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王春霞︱指向炼字炼句的文本解读——《记承天寺夜游》中的情趣、理趣和谐趣
（本文约5418字，阅读大约需要16分钟）
【摘要】文本解读是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前提，教师对文本的解读直接影响着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以“炼字炼句处”为抓手分析文本蕴含的情趣、理趣和谐趣，为教师解读文言文本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思路。本文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例，探讨教师如何选择合适的解读视角以更好地体现文本“所言志所载道”。文言文阅读教学离不开文本解读，王荣生、童志斌认为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着力点在于帮助学生从文本“章法考究处、炼字炼句处”体会作者“所言志所载道”。［1］《记承天寺夜游》融合了情趣、理趣和谐趣之美，为教师从“炼字炼句处”解读文本提供了一种视角。情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性情志趣，一是情调趣味，本文所论倾向于后者。朱光潜通过比较中西方诗在情趣上的差别进而指出，中西方诗的情趣主要集中在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等几个主题上。［2］自古至今，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骨子里的兼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家庭的角色。中国古代文人向往出仕做官，建功立业，在车马交通不便的时代，他们往往将大半生的光阴交付于羁旅生涯，“老妻寄异县”，朋友、同僚等成为他们频繁接触的人。因此，友情成为忠君、爱国、爱民、亲情等情感之外充斥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又一重要人伦思想。《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承载的人伦思想主要体现于苏轼与张怀民之间的友情，文中“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一句表达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不幸入狱，虽侥幸躲过一劫，但出狱后被贬为有职无权又无俸禄的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苏轼曾在《答李端叔书》中回忆了他在黄州的生活处境，“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3］苏轼寓居黄州时的孤独、失落、压抑、苦闷显而易见。元丰六年，张怀民亦被贬至黄州，他初到时寄居在承天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从苏辙的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张怀民生性豁达坦然。他的才情、自适的超然情怀深得苏轼赏识，一来二去，二人相似的被贬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仕途的坎坷、理想的不得志再加上被贬的遭遇，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使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他们更加懂得、珍惜彼此。因此，当“月色入户”，苏轼“念无与为乐者”时，他首先想到的、要寻的便是张怀民，而怀民似心有灵犀而“亦未寝”。从表面上看，苏轼、张怀民二人夜游承天寺是心有灵犀的行为，实质上则是二人于患难中建立的相互抚慰的深厚友谊。正所谓孤独时的陪伴方是真知己，患难中的扶持才显真友情。对于情和景的辩证关系，朱光潜作过这样的论断，“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寥寥数语，创造性地运用月光如水的比喻塑造了一个空灵的境界，描绘了一幅清幽、洁净的月夜美景图，将情和景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因此，本句可作为炼字炼句的抓手进行解读。从美学角度看，人们通常认为自然风光的魅力表现为阳刚美和阴柔美，前者如高山、大海、广漠等，后者如晓风、婉月、疏影等。《记承天寺夜游》中月光下的庭院美景所体现的正是自然界的阴柔之美。诗人对自然的爱好分为三种：一是最粗浅的感官主义，这是美好的自然风光带给人类本能的愉悦感受；二是情趣的默契欣合，是物我合一的境界；三是泛神主义，在中国文人笔下不多见。［5］“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几句是月夜美景与作者心境的高度契合，即苏轼面对承天寺夜景产生的幻想和联想，以及从幻想回到现实达到人情与物理融为一体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境界笼罩了作者和读者的全部意识，让人暂时忘却了生活里的一切得意与失意。竹柏、竹柏的影子、赏月的人……，全都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中，句句写月却不见一个月字，没有对自然的热爱和细腻的情感，哪有这神来之笔？“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美景时时有、处处在，只是苏轼有善于发现美的慧眼和脱俗的心灵，沉溺于声色犬马等物质追求的“忙人”又怎会从自然的馈赠中获得抚慰？可谓：美好的景色净化了心灵，智慧的灵魂装点了月色。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构成了我国古代哲学基础，尤其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古代文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佛教认为“烦恼”乃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墨客醉心自然以消解烦恼的方法惊人的相似。苏轼是继陶渊明之后受佛教影响较深者，他身处政治旋涡又总能在山水中借助般若境界里“空寂静净”的世界，消除不得志的苦闷。苏轼和张怀民夜游的场所不是名山大川，也不是前朝遗迹，而是清幽沉寂的承天寺之庭院。对现实世界的空间界定和理想世界的文化界定是人类住宅的基本功能。现实世界里清幽的寺庙庭院为苏轼提供了进入内心虚境的空间。苏轼一生常出入寺庙，他的作品中常出现僧人，他常读的书籍中有佛典，佛教“水观修习”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心性，在空灵的月色中，他寻觅到了一个可以洗去世俗尘埃，寄托、抚慰心灵的理想世界。“空明”表面上是月色如水的澄澈空灵，实则指人性的空灵，空明的月色让苏轼暂时忘却尘世间的一切苦恼与忧愁，获得了内心世界的片刻宁静。这是“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的体现。“藻荇”一句让苏轼暂时沉醉于眼前的夜景，“盖竹柏影也”中的“盖”字揭开谜底一样让困惑的人们豁然开朗，也暗示苏轼的内心在如此澄澈的月色中通透了。在空明的月色中，仕途上的失意和生活中的漂泊于佛理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启发了苏轼对生命、万物乃至宇宙的哲思。理趣是作者用文学的笔调传达出的文本所隐含的哲理及其带给人们的启示。理趣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和灵魂，缺乏理趣的作品充其量就是文字的有序堆砌。苏轼的一生遭遇了三次贬谪，历经宦海沉浮，逆境几乎占据了他的大半人生，他回顾自己一生时总结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以说，黄州、惠州和儋州的被贬经历沉淀了苏轼乐观、豁达的胸襟，练就了他坚忍、从容的意志。《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作品，其理趣表现为苏轼面对逆境坦然处之的人生态度。文中并没有直接揭示理趣的语言表述，需要借助“藻荇”“竹柏”的意象和苏轼所接受的文化思想揣摩体味。首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藻荇带给人们或随波逐流或漂泊无依的感觉，竹柏往往被赋予坚韧不拔、高洁傲岸的寓意。这些意象被镌刻在苏轼的作品中。从《文说》提出的“随物赋形”文学理论看，“藻荇”的意象承载着苏轼被贬黄州的不幸遭遇和无以言表的精神困顿，“竹柏”则寄寓着苏轼于生命、命运的再一次突围。［6］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四月，四年零两个月，这是苏轼平生第一次被流放至黄州度过的岁月。物质、精神的双重磨难让他暂时看淡了对仕途命运的执着，但他也将种种磨难与打击化作逆境中不屈服的动力，坦然面对出世与入世。其次，苏轼的处世风格与其一生所接受的多种文化熏陶不无关系，儒、释、道思想的浸润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使他不至于在仕途的低谷期一蹶不振，更不会在政治的旋涡中迷失本性。在儒家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苏轼心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希冀，“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终身不懈的精神追求。佛教倡导的超脱尘俗让苏轼抛却了俗世烦恼，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同时，苏轼也脱离佛家寄希望于来世的幻境，代之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让苏轼体验了与造化神游的愉悦，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解脱。儒、释、道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融为他独特的人生观：超脱旷达，随遇而安。如林语堂所言：“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7］真正伟大的人物都能从矛盾和冲突中突围获得精神的慰藉，苏轼正是如此。苏轼智慧地调和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暂时挣脱了肉体所寄居的物质世界的束缚，获得了不屈的灵魂所依存的精神境界。正是儒、释、道文化的滋养形成了苏轼独特的“亦儒亦道亦释”的思想观念，成就了他面对世事无常的超然旷达、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更为难得的则是苏轼对待人生逆境的态度，正如其文所言，“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杨海明先生曾评价说：“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位智慧人物，他不但为文学史提供了许多传世精品，而且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生（尤其是人生中的逆境、困境）方面也给以后的无数读书人以启迪和榜样。”［8］苏轼对一切苦难的蔑视与无畏使他在身处逆境、遭遇挫折时，抱之以一种超然物外的乐观与豁达，而不是无味地抱怨命运多舛、仕途坎坷。正是作品表现出的这种理趣使得作品经久不衰，也使得苏轼的人格魅力成为后世效仿的精神楷模。因此，引导学生感悟《记承天寺夜游》中蕴含的理趣，不仅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学生高尚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出，“谐”就是“讲笑话”，“谐趣”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9］从定义上看，“谐”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是以欣赏的戏谑态度表达作者对生活中丑与坏的不满，理智与感情俱存。童志斌在借鉴伊格尔顿关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主张、语言的陌生化理论和穆卡洛夫斯基提出的前景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文言文教学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陌生化”“前景化”语言表达上［10］，也就是“炼字炼句处”。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以富有表现力、意蕴丰富的“炼字炼句处”为切入点解读文言文充盈在字里行间的谐趣。《记承天寺夜游》最后一句中的“闲人”一词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与情感，教师可将其作为“炼字炼句处”解读文本主旨。同时，“闲人”一词也体现了一种谐趣。教师可通过分析“闲人”蕴含的谐趣引导学生把握文本“所言志所载道”。结合苏轼成长的社会文化语境看，文中所谓的“闲人”只是作者在外部形势所迫下使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官一身轻的闲适。苏轼从小接受的正是儒家正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教化，长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苏轼必定将黎民百姓的生计、江山社稷的安危放在心上。他被贬到黄州后，顶着一个无实权的官职无法施展为民办实事的拳脚。对于一个将儒家报国思想铭刻在骨子里的人来说，这种“闲”无疑不是他毕生追求的。因此，文中的“闲人”是无奈、戏谑式的自嘲、自宽与自慰。“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11］诙谐就是对于命运开玩笑。［12］命运和苏轼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一个胸怀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的文人志士在一个赋闲的职位上难以作为。苏轼内心的苦闷、无奈、压抑、挫败、愤懑无处可诉，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发泄的。但他终究是苏轼，他把生活的苦嚼嚼咽了下去，把它化作前行的力量。于是，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以“闲人”自居，也还命运一个诙谐。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人们总是渴求世事恰如人意，事实往往是殚精竭虑之后的事与愿违，乐观的人会自我消解困境，悲观的人则陷在困境中无法自拔。显然，苏轼属于前者。朱光潜认为，“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逃遁，也是一种征服。［13］逃遁还是征服，这是一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所幸，苏轼选择了后者。于命运，他从未妥协，更没有逃遁；他选择了逆风飞翔，与命运抗争。他是豁达的，他对自己的悲剧命运一笑而过，他看透了世事，留给世人一幅无所谓、诙谐的表象，骨子里则充斥着巨大的沉痛与坚韧。综上，《记承天寺夜游》中“闲人”一词蕴含的谐趣是苏轼在逆境中不屈服的幽默表达，也是苏轼与命运抗争的自我解脱，是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的调和剂。基于文言文“炼字炼句处”探寻作者蕴含其中的情趣、理趣和谐趣的文本解读，有效整合文本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言文教学长期存在的“言”“文”分离现象，使教学“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言中有文，文中有言，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学生积累文言知识的同时传承文本“所言志所载道”，即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从而实现文言文教学传承文化的教学旨归。如何在文言文中找出“炼字炼句处”，这取决于教师对文本主旨的理解程度，而这种能力须建立在长期阅读的基础上。［1］王荣生. 文言文教学教什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2］［5］朱光潜.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J］. 中国比较文学，1984（1）. ［3］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下）［M］. 长沙：岳麓书社，2015：593. ［4］［11］［12］［13］朱光潜. 诗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6~68，25，25~27，26. ［6］袁海锋. 苏轼的精神困顿与生命突围：析《记承天寺夜游》中的藻荇与竹柏［J］. 语文建设，2019（7上）. ［7］林语堂. 苏东坡传［M］. 张振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200. ［8］杨海明. 唐宋词与人生［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03. ［9］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7. ［10］童志斌. 回归文本的“语辞世界”：对“文学阅读教学”问题的思考［J］. 语文学习，2011（9）.（王春霞：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2年11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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