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贵州人民出版社《拼接往昔 贵州魏晋南北朝至明考古》一书。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疆域辽阔、政局稳定、社会发展。而衔接汉唐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了天高地爽，没有了俯瞰开阔，充满了纷乱争逐，充满了扑朔迷离。在纷乱的表象下孕育着新的繁荣契机。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开始（公元184年），到南北朝结束（公元589年），国家混乱的局面持续了约四百年。教科书上的三国时期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的，刘备、孙权先后称帝，魏、蜀、吴三国建立至三家归晋（公元265年）止。但无论是《三国志》《三国演义》，还是今人的《品三国》，三国故事通常都会从董卓之乱甚至更早说起，即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历史。为什么呢？三国的故事，是众多风云人物的故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云人物”。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的天空充盈着群雄逐鹿的壮志豪情。三国两晋南北朝处于汉代和唐代之间，这个时期，充满了改朝换代、逐鹿中原、干戈扰攘、政局动荡的众多传奇。因此，有学者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中国历史的“丛林地带”。
在贵州安顺平坝马场清理的一批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为我们感知那个扑朔迷离的遥远时代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1965年至1966年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在安顺市平坝县马场镇清理了东晋墓2座、南朝墓14座。
马场位于贵阳西南约44公里的滇黔公路线上，四面环山，周围有数平方公里的平地，当地人称其为“坝子”。墓葬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马场的万人坟、熊家坡和大松山三个地点，均分布在坝子边缘的小山坡上。发掘前，这批墓的封土和周围大多已开垦耕种，只有少数封土未动，杂草丛生。发掘出的2座东晋时期墓葬是土坑墓，我们的专业术语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4座南朝时期墓葬是石室墓，基本形制是长方形券顶石室墓和凸字形券顶石室墓。
1965年拍摄的熊家坡全景
通过对墓葬的清理，我们获得了一批与墓主人一起安葬的器物。按质地分类，主要有青瓷器、铜器、陶器、铁器、漆器，以及以金、银、铜、玛瑙、琥珀、水晶、玉、琉璃等为质地的饰品。青瓷器共有31件，胎为灰白色，施淡绿、黄绿或青绿色釉，纹饰以莲瓣纹为主，器型主要有壶（鸡首壶、唾壶）、罐、碗、杯、盘、器盖、水注等。饰品的质地多样，形制丰富，其中金饰148件、银饰116件，玛瑙、琥珀、水晶、玉饰品共计213件，分为球形、椭圆、纺轮、菱形、梭形等各形小饰物；按形制则有头饰（各式金花）、发钗、簪、手镯、条脱、戒指、顶针等；铜器34件，器型有釜、洗、壶、豆、镜、托杯、醮壶、醮斗。陶器22件，包括陶罐21件、陶坛1件。另有铁器16件。漆器因保存困难，发现时已经成为残片，现场无法提取。
出土的青瓷器和铜器按照用途来划分，大致可划分为：盏托是茶具，铛是煮茶用具，尊、壶是盛酒器，杯是饮酒器，醮斗的主要功能是温煮器（或为煮茶器具，或为温酒器具），砚、水注是文房用具，唾壶是卫生用具。
今天面对20世纪60年代马场出土的这批文物，我拥有了较多新的认识和思考。当年编写简报时，囿于对某些出土器物的认识局限，对其定名、功用等表述值得商榷，而有的器物在全国出土很少，弥足珍贵，器物的文物价值也需要重新认识。
两汉时期的青铜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品的角色转换，从此青铜器以生活用具的面目出现。在东晋南朝时期，青铜器的使用已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青瓷器开始迅速流行，出土铜器的数量与汉代相比明显下降。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生活用具器物有了较大的变化，有汉代以来一直沿用、继续流行的器类，更有新流行的器类，特别是后者的流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尚。
石室墓·石板房
在品味这些出土遗物之前，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出土这些精美遗物的埋葬逝者遗骸的坟茔。
马场镇清理出的南朝墓葬的主要形制有长方形券顶石室墓和凸字形券顶石室墓两类，共计14座。我们所称的“长方形”和“凸字形”是指墓室的平面形状。所谓的券顶，简单解释就是拱形的顶。石室指墓室的建筑材料是石块，但它们往往都经过加工过。古代墓葬中券顶的形式出现得比较早，比如洛阳地区的汉墓就大量使用了券顶。在西汉中期到东汉末，自从小砖被大量用于墓的建造以后，券顶墓就比较常见了。马场这两类墓的墓室和墓道都用大小不等且一面加工平整的石块砌成，内壁平直，外壁则参差不齐。墓顶用小石块竖砌成券，墓底一般经过夯打。长方形券顶墓共计8座，万人坟1座、熊家坡5座、大松山2座，其封土较小，墓室狭长，无墓道，应是单人葬。凸字形券顶墓共计6座，熊家坡4座、万人坟2座，其封土较长方形券顶墓稍大，分墓室、墓道两部分，多数是双人葬；墓室与墓道一般用石块隔开，作封门用；墓道也是券顶，较墓室稍小稍低。
马场清理的长方形券顶墓示意图
清理后的券顶墓（贵州黔西绿化乡汉墓）
与马场东晋南朝墓由经过加工的石块建成的形制类似，千里之外的六朝古都南京等地，这个时期的墓是由烧制的小砖建构的。两地的墓虽然有着相似的结构和形状，但却是截然不同的用料。如此材料上的变通，与平坝地区天然石料丰富、取材方便有一定关系，同时也构成了贵州东晋南朝墓的地方特色。今天，在安顺、平坝以及贵阳、黔西南一些地方，石板房仍然是当地布依族、苗族和部分汉族村寨极具特色的乡土建筑。
安顺镇宁高荡村石建筑
在距黄果树瀑布约6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布依村寨——石头寨。这里的石头建筑极富特色：石屋沿着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坡自上而下修建，层层叠叠，鳞次栉比，依山林立，井然有序。有的石屋房门朝向一致，一排排参差并列；有的石屋组成一正两厢院落，一幢幢纵横交错；有的石屋是石砌围墙，为石拱朝门的单独院落。房屋建筑均为木石结构，不用一砖一瓦。由于石屋所用均是石材，冬暖夏凉，经久耐用，十分牢固。这种石屋院墙是用石头垒就的，屋顶上盖的是薄石板，屋内使用的是石桌、石凳、石碗柜，屋外还有石臼、石缸、石槽（喂牲口）等，既美观实用又别具一格。
在位于贵阳市南郊29公里处，坐落着历史文化古镇青岩，古镇建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原为军事要塞。古镇内设计精巧、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寺庙、楼阁画栋雕梁、飞角重檐相间。青岩古镇依山傍岭，全镇建造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从高处鸟瞰，小镇呈现出一种难得的错落美和韵致美。
走在小镇的一条条青石板路上，两旁是层层叠叠的石板墙，曲折幽静，路面的青石板经过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光可鉴人，如镜面般泛着青黑色的光芒，让人产生一种独特的时空感与穿越感。
以石材构建的东晋南朝墓也许是这一区域内乡土建筑的渊薮，或是生者所居的石板房在地下世界的再现。
稚雅青瓷的背后
青瓷：商周时期，我国发明的瓷器由于制瓷工艺不够精细，被称为原始瓷器。这类瓷器表面的釉料中含有一定量的铁，经1200℃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因而叫做青瓷。经现代科学测定，它们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特征，但与后来的青瓷相比较，还带有原始性，如气孔较大，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还不够稳定。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东汉时，制瓷达到成熟阶段，瓷器胎质坚硬细腻，釉层有较强光泽。三国两晋南北朝是青瓷制造迅速发展的阶段，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瓷窑增加，种类繁多，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
在平坝东晋南朝墓出土的器物中，青瓷器共31件，大多幸运地完整保存下来。
观察罐的外部，堆塑莲花青瓷罐无颈、腹部圆鼓、罐底平坦。考虑到盛物的实际需要，罐的肩部有桥形系（耳）六个。此罐的精美之处在于它的腹部周围堆塑了倒垂的莲花瓣，有两层，外层莲花九瓣，瓣尖向下微翘；内层莲花瓣，夹于外层每两瓣莲花之间。器身为青黄色釉，莹润清澈，片片莲瓣看上去层次丰富、生机盎然。通高20.5厘米，底径15厘米。由于莲花具有亭亭玉立、出尘脱凡的文化特性，正好与佛教提倡“超脱尘世”的出世思想极为吻合，因此莲花被奉为“佛门圣花”。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我国人民对佛的信仰与理解也在日渐加深。作为“佛门圣花”的莲花装饰也较多地出现在当时工匠艺术家的各类作品中，并深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鸡首青瓷壶因壶嘴造型似鸡首而得名。鸡首傲然昂立，罐的腹部似鸡身，鸡尾演变为壶柄，造型活灵活现，装饰效果极佳。鸡首壶通高近45厘米，器身遍施黄绿釉，其形制是当时仿动物流行时尚的一种表现。
蛙形青瓷水注最吸引人的是水注上的青蛙，作蹲伏跳跃状，两眼突出，小巧精致。蛙背正上方有一个圆筒状的小口，蛙身中部是空的，可以用来盛水。水注也称“水滴”“砚滴”，是古代文人磨墨时用来装水、滴水的文具。水注有嘴，一般注水于砚面供研墨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文人墨客书案之上放置水注，方便磨墨时加水。器表颜色为黄绿色，形体较小，高度4.4厘米、底径5.7厘米。设计巧妙，饶有情趣。为这一小小的功用专门制作的器具却如此煞费苦心，可见当时人们生活的品味和品质。
堆塑莲花罐
狮形青釉烛台是古代文房用具，狮作昂首站立状，张口露牙，周身卷毛，尾下垂。狮身内空。狮背上有一管状口。通体呈黄绿色，开细片纹釉，高8.6厘米、长11.8厘米，曾被认为是水注。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期，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三国时期有青瓷卧羊形烛台，西晋流行卧狮形烛台。南朝时烛台式样较为丰富，有狮形、单管、双管、四管、荷花形等，其中管状烛台在福建地区流行，上有弦纹长柄，柄上端是敞口碗形，碗中有烛座。1975年浙江绍兴出土的南朝狮形烛台，背有方座，长方横梁上有三个圆形管，与底部不通，可以证明。同时，造型类似的器物也可能为酒器，如1973年江苏江宁出土的青瓷狮，与食具同出于祭台上。六朝时崇尚狮子、麒麟，故亦可能用作宴饮和祭祀之酒器。
鸡首壶
蛙形水注
狮形烛台
上面4件马场出土的青瓷器是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青瓷器中的典型器物，造型美观，烧制精良，代表着当时较高的青瓷器制作水平。这批出土的青瓷器很可能是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而来的墓主人带来的心爱之物。从全国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在以南京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世家大族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奢华考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世家大族所享受的豪门生活。
《抱朴子·吴失篇》中说“江南豪族田庄”，“势利倾于邦国，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可见，世家大族要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围田占湖、经营土地是聚敛财富的捷径。当北方的士大夫们渡江南下，一到江南就首先“求田问舍”，到处抢占土地山林。由于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江南万顷肥沃土地尽被世家豪族所占，出现了“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的景况，即有权势的人占据了富饶广阔的山岭，贫穷弱小的人们连打柴割草都寻不到地方，以至于发展到需要皇帝颁发诏书严加禁止的程度。诏书颁布之后，却仍是令行禁不止，该怎样还怎样。
东晋贵族富豪生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世说新语·汰侈》简单记载了世家大族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淫奢靡生活：石崇在宴请宾客时，荒唐到因客人不能将酒饮尽连杀劝酒美女3人，奢靡到洗手间常有丽服藻饰的十余婢女侍列，更以蜡烛当柴作饭；王恺用麦芽糖水涮锅；王武子将人乳喂宴客的乳猪。石崇、王恺斗富更是荒淫放纵、穷奢极欲的典型。
当时的秦淮河两岸人烟稠密，南京乌衣巷周围成为朝廷达官贵族的居住区，华宅高第，鳞次栉比，以宰相王导、谢安为代表的王、谢两大家族成员多居住于此。后来，唐代诗人刘禹锡寻访至此，见古居人去室空，赋诗一首感叹繁华不再、世事沧桑。
“王谢之家”和“寻常百姓”是相对而言的。据史书记载，王导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建立东晋政权。他官居宰辅，总揽三朝国政，形成了世人所称的“王与马，共天下”局面。汉唐几朝数百年间，王家出宰相共92人，以东晋南朝最为集中。当时，王氏家族被称为“第一望族”，朝中官员一度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后人评价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如王氏之盛者也。”王家在东晋的首都建康获赐良田80顷，这些良田两百年间一直掌握在王氏家族手中。同时，王家成员拥有的众多土地，散布在三吴各地。如王导的孙辈在吴县的虎丘山有“别业（墅）”，后来施舍给寺庙，成为虎丘山的东、西二寺。
谢家发家于淝水之战。作为东晋一方总指挥的谢安和他的侄子谢玄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保住了东晋，并为东晋赢得几十年的和平。自东晋至梁朝，谢氏共有12代、100余人见于史传，其门第之高，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借助于他们的影响力。谢氏拥有大量资产，子弟也大多才华出众，被视为士族领袖。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是谢玄之孙。据郦道元《水经注》载：“崤山东北太康湖，晋车骑将军谢玄旧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财力雄厚的谢家还大建庄园，如谢灵运祖父谢玄开拓、谢灵运扩建的“始宁墅”山居庄园，历经谢家几代经营而成。谢灵运在《山居赋》诗篇中详尽地描绘了“始宁墅”一带的山岭溪涧、亭台楼宇。由于千百年来江河变道和兵荒之乱，加上当时地名称谓不确切，庄园已不见踪迹。但据今人实地考察，认为庄园范围大体上北起今上虞上浦东山，南达嵊县崤浦仙岩一带，南北绵延约40里。谢灵运归隐期间又新修了别墅、石壁精舍、田南园林、南山新居。可见，当年的谢氏庄园是尽幽居之美、纵山水之乐、摒尘世之忧。
这一时期，世家大族为了世代垄断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的特殊地位，严格要求“士庶之别”，联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门第婚姻成为当时世家大族中盛行的联姻方式。“东床”是对女婿的尊称，这一称呼源于一段门第婚姻的选婿佳话。相传晋朝时，太傅郗鉴的爱女郗璇眉清目秀，妙龄待嫁。郗太傅听说丞相王导的几个儿子都长得英俊，便有意与王府结儿女姻亲。两家父亲同为朝廷高官，这样的联姻王丞相也是深表赞许。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联姻高门的难得机会，一个个神气端肃。唯独王羲之毫不在乎，依旧袒腹而卧在东窗床上，而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王家子弟，“东床快婿”的佳话也印证了当时门第婚的盛行。
“东床快婿”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与“咏絮”才女谢道韫的联姻也是颇具代表性的门第婚。才女谢道韫，因“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咏雪才华为世人所赞叹。她出身显贵，叔父是谢安、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亲哥哥是谢玄，还是谢灵运的姑奶奶。在谢氏子弟中，谢安特别欣赏侄女谢道韫的聪颖与才情。因此，为疼爱的侄女择婿，自然应门当户对。这样受世人称道的豪门联姻，结局却很无奈。“咏絮”才女的人生际遇，前半生是万般荣宠，中年后历经家国丧乱。但她身上蕴涵着谢氏家族临危不乱的沉着勇敢，尽管命运多舛，仍活得通脱豁达。
香远益清话茶器
如今，从平坝马场出土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器物看，与茶文化相关的器具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一变化应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士族的生活品质与品味息息相关。
铛出土的数量很少，在马场发现1件，据现有统计，全国也仅发现5件，可见它的珍贵。这件器物在当时编写简报时，因为认识上的局限，错定为洗，今天应该为它正名。这类器物在东晋南朝时期开始出现，学术界命名为铛。其外观是三蹄足，外壁饰五周凸弦纹，器内底部饰双鱼纹。口径20.8厘米，底径18.5厘米，器高9.4厘米，足高4厘米。宋人张伯玉《后庵试茶》有“小灶松火燃，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的诗句，证实铛是煮茶用具。用法是铛内盛水，将壶置于铛内，下置火盆。
盏托在马场出土了两件，一件完整有盖并带托盘，高12.6厘米，杯口径9.5厘米。另一件只有托盘。盏托的造型是由杯和盏托两部分组成。托呈盘状，底中一圈足，托内突起一圆形托，盏恰好与托盘之间的托套合，上有盖。从全国的情况看，瓷盏托出土较多，而铜盏托很少。马场出土的两件盏托，形制与今天成都地区流行的“盖碗茶”很相似。
马场出土的铜铛线图
铜铛出土时照片
鐎斗在全国出土很多，仅马场就发现了6件。鐎斗最早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是一种青铜铸造的行军用具，在古时军旅中有煮饭、传警的用途。后来因为它造型特殊、使用方便，又演化出了更多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它是温酒器，更有人认为是煮茶的用具。由于瓷器升温慢，不便作煮茶器具，铜鐎斗便成为广泛使用的煮茶用具。马场出土的6件鐎斗中，有2件为竹节形足，其中一件高12厘米、斗口径10.6厘米、斗底径8厘米、足高8.4厘米。另一件高10.6厘米、斗口径13.5厘米、足高8.6厘米。另外4件是蹄足。
马场出土的铜盏托（线图）
马场出土的铜鐎斗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诗人在一个寒冬之夜，与朋友相对而坐，以茶代酒，欢叙旧情。这句诗现在读起来心里仍觉得暖暖的。以茶待客，是中国传承至今的交往礼节，宾主之间，于寒冬之夜喝着热茶聊着天，是那样的惬意。茶是文人生活中的一件雅事，所谓“弹琴阅古画，煮茗仍有期”。文人墨客知茶、爱茶、嗜茶，多少作品是在这悠悠茶香中酝酿出来。“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饮茶这一平常事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晋代有许多诗人在诗中描写品茶情景，如西晋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心为茶薅剧，吹嘘对鼎铴。”从一个侧面说明晋代饮茶之风相当普及。晋代杜育撰写的《荈赋》是第一篇正面描写茶叶生产和品饮的诗歌，涉及茶叶的产地、生长情况及采摘、取水、择器、观汤色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不仅仅是提神、解渴、保健的需要，还具有一定文化色彩，已是真正的品茗了。晋代不仅是中国品茗艺术的萌芽时期，也是中国茶道的滥觞时期。
明·文徵明《品茶图》局部（台北故宫藏）
明·王问《煮茶图》局部（台北故宫藏）
明·唐寅《品茶图》（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藏）
后来，上至历代皇帝，下到普通百姓，都喜好饮茶。宋徽宗著有茶书专论《大观茶论》，这位政治上昏庸但艺术成就颇深的皇帝不仅在理论上对茶进行了研究，还精通点茶，曾亲自为群臣表演点茶技艺。清代乾隆皇帝是历史上最嗜茶的君主，臣下们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他却以为“君不可一日无茶”。
传宋徽宗所作《十八学士图卷》（局部）
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他们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有文人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装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置于如此美妙的自然环境中品茶作诗，味觉对茶叶、茶汤的香气和滋味，视觉对茶叶、茶汤、茶具、环境、服饰、形象，听觉对音乐、水声、器具响声及语言的轻重和节奏，触觉对各种茶叶、茶汤及器具材质和质感，自然都有着精妙的讲究。
据史籍记载，汉代司马相如和杨雄是最早介入茶事活动的中国文人；唐代文人非常喜爱品茗，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颜真卿……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酒可以浇愁、茶可以解忧，所谓“一语道破红尘事，一杯清茗傲王侯”。在这样浓郁的知茶、爱茶、嗜茶氛围中，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文化和艺术，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明·煮茶图（故宫博物院藏）
诗酒山川 人文神韵
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发掘出的距今约9000年的陶器碎片上，发现了一些沉淀物。1999年底，有关部门将部分样本提供给美国相关机构化验。2004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了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由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这表明，生活在公元前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已经开始用发酵的方法酿酒了。
我国是制曲酿酒的发源地，有着世界上独创的酿酒技术。早在新石器时期，酒器便开始出现。据记载，夏商时期贵族酗酒成风，出土的礼器，以酒器觚、爵为核心。商代的酒器更是成组出土，制作精美，是“重酒的组合”。周朝礼器组合逐渐转为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
马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尊和壶是盛酒器，杯是饮酒器，鐎斗是温煮器（有考证或为煮茶器，或为温酒器）。从贵州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看，在我省遵义、兴义、可乐、安顺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许多酒器，尤以遵义市考古发现最为集中。遵义地区不仅出土了早至商周时期的贵州最早的盛酒器，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各类精美酒器。
酿酒图 东汉画像砖（四川彭州出土）
20世纪90年代，在仁怀市云仙洞内出土了商周时期的酒器。遗址位于东门河西岸，距东门河河床高约70米。云仙洞遗址出土的4件较完整的陶器中，3件为酒器，包括陶尊1件、陶壶1件、陶杯1件。陶尊体积较大，口径18.5厘米、底径7厘米、高29.5厘米。造型是敞口，圆唇，深腹，假圈足，平底。口沿下附加泥条压印堆纹一周，堆纹下饰绳纹。陶壶的制作较为精细，口径8.5厘米、高17.5厘米，敞口，圆唇，长颈，圆鼓腹，圜底。口沿下饰锥刺纹一周。陶杯口径8厘米、底径4厘米、高10厘米，形制是直口，圆唇，小平底。口沿下附加泥条压印锥纹一周，其下饰细绳纹。3件酒器的时代属于商周时期，是我省发现最早的盛酒器和饮酒器。
据不完全统计，务川发现的酒器包括铜蒜头壶4件、铜扁壶1件、提梁壶2件和耳杯1件。蒜头壶的形制是鼓腹长颈，口部浅唇有蒜瓣状凸起，共6瓣。其时代早可至战国，晚至东汉。扁壶出土1件，壶身扁平，呈横椭圆形，长方形圈足。扁壶用作酒器，很可能是受到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提梁壶的形制是有盖、高领、圆鼓腹，壶肩部铆接辅首衔环一对，连接提梁链，圈足较高。耳杯的形制与今天的普通杯子相仿，是当时的饮酒器。
赤水河畔的美酒河石刻
商周时期的大口陶尊是我省发现的最早盛酒器
宋代梅瓶在遵义出土2件，遵义杨粲墓出土1件，遵义新舟镇龙凤村出土1件。梅瓶的造型特征是：小口、短颈、丰肩、窄胫。梅瓶最早在宋代出现，元明清时期很流行。梅瓶的名称听起来很美，加上其造型的清秀挺拔，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花瓶。但梅瓶在宋代其实是盛酒器。在上海博物馆珍藏了两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瓶上分别有“醉乡酒海”和“清沽美酒”的字样。明清之后，梅瓶盛酒的功能渐趋淡化，逐渐演变为陈设瓷了。20世纪50年代，在遵义永安乡赵家坝元明墓中发现《备宴图》石刻1方，石刻高114厘米、宽120厘米、厚14厘米，上面刻有重檐亭榭一座，亭内立人物形象10人。这些人物十分生动，有的执壶，有的端杯，有的托盘，描绘了宾主即将酒酣人畅的备宴情景。20世纪90年代，在遵义金鼎镇金庄村原回龙寺旧址，有农民挖出一批明代银质酒器，共9件，包括杯6件、爵1件、壶2件，有的酒器上刻有铭文和年款，制作很精美。大多数酒器是下属或晚辈送与喻姓主人的寿礼，现藏于遵义县文管所。
战国铜蒜头壶（务川文管所藏）
铜提梁壶（可乐汉墓出土）
白地黑花牡丹陶梅瓶（遵义新舟镇出土）
备晏图石刻（遵义永安乡赵家坝墓葬出土）
贵州盛产美酒，“茅台香酿酽如酒”，国酒茅台享誉中外。贵州北部的赤水河，号称美酒河，河两岸酒坊林立。茅台镇是一块宝地，赤水河在镇前蜿蜒而过，清亮透底，是酿酒的最佳水源。镇子四周环山而抱，山由一种紫砂页岩构成，它们中的沙子和砾石含量最高，具有良好的渗水性。这里地处低谷，气温较别处高，特别是夏季，炎热无比，形成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时，特殊的微生物群体被笼罩在谷地之中，在这样天然的大酒缸里往复循环，自然就成为茅台酒独一无二的酵母。据数据显示，有187种微生物参与了茅台酒的酿造。当然，酿造茅台酒还需要二次投料、八次下窖、九次蒸馏，再有八次摊晾和七次取酒以及至少五年的存放等多种精致而独到的程序。酒的酿造不仅是人工的力量，更有赖自然的造化。茅台镇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露、山川河流乃至气温变化，经如此鬼斧神工的天然造化，成为茅台酒的精魂。没有上天赐予的如此环境，茅台酒断然成不了茅台酒，茅台镇也就成不了名闻全国的酒镇。“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借宿茅台村时，曾作《茅台村》诗一首：
在《吴公岭》一诗中，郑珍吟诵道：
茅台的兴旺始于清代，这可能与乾隆年间修凿赤水河，茅台成为川盐运黔的集散地有很大关系。而茅台酒的历史能追溯到更早。据记载，唐宋以来，仁怀地区就能酿制闻名全国的大曲酒（真正的白酒）。北宋诗人黄庭坚在出任广西宣州知州途中喝到黔北所酿的“牂牁酒”后，发出“殊可饮”的赞叹。当时赤水河流域所制美酒，已成为朝廷贡酒。到元、明之际，茅台地区的酿酒技术已达到独具特色的“回沙”工艺，正规的酿酒作坊已在茅台杨柳湾一带陆续兴盛起来。明代万历年间，总督李化龙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杨柳湾一带（今茅台酒厂集团一车间片区）便已有一定规模的酿酒作坊，酒沿赤水河水路销往四川以远，顺陆路销到贵阳等地。清《黔语》有评价说“茅台村隶仁怀县，滨河土人善酿，名'茅台春’，极清洌”。到道光年间（公元1840年）茅台地区酒的产量已较高，创了我国酿酒史上首屈一指的规模，此时的茅台酒在世人眼中已是“雨过开瓶十里香”。
郑珍篆书横幅
郑珍隶书七言联
早年流传的茅台小故事里，以在1914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参展人员故意摔碎茅台酒瓶而酒香四溢获得金牌的故事最为家喻户晓。红军三渡赤水的时候，受伤的红军战士用茅台酒疗伤，至今仍传为佳话。
遵义除茅台外，还有习酒、董酒、鸭溪窖等好酒。除了出美酒，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真可谓“诗酒文章得山川之胜而显风流，山川得诗酒文章之养而显人文神韵”。贵州遵义有两个大名人和茅台酒颇有渊源，一个是“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的郑珍，他平生好饮茅台。在他所著《巢经巢诗》诗集中，大凡饮酒抒怀之作，十有八九是指茅台。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代著名诗人、大经学家、大考证学家。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所在的子尹路，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写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称誉郑子尹的诗才和经学。郑珍与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的图书地志和荒经野史，矜严体例，用三年多时间，成四十八卷刊行。时人评论可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匹配。梁启超更称赞《遵义府志》是“天下府志第一”。
另一个名人是黎庶昌，他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早年师从郑珍。任驻日大使期间，每宴日本文化名流，茅酒和遵义新舟的醋羊肉是必备之珍，受到日本友人的啧啧称叹。黎庶昌是我国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又入曾国藩幕僚，深得信任。后以参赞和道员身份出使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得阅我国散佚在日本的大量经籍后，决意不惜重金搜求，终于编订成书，名曰《古逸丛书》，较完整地收集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在日本的唐、宋、元、明时期的珍贵古籍。
郑珍与莫友芝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沙滩位于贵州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一条叫安乐江的纤秀而清澈的小河悠闲地从村前缓缓流过，岁月将淘不尽的河沙慢慢堆积，天长日久形成了一个四面环水的美丽沙岛，沙滩村因此得名。在这方圆不过十里的小村庄里，清末百余年间走出了几十位著名学者。这些学者们在文学、经学、书法、音韵、训诂、农学、医学、考据学等领域精研求索，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1940年，日军侵占江浙，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率师生西迁贵州遵义办学直到抗战胜利。在遵义办学的7年中，浙大史地系教授张其昀、谭其骧、钱穆等大家多次到沙滩拜谒、祭扫。钱穆在《遵义讲学记》一文中写道：“余于清代诗人尤好遵义郑子尹，常诵其诗不辍。”丰子恺先生曾到新舟沙滩扫墓，给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位先生画了像，还特别画了郑先生墓的原状想象图。
黎庶昌楷书横幅
“沙滩文化”最早由抗战时的浙大学者提出，学者们认为沙滩学术传承数代，形成了一个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文人学术群体，于是，将这一特殊地域人文精神及成就的总和命名为“沙滩文化”。
我们将目光收回到魏晋南北朝那个思想多元的时代，投向竹林里那群智慧脱俗、论道谈玄、纵情酒乐的人物。
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六朝砖墓中，发现了多处大型拼镶砖质壁画。这些壁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以著名的魏晋文人“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大幅作品。画面上的人物神态各异：嵇康端坐抚琴，有着勘破生死、神游物外的超脱；王戎倚几侧卧，随手舞弄如意，神姿高傲，如瑶林琼树，风尘外物；刘伶低头捧杯，衔杯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向秀斜倚树干，闭目凝思，神情萧索；阮籍、山涛和王戎面前均放置一魁，魁中有浮鸭，旁为耳杯。耳杯为饮酒器，魁应为盛酒器，浮鸭则类似勺的作用。竹林七贤是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崇拜的人物，他们的形象甚至都镌刻在墓室的砖画上。
嵇康画像
刘伶画像
阮籍画像
竹林七贤常聚于竹林之下，以酒为乐，肆意酣畅。七贤中的刘伶自云“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在《酒德颂》一文中勾勒出放任不拘的自我形象：“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他们心怀济世之志，无奈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他们选择不再过问世事，以酣饮为常，酒可以让他们忘却，也可以让他们逃避。同时，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超然自得、洒脱不羁。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成为千古绝唱。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阮籍“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他为一个素不相识而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孩的恸哭，既荒唐又高贵，既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嵇康赴死前请弹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从此世间此音绝。《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他们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展示着他们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他们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药、茶、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衣袖和光环。宗白华先生曾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确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摇曳生姿的饰品
平坝县马场镇东晋南朝墓出土了大量金、银、铜、玛瑙、琥珀、水晶、玉、琉璃各种质地的装饰品，其中金、银质簪、钗等饰物出土较多。玛瑙、琥珀、水晶、琉璃等小件配饰多为简单、随意刻划的小动物形象，小巧可爱，极富生活气息。出土的头饰金花饰片，共计100多件。这些饰品形体较小，薄薄的，呈圆形、方形或扇形，与其他地方发现的镶有多种宝石的金花饰片相比，朴素许多，但它们图案对称，具有装饰性，极富地方特色。谈到头饰，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那时的女性发式是怎样的？她们喜欢使用什么样的饰物呢？
马场出土的金花饰片
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大致承袭汉代，喜好高髻，发髻形式高大。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画面中有一贵妇席地而坐，一侍女为其理发梳妆。侍女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髻后垂有一髾。这种发式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魏晋以后再度流行，成为广大妇女的主要发型。今天出土的很多这一时期的饰物，佩戴方式可用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所绘形象作参照。当时的普通妇女除将头发绾成各种式样外，也有的借用假髻来增加装饰效果。有不少妇女则模仿西域少数民族妇女，将头发绾成单鬟或双鬟髻式，高耸在头顶之上。还有梳丫髻或螺髻的。南朝时，因受佛教人物服饰影响，妇女大多在发顶正中分出髻鬟，梳成上竖的环式，因而有“飞天髻”之称。
马场出土的金银簪、钗
中国古代女性的发饰种类非常丰富，它的设计制作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个性特色。因而，古代妇女发钗无论在装饰的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结。细细品鉴，簪钗上的传统意趣蕴涵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中国古代妇女的发饰品中，以簪、钗、步摇最为常见。簪的本名叫“笄”，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材质多为竹木、兽骨等。在中国古代，女子插笄被视为成年的标志，是人生的大事，需要举行仪式，宴请宾客，称为“笄礼”。所以古代称女子成年为“及笄”。秦汉以后，笄称作“簪”。钗，由两股簪子交叉汇编成的一种头饰，可用来绾住头发，也可用来把帽子别在头发上。钗与簪往往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步摇是古代妇女插于鬓发之侧作装饰之物，同时也有固定发髻的作用，是汉代以来中国妇女中常见的一种发饰。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簪插步摇者多为身份高贵之妇女，因步摇所用材质昂贵、制作精美、造型漂亮，故而非一般妇女所能使用。步摇的制作工艺复杂，能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的金银首饰加工制作水平。《释名》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著名服装史专家周锡保先生认为：步摇乃以黄金为首，如桂枝般相缠，下垂以珠，用各种兽形绕以翡翠为花胜。也有专家以为汉代的步摇是以金为凤，下有鸱，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因步摇上有垂珠，再加以翡翠金玉之饰，益臻行步动态之美。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
妇女的高髻发式（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彩色绢本）
妇女的假髻（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幕府山出土的陶俑）
画像砖上梳环髻或丫髻的妇女
梳“飞天髻”的妇女
女子乌发上展翅金鸟饰的步摇（唐《仕女簪花图》局部）
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
商代骨笄
插步摇的妇女（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北魏漆绘屏风局部）
透过马场出土的盏托，嗅得见茶的清香；从鐎斗的温度，品得到酒的甘洌；墓室砖画上镌刻人物的不羁个性，摇曳的簪钗装饰的婀娜身影，这一切的背后是混乱、苦痛、自由、智慧且富于艺术精神的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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