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可卷而怀之”几乎所有的注家都译为收起自己而隐居。笔者不认可如此翻译，原因如下：
1、对卷字的理解。“卷”有三个读音：juàn、juǎn、quán。分别是量词，指书的册本或篇章；动词，将物体弯曲成圆筒形；动词，膝盖弯曲。论语注者皆将其注为第二个音，训为“收起”。但如此训释却是孤例，《论语》及其它古籍中俱不再见。笔者的理解是：卷，此处读第三个音，由其本义引申为弯曲、曲身或放下身段。是说蘧伯玉在国政昏暗时甘愿屈身，宁愿为国忍辱负重。
蘧伯玉不仅自己贤德，而且乐于帮助后进，曾说“耻独为君子”。意思是不独要自己做君子，也要人人都做君子。他的反对独善其身，注重用自己的德行影响和感化他人，与孔子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其实同出一心。而既然不追求独善其身，“邦无道则隐”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蘧伯玉事卫，自献公初入仕，在献公中期已成为卫国人人皆知的贤大夫，一生侍奉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灵公无道，若其时为邦无道时期，而蘧伯玉也并未退隐。所以说其收起自己而退隐并不合事实。而蘧伯玉的“耻独为君子”，才是孔子称颂的君子行为。
2、对怀字的理解。注者训其为“藏”，即隐居，笔者不敢苟同。“藏”训“隐居”在《论语》中多有使用，故此章中没必要却用“怀”来表达。怀的本义是怀念、想念，后引申为胸怀，怀抱，心中怀有，心意、心情，人心归向，留恋，包围，安抚等义。“怀”释为隐居，同样是孤例，没有它例佐证。
怀，古籍中多用怀念、归向义，但亦不乏依恋、留恋之义。如：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
“怀”，杨伯峻释为思念、留恋，钱穆译为系恋。
君顺怀之，政治归之，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晏子春秋·外篇上》）
怀之、归之相对，其“怀”可训以“归”，但若君是自己的国君，“怀”就不可再释为归附，而应是依恋。后一句中怀、居相对，“怀”只可释为留恋。
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虞书·皋陶谟》）
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管子·小问》）
以上两例，治下之民，对于在世君主，既不可言怀念、思念，亦不可言向往、归附。后例中，信、畏、美皆属民众的心理状态，“怀”亦然，故实为“依恋”。
3、人们历来认为孔子持或仕或隐的两极态度。但通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传播仁德不辍，周游列国以图复礼，老年仍著书立说宣扬礼、仁的行为，孔子何时有过真正要隐居的念头或行动？
述而篇载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有人认为这是孔子视隐居是君子行为的力证。错，句中“藏”的前提是“舍”，即国君主动不用自己，自己被动地不能作为，只好隐居而藏，并非主动退隐而不为。宪问篇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以此来证孔子赞同君子邦无道时退隐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孔子论述的什么是“耻”，而“耻”的是领取俸禄却无所作为，以致不能辅君利民，而非“耻”领取俸禄本身，有道与无道时的退隐都与“耻”无关。泰伯篇还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语。但回观原文，此处是孔子对天下所有士人指明的处世原则，既非自己的政治宣言，也非是认定君子的标准。甚至在宪问篇中还有“贤者辟世，其次辟地”的言论，但孔子在此也仅是指出有七个古人如此行事而已。难说是羡慕亦或遗憾。
应该说孔子对他人的要求是宽容的，对自己则丝毫不放松。微子篇中对长沮、桀溺二人，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子路遇丈人”一章中孔子又让子路对丈者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认为，邦无道时，如果自己为了保持自身的洁，退而归隐，那就是乱大伦，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我作为一个君子都理应行义。
纵观孔子一生，可以得知他并不认为自己在邦无道时就应归隐。公冶长篇中有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的记述。孔子持积极入世的主张，尽管不反对他人隐居，但亦不推崇避世隐居，所以，赞扬蘧伯玉在邦无道时主动隐居是君子行为也就没有了依据。结合对“卷”“怀”二字的理解以及蘧伯玉之“耻独为君子”思想，可以说蘧伯玉独有的君子美德就是能够忍辱负重而不离弃家国。而这一点，是孔子也未曾做到的。因此，赞赏逆境中坚守仁德，才是孔子许蘧伯玉为君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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