幽王，侵暴西周，周平王只好东迁洛邑。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周国家。周襄王时，“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4](P.2882)。周襄王是东周的王，所说“中国”，则是指东周国家。
《史记》还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如，《乐书》称孔子曾说“且夫武（指武舞乐），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意思是说初奏乐，“象武王观兵孟津之时”，“再奏，象克殷时”，“第三奏，往而转向南，象武王胜纣，向南还镐之时也”，“第四奏，象周太平时，南方荆蛮并来归服，为周之疆界”，“第五奏，而东西中分之，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为左右二伯之时”，第六奏，“象兵还振旅也”，“以象尊崇天子”[5](P.1229－1231)。谓周王朝依据武王克商制订的武舞乐，“振威于中国”，似有振威于商朝的涵义，周朝演奏其乐，也有振威于周朝之意。如果秦朝和汉朝奏其乐，也应有振威于秦朝和汉朝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寓有历代中原王朝或历代华夏汉族王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诘难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之俗。留居匈奴的中行说对汉使说，“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4](P.2900)。意谓匈奴娶父兄之妻，是为了种姓延续。而华夏汉族政权不娶父兄之妻，导致亲属疏远而相杀，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之事。所说“中国”，虽有指称汉朝之意，但也有指称历代华夏汉族政权和历代中原政权之意，是一个通称。《太史公自序》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6](P.3317)，意思是说，匈奴经常成为夏、商、周以来，包括西汉王朝在内的患害。所说“中国”，指称历代中原政权和历代华夏汉族政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史记》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则不仅仅称华夏汉族为“中国”，而是称这些国家政权所管辖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2.从中原各国为“中国”到“夷狄进而为中国”
春秋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国家，《史记》或以当时人的口吻，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依据“中原”为“中国”的观念，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国家政权。如《秦本纪》称，秦孝公时“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P.202)。谓秦孝公以前，秦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仍被视为夷狄，所称“中国”，当指中原地区以东周为首的各个政权。《吴太伯世家》称，吴国寿梦时期，“始通于中国”[8](P.1449)。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8](P.1473)。吴王寿梦和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中原各个政权。《六国年表》称，“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9](P.685)，谓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中国侯伯地位相等，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齐、晋等中原各诸侯国。《齐太公世家》称“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10](P.1491)。所说“中国”，也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宋微子世家》称，宋襄公不攻打没有列成战阵的楚军，“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唐司马贞索隐曰：“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11](P.1633)。所说“中国”，是指宋国及中原各诸侯国。《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越灭吴后，“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12](P.1752)。太史公曰：越王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12](P.1756)。所说“中国”，也是指包括东周在内的中原各国。《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在上书汉景帝少弟梁孝王之书中曾说，“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13](P.2473)，“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13](P.2475)。“霸中国”，具有称霸中原等地的意思，也有称霸中原各国的意思，所说“中国”也有指称中原各个国家政权的意思。《货殖列传》称，句践卧薪尝胆，用范蠡、计然“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之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P.3256)。这里所说的越王句践“观兵中国”，也是观兵中原各国的意思。上引各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春秋时期以东周为首的中原各个国家政权。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齐等政权，也是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史记》也称这些政权为“中国”。如，《楚世家》称楚国有一位善射雁者，向楚襄王献计说：“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欲以激怒襄王”[3](P.1730－1731)以伐秦。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韩、赵、魏等中原各个政权。《田敬仲完世家》称，苏代曾对秦王说：“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14](P.1900)，谓中国的白发游说之士都在想方设法离间齐、秦的联合，所说“中国”，也是指中原各国。《孔子世家》称，“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5](P.1910)。春申君黄歇曾为楚计划而上书秦昭王说：“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16](P.2392)。意思是说，秦国攻楚，有利于韩、魏和齐国，韩、魏强大以后，足以与秦较量，对秦国并非是什么好事。所说“中国”，显然是指韩、魏、齐等中原各国。范睢为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时曾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17](P.2409)。所说“中国”，也是指韩、魏等中原政权。
战国时期，虽然仍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初，用“中国”一词指称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时，也不包括楚国，但后来，也将楚国纳入“中国”之中，楚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如，《天官书》称，“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又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均称西方为外国，东方为中国。《天官书》接着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18](P.1347－1348)。可知，文中所说西方当主要指秦国，所说东方当主要指韩、赵、魏、楚、燕、齐之东方六国（六王），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东方六国，当也包括楚国了。再如，《张仪列传》记载，义渠君朝于魏时曾说“中国无事”。张守节《正义》解释这里所说的“中国”时说，“中国谓关东六国”[19](P.2303)。可见，这里所说的“中国”，虽然也主要指中原各国，但已经包括“关东六国”中的楚国了。
战国时期，称楚国等“关东六国”为“中国”，似乎只有秦国不是“中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在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也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如，《秦本纪》记载，秦缪公时，西方的戎王派遣从晋国投奔到西戎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7](P.192)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中国”释为东周和中原各国的话，只能说明秦缪公没有承认自己属于西戎，而是视秦国西边的戎王的夷为戎夷。而从当时秦缪公与由余对话的语境来看，秦缪公所说的“中国”，不像是在说与双方谈论话题无关的第三者东周，似有自诩秦国既有文化又富有的意思，如是，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有指称秦国的意思了。由余听了秦缪公的话，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由余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从后文提及“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7](P.192)来看，似有指称中原华夏王朝的意思，但由余是针对秦缪公的话进行反驳，似乎也没有谈论与双方无关的第三者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在针对秦缪公炫耀富有，而认为正是由于秦朝富有，才会“日以骄淫”，“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才会出乱子。如是，由余所说的“中国”，也应该是指秦国。这从随后内史廖所说“中国”，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秦缪公听完由余的议论以后，感觉由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为敌国戎夷所用，无疑会成为秦国一大患害。秦缪公忧心忡忡，并带着这一担心去问内史廖，内史廖说：“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7](P.193)，再通过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使由余为我所用。内史廖在这里说戎王“未闻中国之声”，随后就让秦缪公“遗其女乐”，实际上，是视秦朝“女乐”等为“中国之声”。所说“中国”，无疑是指春秋时期的秦国。司马迁在《秦本纪》里使用的这则史料，源于《韩非子·十过》，但《韩非子》原文只有内史廖所说的“中国之声”，没有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一词，说明司马迁不仅认同《韩非子》所说的“中国之声”，还将《韩非子》内史廖所说“中国之声”进一步发挥为秦缪公和由余所说的“中国”诗书礼乐，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认同秦缪公时期以“中国”自居的思想观念。
如是，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秦国，虽然仍被视为“戎夷”，但已经出现秦国不以“戎夷”自居，而以“中国”自居并视其他戎夷为戎夷的思想倾向了。到了战国时期，人们虽多以“关东六国”为“中国”，仍然认为秦国不是“中国”，但司马迁《史记》已经将秦国与“关东六国”并列，同等看待了。如《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称，东周灭亡以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20](P.169)。《六国年表》司马贞《索隐》谓：“六国，乃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曰'七雄’”[9](P.685)。都将秦国与关东六国一并称为“七雄”，同等看待，没有区分华夷的意思了。为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以后，名正言顺地自称“中国”创造了条件。
唐代思想家韩愈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华夏用夷礼变成夷狄，夷狄用华夏之礼变成“中国”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向外辐射，四夷则通过与中原华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认同中原文化，出现了“中国”认同观念，并开始向“中国”转化。楚国和秦国由夷狄逐步变化为“中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3.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朝为“中国”
秦灭六国以后，人们又称秦朝为中国。如，秦始皇欲攻匈奴，李斯不同意，曾谏称，如果进攻匈奴，将会出现“靡獘中国，快心匈奴”[21](P.2954)的局面。李斯所说“中国”，无疑是指秦朝。秦始皇曾“使尉佗踰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22](P.3086)，秦始皇时，相对于百越的“中国”，无疑是指秦朝。汉朝大臣主父偃，曾“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21](P.2961)。称秦朝大将蒙恬逐匈奴，修长城，广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秦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危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23](P.2967)。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但也用来指称中原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以后，秦朝大乱，按此理解，这里所说的“中国”，应该也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4](P.2887－2888)。诸侯叛秦，秦朝出现大乱，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的意思。匈奴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即匈奴与中国以河南为界，有边界，当指称政权，所说政权，应该是秦朝。《匈奴列传》又说“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4](P.2890)，“汉初定中国”[4](P.2894)。《陆贾传》称“及高祖时，中国初定”[24](P.2697)。《太史公自序》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6](P.3317)。“定中国”，“平中国”，当为灭亡秦朝和项羽，统一“中国”的意思，所说“中国”，应该有指称中原的意思，也应该有指称秦朝和原来秦朝所控制地区的意思。
秦王朝的“中国”，不仅仅是华夏人的“中国”，也包括秦朝管辖下的西戎、西南夷、北狄、南蛮和东夷之人，实在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
4.称西汉为“中国”
西汉代秦以后，人们又称西汉为“中国”，《史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秦朝灭亡以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称“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23](P.2967)，意思是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以后，汉高祖考虑到国内百姓劳苦，没有出兵灭亡南越，反而承认南越自立。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政权。吕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3](P.2969)。意思是说，吕后时禁止与南越贸易铁器，赵佗认为是长沙王依仗汉朝，欲击灭南越，遂进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地位相等。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遣使向汉求救，太尉田蚡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汉武帝没有采纳田蚡的意见，“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25](P.2980)，所说“中国”有指称中原地区的涵义，也有指称西汉国家的意思。《匈奴列传》称，“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4](P.2890)，所说“中国”，无疑是指西汉政权。汉武帝曾遣司马相如檄告巴蜀太守曰：“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26](P.3044)。司马相如在论通西南夷之事时，曾说“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26](P.3049)。又借夷人之口说“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26](P.3051)。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政权。匈奴浑邪王率众准备投降汉朝，汉大征民马“发车二万乘”前迎，民马征收不足，上怒。汲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獘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27](P.3109)汲黯认为大征民马并诛杀征马不利的官员，令天下骚动，是疲劳困敝“中国”之举，不宜提倡，所说“中国”，就是指称西汉政权。汲黯又说“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27](P.3109)，认为西汉不与匈奴和亲，出兵征伐匈奴，也是劳民伤财。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政权。匈奴来请和亲时，博士狄山曾说：“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28](P.3141)。狄山所说“中国”，也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称，“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29](P.1027)。所说“中国一统”，无疑是指西汉一统，所说“中国”就是指西汉国家。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21](P.2950)。公孙弘认为通西南夷，置沧海郡和朔方郡，耗费西汉大量人力物力，会使西汉国家走向疲劳困敝。严安也曾在上书中称：“今中国无狗吠之惊”[21](P.2959)，认为西汉社会稳定，没有战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30](P.2995)，认为大夏等人仰慕西汉王朝。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遂“发间使，四道并出”[31](P.3166)，与西方国家进行广泛联系。“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6](P.3318)，认为大夏等远蛮愿意观礼西汉，与西汉进行交往。《万石君传》称西汉“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为“中国多事”[32](P.2767)，等等，所说“中国”，都是指西汉国家。
《史记》称西汉为“中国”，也不仅仅是指汉人的“中国”，也包括汉朝管辖下的各个少数民族。史书中称“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33](P.1832)，汉代大思想家王充曾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34](P.823)，原来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到了汉朝建立以后，都成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史记》出现的“中国”一词共131次，其中有72次，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说明《史记》中“中国”的涵义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史记》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各族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称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也称属于南蛮的楚国为“中国”，在被人们视为“戎狄”的秦国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上，开始逐渐模糊，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也包括秦汉政权控制下各族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多民族的“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二、九州、十二州与多民族“中国”的构建
司马迁《史记》“中国”一词的涵义，除了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都城”“中原”“华夏汉族”“文化”和国家政权等涵义以外，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时“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35](P.43)，称大禹治水以后，划“定九州”。《夏本纪》称，禹定九州以后，“九州攸同……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南朝宋裴骃集解引郑玄的话解释这里的“中国”一词说：“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36](P.75)。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九州”，“九州”和“中国”显然是一个意思。禹所定九州，为冀、沇（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中，冀州包括“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的地区；青州“嵎夷既略”，“莱夷为牧”；扬州包括“岛夷卉服”；雍州“三苗大序”，“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6](P.52-65)。《南越列传》称“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张守节《正义》称南越之地属于“夏禹九州”之中的“杨州”，“故云杨越”［23］(P.2967)。即认为南越地区也在九州之内。按此记载，禹所划定的九州，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也应该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五帝本纪》又称，舜“肇十有二州”。马融释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35］(P.27)。司马迁谓“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18］(P.1342)。虽称“夷狄”为外，但明确表示“十二州”是“中国”。舜肇“十二州”是在禹定“九州”基础上分置并、幽、营三州而成，实际上，与禹定“九州”是一致的。禹定“九州”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舜肇“十二州”亦应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元人撰写《辽史》时曾谓“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认为契丹人活动地域跨有“幽、并、营之境”[37](P.437)。《大明一统志》在记述舜“肇十有二州”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38](P.1749)。清人顾炎武在论述此问题时，称“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认为“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④]。认为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远夷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又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8］（P.1346）。“二十八舍”即“二十八星宿”。古人将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分别由不同星官主管。称二十八星宿主管“十二州”，似有二十八星宿主管整个天下的意思，也有天下为“十二州”的意思，上天主管的天下“十二州”，也不应该仅仅指中原华夏族居住区，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因此，司马迁在此处所说的“内冠带，外夷狄”与“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似不是相对应的一回事，而是二回事。所说“中国”并非仅仅指“内冠带”的华夏民族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邹衍进一步发挥了禹序“九州”学说，又构建了“大九州”学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9］(P.2344)。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个州，即“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外像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加上赤县神州共九个州，即“大九州”。中国赤县神州不过是“大九州”天下体系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应该是“中国赤县神州即'小九州’”中的一个州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赤县神州”是“大九州”的九分之一）。按照邹衍构想的“大九州”天下体系，原来禹定“九州”和舜肇“十二州”都是“赤县神州”，都应该称“中国”。
邹衍构建“大九州”学说以后，人们对中国九州（赤县神州）范围的认识似有缩小，一些人认为“九州中国之地”［40］(P.53)，仅指中原华夏人居住地区，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区。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赤县神州的“九州”既然是“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⑥的“九州”和“五服”，就应该等同于禹时的“九州”“五服”和“天下”。禹“分天下为九州”，“天下”就成了“九州”的代名词。“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41](P.87)，“禹之九州”即是“中国九州”，“中国”也就成了“天下”的同义词。黄晖在校释王充《论衡》“方今天下”一语时“谓中国九州”[42](P.477)，即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将“中国九州”与“天下”等同起来。
《史记》在叙述禹定“九州”之后，紧接着记载夏朝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称“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6］(75-77)。司马迁这里所叙内容，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禹贡》原文没有“令天子之国以外”几个字，孔颖达疏称“甸服去京师最近”［43］(P.153)。《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称周代“王畿”之外分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似这里所说的“天子之国”指京师或王畿，是京师或王畿五百里以外为甸服的意思。一般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44］(P.329-330)，即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蛮夷”和“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天下”即是“九州”，“九州”是“中国”，“天下”和“五服”也就成了“中国”的同义词。唐人陈子昂称“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45］(P.898)，即称要服荒服之内为“中国”。宋人章如愚曾说，“禹之治水，东及莱牧，西及岛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迹远矣。……九州之域既载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内，复明王化之所止，后世不能知之。夷狄羁縻皆入中国图籍，则《禹贡》之书又所以示王者略外之文也”［46］。即认为“禹之九州”为“五服之内”，“皆入中国图籍”，包括岛夷、皮卉服夷等少数民族。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记载，唐氏曰“尧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又“谓夷、镇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四海之内九州”⑦。即认为“四海之内”为“九州”，“九州”在“五服之内”，《周礼》所说的相当于要服和荒服的“夷、镇”等服也在九州之内，不在九州之外。也是将“五服之内”与“中国”“九州”等同起来的意思。按照这些人的认识，“禹之天下”“禹之九州”“禹之五服”与“中国”为同义语，并非仅仅指中原华夏地区，而应该包括“要服”和“荒服”地区的少数民族。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称，商朝时，匈奴的先人“以时入贡，命曰'荒服’”［4］(P.2881)，将匈奴列在五服之内。如果按照五服之内为中国理解，似这里也将匈奴列为“中国”了。按此理解，《史记》也是构建了多民族“中国”。
三、“炎黄子孙”与多民族“中国”的构建
《史记》一书不仅称华夏汉族人为炎黄子孙，也称匈奴等少数民族为炎黄子孙。《史记》的这种说法并非是其凭空构建的，而是将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司马迁经过社会调查获取的各民族传说等经过系统整理后构建起来的。
1.华夏汉族都是炎黄子孙
《史记》一书构建了黄帝谱系，认为华夏汉族均出于黄帝。《五帝本纪》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少昊）”，“其二曰昌意”。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高辛即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尧后来禅位虞舜。虞舜出于黄帝另一儿子昌意一系。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即颛顼。“帝颛顼生子曰穷蝉”［35］(P.1-13)，穷蝉生子敬康，敬康生子句望，句望生子桥牛，桥牛生子瞽叟，瞽叟生子虞舜（名曰重华）。虞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后来禅位夏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6］(P.49)。“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35］(P.45)。认为夏王朝的建立者禹及其先人都是黄帝子孙。
《五帝本纪》说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六国年表》又说“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张守贞《正义》曰：“禹生於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9］(P.686)。也认为禹生于西羌。《五帝本纪》将禹说成是“颛顼之孙”，无疑具有将禹构建为黄帝子孙的意思，《六国年表》又将禹说成是“兴于西羌”，又有将西羌构建为禹之后人即黄帝子孙的意思。
司马迁不仅将夏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先人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商王朝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殷本纪》称建立殷商王朝的始祖“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即认为殷商始祖契是帝喾（高辛氏）和简狄所生之子。司马贞《索隐》引谯周的话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47］(P.91-92)。谯周认为殷商始祖契并非帝喾的儿子，司马迁却把他说成是帝喾的儿子，把殷商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后裔说成是炎黄子孙，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深思。
司马迁还将周王朝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周本纪》称建立西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认为建立周朝的始祖后稷是帝喾与姜原所生之子。然随后又说，“姜原出野”，踩到巨人的脚印，而怀孕，“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20］(P.111)。又似西周的始祖弃不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但司马迁也把西周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华夏汉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
2.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不仅将华夏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五帝本纪》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舜请求尧流放四凶以变四夷应该如何解释，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裴骃《集解》引徐广的话说：“'变’，一作'燮’”。司马贞《索隐》称“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徐广云作'燮’。燮，和也。”张守贞《正义》“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35］(P.28-29)。按此解释，舜请求尧流四凶以变四夷，即是将四凶流放到四夷之地以改变四夷风俗习惯之意，现代学者徐复观等人亦取其意，以为舜请求尧流四凶以变四夷，“盖取其在流放四罪之中，依然有教化四夷之意”［48］(P.313)，将“变四夷”解释成教化四夷，改变四夷的风俗习惯等。然，裴骃《集解》又引马融之语曰：“殛，诛也。羽山，东裔也。”张守贞《正义》又引孔安国的话说：“殛，窜，放，流，皆诛也。”又引《神异经》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曰）云是鲧也”［35］(P. 28－30)。这里，又将“殛、窜、放、流”解释成“诛杀”，如果将鲧等四凶诛杀，何谈对四夷进行教化？恐怕司马迁在这里也有把后来的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说成是由中原的炎帝和黄帝后人发展而来的意思，这与他在《秦本纪》所说秦的先祖费昌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7］(P.174)，《楚世家》称楚人先祖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3］(P.1690)，《魏世家》称魏之先祖毕公高以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49］(P.1836)以及后来《魏书》所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50］(P.1)等说法是一脉相承的，与司马迁将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的思想相吻合。
（1）将秦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春秋战国以前的秦族或秦国一直被人们视“戎夷”，但司马迁在《秦本纪》却说他们是炎黄子孙。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7］(P.173-175)。将秦之先说成是“颛顼之苗裔”，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秦之先是颛顼的苗裔，也就成了炎黄子孙。又说费昌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7］(P.174)，造父别居赵，造父又成了赵国赵衰的先人。把人们向来认为属于戎狄的秦的先人说成与“五帝”、与夏、商、周的先人属于同一血缘，都是黄帝的子孙。
（2）将楚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楚在春秋之时，也被视为蛮夷，可司马迁也认为他们是炎黄子孙。《楚世家》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又谓帝喾高辛的弟弟吴回为重黎之后，成为芈姓楚人先祖，均与炎黄子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熊渠曾明确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89-1692)。司马迁把熊渠以及人们都认为属于南蛮的楚，也说成是黄帝的后裔，楚人也成了炎黄子孙。
（3）将吴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8］(P.1445-1446)。认为建立句吴的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为了让其弟季历继位而逃奔荆蛮，建立吴国。周武王克商以后，念吴太伯避让季历之功，求太伯之后以封。时，吴国已传位至周章，周武王因封周章为诸侯王，建立吴国。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中原，建立虞国。司马迁因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中原）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8］(P.1475)。认为周武王分封的吴太伯的后人周章君于吴国，在“荆蛮”；分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建立虞国，在“中国（中原）”。虞向来被看成属于中国华夏，吴则被视为荆蛮。在司马迁看来，虞和吴都是周太王的后人，周太王是周朝始祖后稷的后人，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之子，帝喾是黄帝的后人，属于荆蛮的吴也就成了黄帝的后人。
（4）将越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12］(P.1739)。认为越王句践是禹的后裔，为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属于夏后氏的禹是黄帝玄孙（也有人认为是黄帝的九世孙），也就是说被人们视为夷蛮的越王句践也成了黄帝的后人。《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23］(P.2967)，属于华夏族，自然是炎黄子孙。《东越列传》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25］(P.2979)。越王句践是黄帝玄孙禹的后人，两越的夷蛮是越王句践的后裔，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
（5）将蜀人和西南夷说成是炎黄子孙
《三代世表》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享，输献于汉。”司马贞《索隐》谓“《系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盖当然也。《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则杜姓出唐杜氏，盖陆终氏之胤，亦黄帝之后也。”张守节《正义》称，“谱记普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其支庶於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51］(P.506-507)。即认为蜀地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人。司马迁将蜀人说成是黄帝后人，大约是依据《世本》所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52］(P.333)改写而成。
《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0］(P.2991)。学界虽然对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西南夷“皆氐类也”，存在不同认识，但多认为司马迁认为西南夷是“夷”，而不全是氐类，但与氐有一定联系，或其中有一部分为氐类。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53］(P.415)，称“互人之国”为炎帝之后。郝懿行为“氐人国”作笺疏称：“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王念孙、孙星衍均校改“互”为“氐”，是《大荒西经》互人国即此经氐人国，乃炎帝之后裔也”［54］(P.280)。如是，则西南夷中的氐类也就成了炎帝之后。司马迁还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0］(P.2993)。认为后来在西南夷地区建立滇政权的庄蹻为“楚庄王苗裔”。“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3］(P.1689)，颛顼是黄帝之孙，以庄蹻为代表的滇人也就成了黄帝之后了。
据《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文帝曾说“尧舜放逐骨肉”。张守节《正义》释曰：“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鲧及讙兜，皆尧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22］(P.3080-3081)。认为“三苗”也与尧舜同姓，是尧舜之骨肉。也就是认为“三苗”也是黄帝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说，“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55］(P.436)。把苗民说成是颛顼的后人，苗民也就成了炎黄子孙。
（6）将匈奴说成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史记》专门设有《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贞《索隐》谓“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4］(P.2879-2880)。认为匈奴是夏桀之子的直接后裔，夏桀属于夏后氏，夏后氏是夏王朝王族的氏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36］(P.89)。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就等于说匈奴是大禹的后裔，大禹是黄帝的后裔，匈奴自然也就成了黄帝的后裔。
（7）古朝鲜也是炎黄子孙
古朝鲜指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及其族属也进行了记叙。谓“箕子者，纣亲戚也”［11］(1609)，箕子是商纣王的亲戚。商朝后期，纣王昏庸，“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47］(P.108)。商纣王昏庸无道，微子数谏不听而出走；比干强谏，则被纣王剖腹看看其心是否有七窍；箕子见状非常害怕，装疯卖傻，还是没有逃脱纣王的惩罚，被关进了监狱。周武王率兵灭商，“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20］(P.126)。箕子被释放以后，率众东走，自建箕氏朝鲜政权，周武王听说箕子自建箕氏朝鲜政权，“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11］(P.1620)。认为箕子是商纣王亲戚，商纣王是商朝始祖契的后人，契是黄帝后裔，箕子也就成了黄帝后裔。箕氏朝鲜后为卫满的卫氏朝鲜所取代。《朝鲜列传》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56］(P.2985)。西周大分封时，分封召公奭于燕，建立诸侯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57］(P.1549)，即与周朝王族同姓，周朝王族是炎黄子孙，燕人也就成了炎黄子孙，燕人卫满建立的卫氏朝鲜也就成了炎黄子孙。
司马迁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虽然也有部分历史文献依据，但之前的历史文献记载，都没有司马迁记载的如此详细和系统。史载，司马迁曾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或许有关少数民族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出于当时少数民族自己的神话传说。司马迁则将史籍记载和自己调查获取的少数民族的传说重新进行整合，终于构建起了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华夷一家”的一源论思想体系。
其实，将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并不科学，因为各民族起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这已为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燕辽地区丰富的远古人类考古及其文化所证明［58］(P.33-42)。但生活在西汉武帝“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却将各个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具有对各族的心理认同以及“华夷一家”的思想观念，并在其基础之上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的“中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时，有时指称夏、商、周国家政权，有时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时，最初不包括楚国、秦国等国，后来又包括楚国，并在秦国是否“中国”的问题上逐渐模糊，逐渐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为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称“中国”创造了条件。《史记》用“中国”一词指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时，包括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西汉时，包括受汉朝管辖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的少数民族，构建了多民族的王朝国家的“中国”。
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时，则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有关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的相关记载，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并称匈奴及其先人为“荒服”，构建了包括匈奴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天下一体”的多民族的“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反映了司马迁具有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的心理认同以及“华夷一家”的多民族“中国”构建的思想和认识。司马迁将本是戎夷之秦写入“本纪”，将蛮夷之楚、吴、越列入“世家”，将属于夷狄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少数民族写入“列传”，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并无区别地杂错编入一书之中，书写了“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多民族“中国”的美丽画卷，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多民族“中国”观念。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华夷一体’'中国与边境合一’的'大一统’政治格局”［59］(p.138)，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加上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使用的“中国”一词，共159次。
②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体”，有关“文化中国”等说法，比比皆是。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不是一国家’论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另见《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页。
③司马迁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很多都见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并非是司马迁所首创，但司马迁因袭历史文献上的“中国”一词，也使用“中国”概念，说明司马迁对这一观念具有大体相同的认同意识，也代表司马迁的“中国”观念。因此，本文对司马迁采用或改写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也作为司马迁“中国”观的重要内容进行讨论。至于司马迁都因袭或改写哪些具有“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之史源，为节省篇幅，并未一一注出。
④（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九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7-1638页。顾炎武虽有此论述，但同时又称“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认为“先儒以冀、青二州地广而分之殆非也。”所说亦有自相矛盾之处。
⑤当然，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在这里说的“中国”是指“内冠带”的华夏民族。
⑥（明）章潢《图书编》卷34《舆地图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969册，第668页；（宋）陈埴《木钟集》卷5《书》也称，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703册，第657页，等等。
⑦（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60《封建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4页。“四海之内九州”另见《礼记·王制》，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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