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部门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引发了代表委员热议。不少代表委员指出，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敢收了；但该办的事情也不办了，该管的事情也懒得管了，把“不贪”作为“不为”的挡箭牌。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为官岂能整天“围观”？新常态下，官员不仅要干净，还要有干劲。
为官不为，问题主要出在官员自己身上。一些贪官“习惯”了名利双收，在如今的反腐高压下，眼看无礼可收、无利可图，从“为官乱为”变成了“为官不为”。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如今一些官员做一天和尚却连钟也不愿敲一下。全国人大代表王均金说：“以前一些地方官员把权力当成自己家的，没钱不办事，有钱办事快。现在八项规定严格要求后，他们不敢收红包了，但办事效率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作风建设在路上，与之相对应的执政文化也应该在路上。”全国政协委员王济光说，政府官员应该将优良的执政作风融入血液。“在其位则谋其政，按照八项规定、反‘四风’的要求清除存在于党员干部中的不良作风。”王济光说，“同时还应考虑这些新鲜血液怎样能在机体中有效运行，发挥作用。”
还有一些官员，不能区分贪污腐败与工作失误的界限，认为改革有风险，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他们因为害怕主动作为而得罪人，摊上事儿，也就滑入了“为官不为”的行列。
全国政协委员段树民指出，作风建设对纠正不正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少数党员干部为了‘安全’，产生了懒政、惰政、为官不为的心态，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段树民说，“这就需要明显的界限和规则来界定党员干部的职责和行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必须做，为干部们心中拉起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的同时，也让干部在‘蓝海’中大有可为。”
为官不为，有些是官员心态上的问题，也有一些则是利用制度、规则的漏洞“堂而皇之”地“为官不为”。全国人大代表周建元认为，有些法律法规是按条款分割的部门、职能来赋予执法主体的权力，“导致出现见利益就抢着管，见责任就推着不管的现象。”
周建元还举例说，按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青蛙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捕捉、运输和贩卖都是违法的，“但青蛙在水里由水政部门来管理，跳到岸上由林业部门管理，贩卖又是工商部门管，这如何管得好？也给一些官员放任不管的借口。”
周建元建议说：“要科学地立法和修法，明确一事一管，减少部门间推诿的可能性，从法律规范和制度上让‘为官不为’没有扯皮的借口和存在的土壤。”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也认为，解决“为官不为”要在追究行政部门的渎职问题上下功夫。“现在的问题是，相关部门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渎职基本无章可循。比如，奶粉里添加了三聚氰胺，或蔬菜里放了超标农药，到底归哪个部门管理？管到什么程度？管不好该追究谁的责任？现在常常找不到明确的依据。”
“党员干部要有担当精神。”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说，“如今反‘四风’不能松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杨金生表示，客观上来看，作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党员干部做表率、监察部门定规则、违规案例不手软、人民群众做监督，只有这样，作风建设的流水线才能良好运行。”
“为官不为”与“为官乱为”是腐败问题的“一体两面”，本质都是对权力的侵蚀、对百姓的侵害，只不过表现形式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反“四风”到八项规定，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之下，党和政府将与人民一起，一手惩治贪污腐败，一手整治“为官不为”，确保“反腐红利”不缺钙、不缩水、不稀释，持久地惠及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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