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私塾之前,非正式教育已在家开始了。我父亲常常在外县工作,家里母亲和姐姐先给了我口头教育。她们两个都没进过学校,不过,父亲大概口头教过我姐姐一些。过去妇女的教育有时是用口传方式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就从我母亲、姐姐口头上学了好些东西。
我从小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清早起来她就给我穿衣服。记得有一天,我醒来在床上看到窗口都是白的,母亲一面替我穿衣服一面说:“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雪啦。”她当时顺口就说:“门外雪ai-ai(阳平)。”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那雪是那么白,天气又那么冷。她那句话好像是五言诗似的,音调也很好,又有点文学意味,很不容易忘记。其实“ai-ai”两个音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应该写成“皑皑”。
我姐姐比我大十来岁,我还不会走路时,她就常背着我到外面去玩。后来我稍微大一点,就跟她走路到房子附近的田边。她常常背一些民歌和诗句给我听。当时我还不认识字,意思也不大明白。她教我的多数是由《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来的。我记得的是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深一点的像“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她有时背的不是全诗,有时一句,有时两句。
除了诗以外,我姐姐还会一些乡下女孩子都背过的《增广昔时贤文》。当时我只知道是“识字贤文”,后来我查书才知道是“昔时贤文”。那时我也不看字,“昔时”大概对我太文言了,“识字”就容易懂了,所以我们记得的是“识字贤文”。里面格言很多,像“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我记住了很多。
我上小学之前进过两次私塾。我四岁多一点的时候,在我们厨房后头有两间并排的房子。我伯父请了一个老师在那里教他两个儿子和同院子里的一些小孩子,一共十多个学生。我父亲让我也顺便搭在里面去上学,但是我年纪最轻,坐在椅子上,两条腿还不能落地。我跟着他们一起背书。背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大概是《三字经》。我念了几天就没有兴趣了,不大愿意去。父亲说我年纪太小,逼得把求学的兴趣打断了反而不好,索性不要我去了。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私塾也没继续多久。
到我差不多五岁了,有一个从外地回来的远房堂哥桂生在家里没有事情干。他还受过一些旧式教育。我父亲就叫他用我们院子斜对面的三间空房子开了一个私塾。这三间是土砖房子,中间有一个大厅,两间厢房都是并排的。我们差不多有十来个小孩子,男女都有。
我记得头一天我父亲带我到那间厅堂去,我一看,正面贴了一张有字的红纸。我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后来才晓得那三行字是:
周程朱张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
颜曾思孟
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和张载写在右面是表示对他们应该比较尊重一点。也许当时认为儒家经典经过宋儒的解释比较重要,也因为我们都是周莲溪(敦颐)的后人,所以也更加重视周姓。其实就早期儒家说来,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当然更重要。荀子却不算在正统儒家内。墙上没有形象,只有这张纸贴在那里。那时我父亲站在我旁边,老师坐在桌旁,我就跪下来对着红纸叩头。叩了头,就算正式开始上学了。父亲早已同老师讲过要我读什么书。老师把教科书发给我,叫我到座位去坐。
清早吃了早饭就去上学,上午老师给我们讲书。有些是个别的讲,有些是把教科书相同的孩子放在一起分批讲。因为我的书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他给我个别讲。其他的孩子大都开始念《三字经》,但因为我父亲和姐姐在我未上学以前已口头教我念了一些,我已能够背一些,所以用不着花太多工夫在《三字经》上。父亲就要我另外念《龙文鞭影》和《诗经》。我发蒙的时候,父亲叫我念《诗经》,这实在不太平常,大概是因为他受了中国传统的影响,像孔子教他的儿子,问他是否念过《诗经》,不念《诗经》就不能做别的事情。再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是诗人。他写过很多诗,对诗很有兴趣。他认为《诗经》音调很好,所以他要我一发蒙就念《诗经》。《龙文鞭影》都是四个字一句的故事,传统上也叫《四字经》,故事倒都很有趣,老师也讲解一些。至于《诗经》,老师也不太懂,就马马虎虎地讲解。我父亲说没关系,念熟就行了。
开始时老师教得很少。我第一天就只念了《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四句。他每念一句就用红色毛笔在句下加一个圆圈。后来就一首一首地增加念下去,这使我后来对《诗经》发生很大的兴趣。每天上午大家高兴地背诵,声音嘹亮。两个房间,一共有十多个学生,背起书来,在外边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哇哇”的叫声。
下午时间差不多都在背书。老师坐在他桌子旁边,我们把书放在他的桌子上。由于老师教过的都用红笔圈了一下,所以他知道教过什么。我们背向老师站着,面对正门。背书因为有腔调,就摇头摆尾。背错了,老师就提醒一下。如果错得太厉害,提一下还不晓得,他就拿鞭子在学生头上敲一两下,并不是真的打。如果简直背不下来,就只好打得重了,甚至用木板打顽皮小孩的手心,当然打得并不是太厉害。
除了背书,我们每天习字。开始是描红,很快地我们就临帖。因为我父亲是书法家,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学我父亲写的字。父亲写了些正楷和隶书给我们临。每天中午以前把写的字交给老师。他第二天发给我们,在字旁,好的打圈,不好的打叉。
另外有作文课,当时我们才发蒙,不晓得如何作文,就随便写几句话。我父亲叫我写日记,要我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把看到、听到的和有什么想法都记下来。我的文字不够用也无所谓,只要记下几个字就行了。有的字不会写,我父亲就会告诉我。我最有印象的日记是:有一天傍晚,我到院子的北边与“大墟坪”老屋之间散步。太阳已经开始下山,我听见牧童唱歌:
日头出来满天红,观音骑马我骑龙。
观音骑马朝天去,我骑黄龙过海东。
(每句第四个字后唱起来都有个“呀”的和声)
这些日记原来都保存得很好。我初中、高中每次回家时,都还看到这些日记好好地放在一个抽屉里。可是“土改”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东西都一股脑儿给烧毁了!多年来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到美国来以前,每年写的日记,除了最后一两年的之外,都没有带出来。到了美国以后仍然写了两三年。后来因为听说家里的东西,包括那些日记,全都烧光了,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因此,写日记的习惯就中断了。有时零零碎碎地写一点,都不起劲。从小父亲训练我写日记,后来因此中断了,实在太可惜。
当老师请半天或短假,要我们自己念书,或是下课以后和吃中饭前后,我们就乱了。有些小孩很野,爱开玩笑、打架,有点像《红楼梦》里的闹学堂。我们中间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觉得念书苦得很,又挨老师骂。
我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就到初小去了。那时大营市在金山寺成立了一个初级小学。金山寺有一个大殿,叫“大雄宝殿”,里面有很多佛像。我们的教室就在大雄宝殿里面。开始的时候,只有两班。学生共有四十来人,没有女生,后来也收女生。大营市附近的村庄,包括我们竹山湾的子弟都送去。以后学校扩充,就加上大雄宝殿两旁的三排厢房。本来有一排厢房是老师住的地方,另外两排是学生宿舍。后来一部分厢房改成教室,宿舍就改成上下两层床。
我头一个月上初小时,母亲舍不得我,差不多每天都回家住,后来跑得辛苦,就住到学校里去,只每个星期天回家一天或住一晚。开始时我常想回家,可是后来一回家就想到学校去玩,母亲留我在家都不肯。有一次,母亲故意让我睡着,不叫醒我,好留我在家睡一晚。我一醒来,见天已黑了,便大吵大闹,要赶到学校去。这使母亲非常狼狈,伤心流泪。现在回想起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学校的名字大概是大营市初级小学。教科书的字印得很大,一个个大字“人、口、耳、刀、弓、牛、羊……”这些对我真是太浅近了。我跟着他们念,毫无趣味。不过,那时有作文课,我们就学了一些作文的式样。有一本上海出版的书叫《新文库》,现在有些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新文库》是用文言小字正楷写的,石印蜡光纸印的书。大家都照那个形式去作文。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照样子去写,弄得大家的文章开头都是“凡人生于天地之间” “人生世上”之类,老师看到了也不管。
学校开始的时候有两位老师,都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一位是赖严如先生,还有一位是曾再苏先生。赖老师脸孔圆圆的、嘴巴薄薄的,人很和气,对我最好。他常带我到外边散步、谈天。曾再苏老师上过大学,面孔尖尖瘦瘦的。他对新文学很有兴趣,常鼓励我们写点东西。两位老师教国文、史地、数学,也教一点理化,但是教得很少。国文是最重要的一门,所以作文作得好不好,看不看得懂文学作品,非常重要。历史和地理不分开,都是一些浅近的东西。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临时来的老师,名字记不得了。
老师对我们背书不大严格。我们并不一定站在老师那里去背书,只要自己背,却也背了很多古文,一小部分骈文。老师出问题要我们回答,也出作文题给我们作,论说文、记叙文都作,有时也写一点诗。我们的行动比较自由,有时还会到外面去旅行,到山野走走。老师偶然也讲一点数理、时事和世界历史。我在这个私塾读了大约有两年才回到高小去念书。
(摘自《忆己怀人》,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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