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收入《中国美术史》的书画篆刻家孙龙父
——写在恩师百年诞辰之际
在当今热闹而势利的书画篆刻界，某些顶带桂冠的权贵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道貌岸然，不可一世。但他们是无法仰望孙龙父先生的项背的。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鹰终究是鹰。'’孙龙父先生就是有时比鸡飞得还低的、几乎被艺坛忘却的雄鹰。
早在拜师孙龙父先生之前，我得到丁吉甫、诸乐三先生的面教函授。从他们的口中得悉，扬州孙龙父先生是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通才大家”。尤其是他的“章草”，独步当今书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以书信方式请教孙老，孙老随即复信予我以指导。自此我与孙老结下“师徒”之缘。孙老在信札中，对我的篆刻习作逐一点评。或首肯鼓励，或指疵鞭策，询询善诱 ，温馨而严厉。在信札中，或谈家常，或作时评。而更多的是断续畅谈他的印学见解：如吴昌硕、齐白石、邓石如、吴让之等大师们的“得”与“失”；作为篆刻文字载体的古篆奇字、秦篆、汉印文字乃至现代简化字的'’取'’与“捨”；他认为“学汉白文是最正的路子”；“厚重是最好的境界”；“刻印与书法亦互为影响，互有资助”；'’刻古玺要有走马通风之趣'’；'’刻封泥印不宜四面连边，应得疏朗清灵之趣'’；'’刻边款固然与平时书法有关……只要笔画统一、行款整齐即可'’；“创作即须四平八稳，然后再求气韵生动，因难见巧，以不整齐为整齐，以不平稳为平稳，使刀法章法都向深厚雄浑方面发展。这就用得着多方取师，多方思考，从形象到神味，从具体到抽象，自家甘苦自家知，偶然成一作品，其快慰亦不可言喻了'’等等。在汲取前人优良传统基础上，有所创见，发前人所未发。展现其独特的印学主张，丰富我国印学宝库。我在先生逝世后，将其示我的十多封信札中，涉及印学理论的“语录”摘录排次，辑成《孙龙父谈印笔札》一文，约2500字，发表于上海《书法》杂志1980年第四期。以弥补先生没有来得及留下书法篆刻方面论著的缺憾。该《笔札》后由丁吉甫、沙曼翁、陈寿荣三位老师题写《龙父书简》、《龙父鳞爪》、《引言》，偕其十多封示弟子刘云鹤的信札合为一编，永作纪念。并为研究孙龙父“艺术人生”提供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与孙老接触的数年间，我曾利用出差之机多次绕道至扬州萃园路34号拜会恩师。恩师待我如子侄，殷殷教诲，关怀备至。除指导我学习书法篆刻外，更多的引导我学习做人，并陆续赠予我他的书画精品计3件。其间，我曾请他为我家乡公园的“宿北战役纪念碑”阴，书丹“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草书竖幅。因当时缺乏收藏意识，其书法原作交付石匠镌刻后，竟没有收回，殊为憾事。
1973年春夏之交，我曾引领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教授张鹤云先生去孙老家拜访。两位艺术家天南海北相谈甚欢，当时作为“旁听生”的我，只顾聆听而没有想到记录，甚惜甚憾。在归途中，张鹤云教授对孙龙父先生的诗书画印成就赞佩有加，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话：“孙龙父先生的艺术成就，是应当载入中国美术史的”。尽管张鹤云先生是美术史教授，但，“应当”是一回事，“结果”又是另一回事，情随事迁，势随时变，种种羈绊，想张鹤云教授亦力不从心。孙龙父先生载入中国美术史册的历史使命只有以待后来的有识之人了。
1979年元月28日，恩师的公子孙放给我来信，告知其父患“脑肿瘤”，手术后“他的神智还是不十分清楚”。虽云“生命已暂无危险，只怕一年后肿瘤转移”。其言语已流露出不祥之兆。果然，仅三个月后就于4月30日传来恩师逝世的噩耗，令人扼腕痛惜！
孙龙父先生的逝世，是扬州书画篆刻界的大劫，是我国书画篆刻界的巨大损失。但，孙龙父的名字竟日渐被人们所忘却。2013年我编著的《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收入孙龙父先生的印蜕达四页，是收入作品最多的极个别的印人之一。这既是我的“私心”，更是我的公心。我就是要告诉篆刻界：孙龙父先生的印艺和印论，是不能忘却的！是载入印学史册的！ 值孙龙父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奉上弟子的一瓣心香。
补记：孙龙父先生（1917—1979），扬州人，生于泰州。2019年泰州市建立“孙龙父纪念馆”。2020年李海滨主编《孙龙父纪念集》（拙文有幸忝列其中），由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社出版。
附图：
作者：刘云鹤，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原县级宿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县级《宿迁市志》总纂，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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