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均
自从1989年推出《雁渡寒潭》之后,黄舒骏的野心就开始一点点超越他的创造力。他曾经一直梦想着那个光荣时刻——超越罗大佑却始终没有降临,他也并没有成为什么新时代代言人!而在盛名之下,超越罗大佑或者他自己,对于黄舒骏而言,都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了。
这之后的数年中,《何德何能》(1991)、《山盟海誓》(1993)、《我是谁》(1994),这三张专辑勾勒出了一个连续下滑的曲线。弥漫在台湾的甜歌蜜曲风气使黄舒骏变得老于世故,锋芒渐失。而实际上,这期间,他更加繁忙,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的音乐方向,音乐的未来。而陷入了他自己曾经诅咒过的事情中,“贩卖音乐”。他变成了一个专门为流行歌手写歌、做歌的词曲枪手了。正是这几年的枪手生涯让黄舒骏彻底失去了感觉。如果将黄舒骏与他同时期出道的歌手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细心的人们就会发现:台湾流行音乐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颠峰之后,已经到了日益趋同化、机械复制的边缘了,毫无生气而言。台湾流行音乐从一个具有深刻文化、社会内涵的流行艺术时代进入了一个风花雪月般只生产无聊情歌的流行商业时代。自90年代初期开始,各个从80年代过来的著名音乐人的创作都相继进入了衰退期。有的人远走他乡,重新思考流行音乐、流行艺术的位置,比如罗大佑、张洪量、伍思凯。有的人则日渐退居幕后,步入成熟音乐制作人的行列,如李宗盛、曹俊鸿、钮大可等人。剩下的音乐人尽管专辑仍然在出,但音乐的影响力、穿透力已经明显不如从前,比如齐秦、童安格、庾澄庆、马兆骏、李恕权、郑智化……当然,在他们中,还有黄舒骏。庞大的流行音乐商业机器一经开动,便开始无情地吞噬曾经天才的音乐人们的才情。黄舒骏个人音乐生命的逐渐枯萎,这不蒂是一个音乐时代变迁的缩影。台湾流行音乐从一个呼唤个性自由、社会公正、追寻文化根源的时代蜕变为一个只讲求商业利益、“只有流行没有音乐”(黄舒骏语)的空洞年代。
其实在黄舒骏出道的那个时候,台湾社会、文化都是单向度的。歌唱任何事物,都不会产生众多芜杂的歧义。尤其在蒋经国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全面解禁的自由时期。一切都只是为了恢复、还原。恢复、还原个人的真性情、真实的想法。罗大佑如是,黄舒骏亦如是。只不过黄舒骏更为幽默,他用反讽的手法将沉重的话题轻松化、平面化。当罗大佑哭泣、呐喊的时候,更为年轻的后来者已经擦干了眼泪,冷眼旁观这个社会,没有高歌猛进的渐进姿态,有的更为睿智的讥讽,这就是黄舒骏《雁渡寒潭》的真正由来。
《雁渡寒潭》只有8首歌,但却有三首歌超过了一般意义上流行歌曲。最长的一首歌仅歌词就有1000多字,如同散文一般。这可以看作是台湾早期叙事民谣的遗传。在其中的《三拜九叩》中,黄舒骏借一个环台湾叩拜的和尚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世情达观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不如说,黄舒骏内心的厌倦。《三拜九叩》或许就是引发黄舒骏过早地终止音乐生命的前奏。一个刚刚20多岁的青年就已经参透佛法,看透世情了。《雁渡寒潭》真是他的绝唱,成熟得让人可怕!在1996年的《我是谁》中,黄舒骏又一次的以尼采式的怀疑论调,唱响他的观世哲理。而对于受惠于整个8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大陆青年来说,那已经无关紧要,1989年的黄舒骏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情感记忆,是他们成长中至情至真的青春记忆。但这一切对身在现实寒潭中的黄舒骏,却是致命的,他该如何面对从自己身边掠过的时代的大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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