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房召义丨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谈苏轼《前赤壁赋》对汉赋的承变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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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赋包括汉大赋和骚体赋。汉大赋的典型特点是主客问答的形式、四言一顺的铺陈、韵散结合的句式、体物为主的内容、凭虚夸饰的风格等；骚体赋则直承屈骚，以抒情议论为主，名物铺陈为次。苏轼《前赤壁赋》继承了汉赋的诸多特点，但又有糅合和新变，使文章灵动跳脱，改变了汉大赋主物文学的特征，转而主事，便于论辩和说理，为赋体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关键词】《前赤壁赋》；汉赋；主客问答；主物；铺陈；主事赋体是一种源于先秦的古老文体，来源复杂。主流的观点有诗源说，如班固的《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1］后世亦多持此说，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认为：“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2］有骚源说，东汉班固《离骚序》、清代程廷祚《骚赋论》、晚清姚华《论文后编》、当代学者易闻晓《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等皆持此说。其他还有如纵横家说、隐语说、俳词说、说话艺术说、多元说等。最近踪凡先生在《赋源新论》中又提出新说：赋源于祭祀礼仪或先秦韵语。诸说各有道理迄今无定论，但赋至汉代大盛则是学界公论，并以骚体赋和汉大赋为最主要代表，形成汉赋特有的体裁特征。
“汉代骚体赋继承屈、宋等楚辞之制，最为根本的特点就是抒情，与汉大赋叙物判然为二。”［3］无论是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凭吊赋，还是后来的述志、纪行等变体，无不以抒情为主，间以议论说理。贾谊《吊屈原赋》中有：“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蚓？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4］其实也是整首赋的要旨，皆以“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的愤懑为触发点，言志抒情、名物铺陈的篇幅较之屈骚大幅缩小，并以韵语出之。虽不似屈骚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而仅抒一己之进退得失，但依然保留了骚体遗韵。纪行类赋作如东汉蔡邕《述行赋》，其在序言中就交代了创作目的：“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5］这是蔡邕在公元159年从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到东都洛阳途中（到偃师托病而还），有感于时事而写的一篇托古讽今的作品。作者每经过一处，都对一处的历史进行追溯评价，借以抒发对当时宦官专政、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这篇赋作以述行为骨，以抒情议论为魂，情系家国，深得楚骚之精髓。虽然汉代骚体赋也有与汉大赋相结合者，由抒情转向体物，诸如王褒之《洞箫赋》、贾谊之《旱云赋》，但汉代骚体赋抒情为主，大略如此。
与屈骚相比，此两赋体现了汉代骚体赋的一些共同特点：“屈辞的情感融合了源于三代的政治理想、身系社稷的贵胄情怀以及南国楚人的狂狷气性。汉代骚体赋主体情感则主要系于一己之进退……而且情感本身为理性所节制，或起于情而止乎理。”［6］所借以抒情之物也由虚空转向质实就理，体现了鲜明的汉代特色。句式上也不同于屈骚的长短不拘、无所依傍，而逐渐形成“上七下六”的整饬句式。这种句式在贾谊《吊屈原赋》中已初见端倪，上文所引已明，而蔡邕《述行赋》正文更是全文如此，显示了汉代骚体赋形式上的刻意为之。此外，由于汉武帝之后经学背景下的骚体赋创作更多的是理性节制，类似屈骚的众多卉木铺陈已销声匿迹。
屈骚经宋玉赋作这一环节的发展成为一代辞章——汉大赋之后，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全篇。无论西汉枚乘《七发》中的“吴客”和“楚太子”，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二先生，还是东汉班固《两都赋》中的“东都宾”和“西都主人”，张衡《二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以及设论之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都是主客问答的方式，蔚为大观。它们都极尽铺陈，或相互辩难，展示汉大赋独有的特色——铺陈名物、竞相博识。试举一例：
“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胹，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啜，如汤沃雪。”［7］（枚乘《七发》）
这的确是“天下之至美也”。但作者穷极天下至美的铺陈，只是为了刺激楚太子的兴趣，力求为其疗疾，仅此而已，并没有弦外之音。上述其他汉大赋作品亦是如此，由此形成了汉大赋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弃情叙物。在极度驰骋想象和体现博物的同时，文学的质素犹浓。汉大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受众心中的空间尚小，但随着汉大赋的发展，尤其“自扬雄以'学者型文人’为赋，则以事实为本，议论为用，征引《诗》《书》，虽具体铺陈仍有凭虚，但总体框架业已征实”［8］，其驰骋想象的空间愈来愈小。而表现为学问、为知识化、征实的倾向，使汉大赋文学性减弱，正如清代袁枚对左思赋的评价：“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9］虽然评价不够中肯，但也道出汉大赋的流弊所在，在逐渐以抒情为主流的文学环境下，它必然要么消亡，要么被改造。
苏轼的《前赤壁赋》以其特有的旷达通脱的气质、深邃的思想内涵、行云流水的风格以及对汉赋的成功改造而获得巨大成功。详而论之，即苏轼糅合了汉代骚体赋和大赋二者之长而避免了二者之短，使思想的流露能伸缩自如、游刃有余。
首先，《前赤壁赋》继承了汉赋共有的铺陈手法。另外，它又继承了汉代骚体赋的抒情议论和汉大赋的主客问答为特色的结构，形成并发展了有宋一代一种新的赋类——文赋。赋中“苏子”与“客”对人生的探讨，为说服对方而对论据（曹孟德、“吾与子”）进行的叙述描写——“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10］，都显示了对汉赋上述诸特色的充分继承。
其次，《前赤壁赋》对汉赋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从现存文献来看，汉代骚体赋不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亦可成篇，诸如贾谊吊屈、班彪北征、蔡邕述行等，但鸿篇巨制皆由一人倾诉而下，乃至如述行之赋，堆垛故实，虽情韵深沉，但未免稍显板滞。《前赤壁赋》则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通过“苏子”与“客”的论辩，在思想的相互交锋中阐释哲理，宣扬一种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以解脱人生坎坷的萧条烦闷，使文章结构精致。赋中人物角色转换灵活，行文空灵跳脱，显示此问答已不同于汉大赋的问答：前者在于事理的推论，而后者只是专注于名物的铺陈。比如：
客曰：“……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苏子曰：“……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1］由上述引文也可看出，《前赤壁赋》的铺陈亦不同于汉赋的铺陈。汉代骚体赋如文章开头所引贾谊《吊屈原赋》中的“凤”“神龙”“蟂獭”“骐骥”等名物的呈现，是作者抒发“有志不获骋”愤懑之情的载体，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比附意义。汉大赋的铺陈则仅仅是名物的呈现，以示夸饰和博学，或形成气势，没有承载任何情感。不论是西汉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以“凭虚”为特色的《子虚赋》《上林赋》，还是东汉扬雄为代表逐渐走向征实的《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诸赋，都是如此。但《前赤壁赋》的铺陈，则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以议论为主，统摄描写和抒情，如上述引文中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等描写被“此非”一词所统摄，“方其破荆州……横槊赋诗”被“固”一词所统摄，而“况”一词引领余下的动作铺陈。这些词语的统摄，充分显示了《前赤壁赋》中缜密的逻辑思维和作者的议论感慨，以表达对“事”即人生价值意义的看法，体现了易闻晓先生所论断的“楚辞和骚体主情，大赋主物，文赋主事，律赋并主情事”［12］的赋体发展历程。
句式方面，《前赤壁赋》发展了汉代骚体赋前七后六的整齐句式，如蔡邕《述行赋》：“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途屯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13］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匪仁里岂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14］也不同于汉大赋四言一顺的铺陈，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揭车蘅兰，槁本射干，紫姜蘘荷，针撜若荪，鲜支黄砾，蒋苧青薠，布濩闳泽，延蔓太原。”［15］这种四字句式并不追求偶对，而以散行为特色，分析部分句子的内部结构即可发现，如“鲜支，支子也；蒋，菰也；苧，三棱也；布濩，犹布露也。向曰：'言众草布遍，延蔓于原泽之上’”［16］。“鲜支黄砾，蒋苧青薠”两句是名词性的并列结构，即使如此，其内部结构仍不一样，“蒋”和“苧”是两个名词的并列，另外三个则是偏正关系。“布濩闳泽，延蔓太原”是两个并列的动宾结构，前面众多的名物可以看作这两个句子的主语，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句子。所谓汉大赋即散体大赋，不仅以主客问答、杂以叙述为特征，“而且更在四字为句的一顺铺陈，并无作意属对及严谨押韵，甚且不押。这种散语四字之式并不要求双音2+2的结构均等，而有参差错落，所以不能形成严格的属对，相对于六朝赋大多使用骈语及唐代律赋益以平仄格律，大赋之称'散体’，正在四字散语的绝多使用”［17］。汉大赋就是以内部句式的参差错落、从铺陈形式的整齐中显出文章的气势。
而作为宋代文赋代表作之一的《前赤壁赋》，为适应表达作者既复杂又难以捉摸的情怀，则在句式上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描写赤壁之战之前的曹操建功立业的豪迈，多用四字句：“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虽然也是四字的铺陈，但“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中的“千里”和“蔽空”与两名词皆修饰关系，“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则是两个含有状语的动宾短语。虽然同是四字句，但与汉大赋的四言一顺铺陈相比，已大异其趣。《前赤壁赋》之所以也用四字铺陈，完全是为表达需要，是要达到一种句式整齐紧凑、气势磅礴的效果，而非名物的展列。相比之下，“吾与子”的散澹和渺小则是六言一顺的铺陈：“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18］，语句舒缓悠远。具体内容也全是动作的铺陈，“驾、举、寄、渺、哀、羡、挟、抱”等动词和后面的名词性成分构成动宾结构，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至于最后一段“苏子曰”之内容，更是随着阐述人生哲理的需要而或长或短，无复依傍，完全突破了汉赋的传统而任意驱遣，淡化了汉大赋的主物色彩，而在汉代骚体赋抒情议论的特色上强化了议论成分，如“盖、则、而、且夫、苟非、虽”等词都表示推理议论，显示赋家主体意识的介入。另外，这些词的应用也使得苏轼文赋具有散文化的风格，改变了汉赋重典的特点而更加平易流畅，使其成为“主事”的文学，切合了宋人富有才学、喜议论言事的时代风尚。
总之，苏轼《前赤壁赋》继承了汉代骚体赋的抒情议论风格，改造了其前七后六为特色的句式，继承了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和铺陈手法，改变了其铺陈的句式和内容上以名物为主的特色，句式灵活多变，且易以议论抒情为主带有强烈主体意味的铺陈，在保留赋体特征的同时，发展了赋体新的“主事”功能，形成赋体新的流畅平易的特色，实现了文学创作“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唐司空图《诗品·纤秾》）的追求。
［1］［4］［7］［14］［15］［16］萧统编，李善等六臣注.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12：23，1116，637，275，156，156.
［2］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6.
［3］［6］易闻晓.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5］［13］费振刚等校注. 全汉赋校注［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911，911.
［8］易闻晓. 论扬雄与汉大赋的转向［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9］袁枚著，顾学颉校点. 随园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
［10］［11］［18］苏轼. 苏东坡集 第十九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111，111，111.
［12］易闻晓.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17］易闻晓. 大赋铺陈用字考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房召义：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3年8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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