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改哥通过今日头条新认识了一位关心贵阳文物古迹的网友“贵阳止水”，把他拉进贵阳史地爱好者交流群后，此兄立即分享了自己通过竞拍得来的几幅清末时期的法国明信片，画面上印着的几乎全是贵阳当时的风光名胜照片。其中编号为6的这张是一座华丽的大墓，群里的同好们都不知道贵阳曾有这样一座墓葬。
改哥打开百度翻译，输入图上的三行法语字母，立即得到了翻译结果：KOUIYANG-Cimetiere deschretiens 贵阳-天主教墓地
Tombeau deMgr faurie(1824-1871) 胡缚理主教之墓（1824-1871）
（Kouy-Tchcou,Chine) 中国贵州
改哥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来这幅照片，正是自己已经关注了好几年的天主教贵州教区二任主教胡缚理的墓。大家应该知道著名的“青岩教案”，简单点说，胡缚理正是此案中的反方大BOSS，并且有理有据地赢得了这场国际官司，只是在我们的历史中至今把这一段归咎为“清政府软弱无能”，更少有人关注这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走狗”。
改哥曾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一篇纪念辛亥百年的文章，主题是讲平刚墓，内容却提到了作者回忆初次造访平刚墓时，得知包括胡缚理在内的四位外国神职人员（不清楚是否都为主教）的墓，就在平刚父子墓所在的那座山坡顶上，因为平刚父子就是埋在当时的天主教公墓里的。大营坡天主教墓地是胡缚理在位期间购置的，他身后葬于此更是理所应当。可惜天主教公墓尤其是四位传教士的坟墓在“文革”期间被砸毁，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棚户区，恐怕很难找到相关的遗迹了。
一位年纪轻轻就怀揣理想来到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法国传教士，致力于改善当地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并把大部分人生都献给了这里，却没有被当地百姓感恩铭记，反而被误解、被丑化、被当做恶人留名，一个世纪后甚至连自己坟墓都没有容身之地，以至于到如今几乎完全被世人遗忘了，令人嗟吁。辛亏有这张珍贵的法国明信片，让我们看到了这处早已消失的文物原本是何面貌。
在同一套法国明信片中，胡缚理微胖的身影还曾出现在编号为11的甲秀楼前(如果不是后人张冠李戴了的话），拍摄者则是贵州教区首任主教白斯德望，说明此照拍摄于1853年之前。我们现在到甲秀楼一楼的展柜等官方宣传的场合所看到的这张明信片，是故意把图中人物P掉了的，未被修改过的原图被收录在了《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中法对照摄影集和《贵州摄影史1846-1912》等资料中。
（天主教贵州教区第二任主教、法国传教士胡缚理在贵阳甲秀楼前。摄影白斯德望）
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推测，天主教贵州教区的历任主教当中，只有初创期的首任主教白斯德望(Stephanus Albrand，音译为“斯特凡努斯·阿尔布兰德”，1805-1853) 葬于六冲关修道院附近的小山包（具体位置不明），之后的几位主教（胡缚理、李万美、易德谦、施恩、蓝士谦）如果不是归国终老而是死在贵阳，应该都是埋在教会后来花200两银子购置的天主教公墓内。天主教公墓是贵阳大营坡的地名称来源的一种说法，根据1987年版《贵阳地名手册》记载的地名来源，可知“天主教公墓→大茔坡→大营坡”的地名演变。有人觉得200两银子买了一座山坡实在是太便宜，其实这不算什么，贵州天主教在六冲关那一片的教产，据说总共占地九平方公里，改哥记得在资料上读到仅花费了600两银子。这是因为当时贵州正在闹“咸同苗乱”（何得胜起义），“义军”一路对汉人聚居的村庄和城镇烧杀抢掠，弄得人心惶惶，所以贵阳郊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价非常便宜，再加上清政府当局要通过教会当买办来购置大炮等进口武器来对付“义军”，与教会做这些亏本买卖其实算是互利互惠。
（天主教公墓及平刚墓一带1967年卫星图）
（天主教公墓及平刚墓一带最新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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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路易斯·西蒙·胡缚理(Louis-SimonFaurie，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中的译名为“比尔·胡缚理”)，男，1824年6月12日出生于法国Monségur（蒙塞古尔），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神父，1851年（另一说为1844年）来华，1860年至1871年任天主教贵州教区代牧主教，1871年6月21日逝世，葬于贵阳大营坡天主教墓地。
刘志庆的《贵州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关于胡缚理的简介：
贵州省民宗委网站上关于贵州天主教的
介绍文章显示：
法国传教士童文献(M·Perny1821～1907年)于咸丰四年(1853年)接任贵州教区教区长，为发挥贞女在传教中的作用，在北天主堂侧面建女修院，培养修女，为教会传教服务。重视培养本地传教人员，在贵阳市六冲关建男修院，培养神职人员。历3年建成，胡缚理任院长，修生共15人。
咸丰四年(1854年)，教会在贵阳北郊六冲关(今鹿冲关)购置马家土等处的土地，并将白斯德望墓地迁葬该处的小山包上。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胡缚理收到从北京法国公使馆发来的“传教士护照”后，他穿上主教礼服，在法国传教士任国柱的陪同下，乘紫色显轿，盛设百余人的仪仗，去见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受到何冠英的冷遇和田兴恕的拒见。贵州提督田兴恕等警告胡缚理：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之必要。今后教徒中，如有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汝等不能辞其责。几天后，田兴恕连续3次派兵到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田兴恕、何冠英还联名向各府、州、县发出一秘密公函，要求对欲图传播天主教淆惑人心者，以外来匪人看待，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是年端午节，青岩民众按当地习俗上街“游百病”，当一部分群众走过姚家关大修院门前时，一群小孩齐声高诵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大修院守门人和4名修士出来驱赶，与群众发生争吵。曾帮助天主教修建青岩大修院的青岩团务道赵畏三，为掩盖其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按照“秘密公函”要求，迅速派团丁将4名修生抓到青岩团务署训斥，扬言要处死不愿放弃洋教、脱离洋人者。4个修生回去报讯后，院长白伯多禄即于次日率领全院修生逃往附近的杨梅高寨教徒家中躲避。5天后，赵畏三因修院不予答复，派人将看门人和两位刚回修院的修生押至团务署，关押在龙泉寺。并查抄大修院，烧毁房屋。田兴恕遂提升赵畏三为全省团务总办，兼署青岩团务。7月29日，赵畏三按田兴恕的命令将罗廷荫等3人押解至青岩城北谢家坡行刑，在附近河边洗衣的大修院女厨工王玛尔大被团练抓住，与3人一同处死。胡缚理得知青岩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在重庆的梅西满，令他火速前往北京，向清政府交涉。通过与清政府代表劳崇光的谈判，双方议决：令贵阳府迅速张贴中法“天津条约”20份;令贵州巡抚将抢去胡缚理的书籍和宗教用品、屋舍等如数赔还，原物已毁者，赔银5千两;被杀4人，每家赔银250两，并由赵畏三赔造富丽坟墓4座。
此后，清朝贵州地方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开始转变。为对付咸同年间贵州各族民众反清起义，云贵总督劳崇光于同治二年(1863年)求助胡缚理制造大炮数尊，安置于贵阳城墙上。他也应胡缚理的要求，派了20名兵丁保护六冲关修院。同治二年(1863年)劳崇光、张亮基即以云贵总督、贵州巡抚兼提督名义联合布告全省，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传教士，允许民众信仰天主教。
同治六年(1867年)，以200两白银买得贵阳大营坡作为神职人员、教友的墓地。
浙江大学洪云博士论文《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中关于胡缚理的生平介绍：
“黔山毛豆”在《六冲关天主堂(现鹿冲关)隐藏在贵阳植物园里的天主教堂》一文中开篇即提到：
这是隐藏在贵州省植物园深处的，由天主教法国传教士童文献曾历时两年，修建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修院。这里长眠着5位传教士，其中的胡缚理即为修院的首任院长。
不知此观点是作者臆测，或听教友口口相传，还是有何根据。
《天津条约》中关于天主教传教的原文：
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辛亥100旧文重温——《
访平刚墓》：
那天中午，随老钟访民国名人平刚墓。说来也巧，近来我正阅《文史丛刊》连载的《平刚日记》，听到老钟说平刚墓就在他家坎脚，我就迫不及待地要他带路。
平绍璜（平刚，字绍璜）墓葬于1951年12月，碑文过于简单，仅有下葬日期和一子平必祥名。尽管在墓的一侧立有一小块“市文物保护”水泥牌，但是快要坍塌的土墓仍让我感到凄凉，感叹这位“近世元老”不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啊！
平刚是G省“辛亥”元老，民国名人，是G省第一个剪掉长辫子的男人。他早年曾写对联讥讽老佛爷慈禧，被惩罚杖手心四十，轰动一时。后来留学日本，曾任孙中山同盟会G省分会会长、国民政府众议院秘书长、抗日战争前后的G省参议会议长，并以敢说敢骂当时的政府而扬名。从平绍璜的墓葬地和墓的寒酸像看，他死得不是时候。我想，作为国民党元老的他，尽管后来与国民党闹得很不愉快，但是如果他是死在旧中国，国民党不至于这样对待他吧？他远不如其好友，做过G省副省长的另一位民国名人周素园那样幸运，没能在新中国分得一杯羹，他那样的性格在新中国不被杀头就算运气了（他的小朋友，文人学者凌惕安即遭到莫须有罪名处死）。
倒是有这样一个事实让我稍感宽慰，那就是平绍璜与其父亲平敬斋（圣名伯多禄）都葬于天主教墓地，墓碑上都刻有明显的天主教十字标志，其父的墓就在上面不远处，毋庸置疑，明眼人一看就知其父子都是天主教徒。我想，这莫非是其父子信仰的最后所在么？从碑文上看，知其父卒于民国21年（1932年），人丁也兴旺，立碑人有一子、三孙、二？孙女，不象平绍璜墓那样仅一子平必祥。
离开平刚墓，我们上到这一坡的坡顶，老钟家也就到了。是一个正面和两侧都有小平房的泥巴院落，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家房前屋后到处是刻有十字标志的坟墓，甚至在院子里也有几个坟。看到我很诧异，老钟赶紧给我解释说院子里都是他家的祖坟。在他家屋后的一大块较平整的菜地边沿上，我居然看见了早年葬于大营坡上的四座天主教传教士的坟墓，象是才迁葬不久的，墓碑与墓堆比我儿时见过的也小多了。我留意观察，见其中一墓竟是“咸同”时，G省大名鼎鼎的主教胡缚理。巧的是，近年来我不止一次在有关G省教案史的文章中熟悉了这位来自法兰西的主教，知道他是清咸同年间震惊中外的G省系列教案的直接当事人；当时的G省提督田兴恕为那些教案丢官削职，充军新疆。从胡缚理墓碑上看，我得知这位惊天动地的主教仅享年48岁。同时我也知道了大营坡以东偏北，一直上到鹿冲关植物园，原本多是天主教产业，难怪大营坡上从前多刻有天主教十字标志的坟墓；在它的反背，老钟家那一坡几乎全是。鹿冲关植物园内，如今不是还有破败不堪的教堂和小修道院么？老钟家几代人为什么居住在该坟山上的答案终于有了：钟家几代人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前几代都是该天主教墓地的守墓人，真可谓守墓世家了。
站在山顶，极目远望，环顾四周山势，我不禁为往昔的传教士们选中此山脉为天主教圣地的眼光而折服。站在山顶，我这不识阴阳八卦的人，也为100多年前的外国传教士们选中斯为死后亡灵的乐土而赞绝，不信你去看。
注：
一、胡缚理主教及其另外几个传教士的墓，文革初期遭到彻底砸烂，很多年无踪影。
二、事隔十一年后的六年前，我曾重访平刚墓，周围环境早已面目全非，森严壁垒，几无寻墓之路。除了商品房就是自建房，村民与开发商争夺土地的现象愈演愈烈。见墓虽已加以修整，但已被很多房屋包围。
荒野呼声《
我对贵阳天主教的一点印象》
在北门外鹿冲关的圣母堂，距城门约为8里地，系法式的宗教建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则已经改为植物园。60年代曾经是疯人病院。小时候（60年代初）曾与同伴“野”到那里去过。当时鹿冲关的修道院，门口加锁，不能入内，但还可见到有修女在院中走动，不过都已经只有中国修女可以在此存身，外籍修女早在50年代初期都给驱逐出境了。此时的修道院，大部分已经辟出，做了精神病院。至今修道院有150余年的历史，始建者为法国教士童文献。今天的修道院后院仍有5位传教士的墓，包括首任院长胡傅理。但墓碑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碎，又被附近农民移走当作建筑材料使用了。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曾有意去看过，虽当时已无门禁，但也几成废墟，院中荒草丛生，杳无人迹，令人徒增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