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参与或知晓各地学校升学的都知道，每年最受关注的时间段便是6、7两月，一张张高考卷不仅牵动着全国千万考生未来几年的命运，还是回忆青春的大学生、紧追热点的自媒体、四处奔波的招生办每年的必备话题。
而今年，一则河南多位学生高考试卷被调包的“闹剧”，更是让舆论的目光更长时间地聚集在升学、教育、考试之上。
但当时光流逝，伴随着一张张录取通知书送至家中，欢庆成功的学生也褪去了当时的狂喜，失落惆怅的学生也确定了未来的安排，升学的热点一下从山峰跌入谷底，留下的仅是明年学生开学季的号令。
事实上，每年舆论最关心的考试制度，包括中考制度、高考制度，以及与之共生的招生制度，包括平行志愿、自主招生机制等都是在固定时间内的“例行公事”。
既有多年考试经验累积下来的制度约束，又有广泛社会舆论、主管机构的严厉监视，在这样的显制度之下，每个人的学力将会得到公平的验证，而奖惩方式便是部分基于学生个人意愿之上，为你寄出一张相匹配的录取通知书。
虽然每年各地都会出大大小小的疑似高考舞弊、中考舞弊案，但这其中被真正鉴定为真的也屈指可数，也未见哪个省份出现系统性、大范围的高考事故、规则失序。
在中国，中高考不仅承担着为下一阶段教育挑选合适生源的功能，更是保障社会公平、鼓励社会流动的重要手段。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40多年的历史即使时遇挑战，屡次调整，但仍基本配得上“公平”“公正”这两个词。
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一项制度在承担多重任务时，势必会有不均衡的时刻，有时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之中。并且当制度的历史越长，它与社会现实的匹配程度就更容易产生脱节。
因此，新高考改革的出台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新变化，而各地新高考的渐进式改革也催生出各地新中考制度的改革，由此来整体带动全方位的招考制度革新。
新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势必会产生在新制度上获益的一方以及受损的一方。前者疾呼高考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后者痛批改革阵痛中的制度盲区或者潜在不公。
从改革现实来看，以上海为例，新中考的改革已经在初中正式推行，但尚未有第一届学生毕业，其对学校、学生以及社会的影响暂且无法预估。但新高考两届毕业生、五年的历史确实有值得总结思考的地方。
比方说从各方的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到，新高考在扩大学生自主选择权上确实有成就，原本上海3+1时期仅6种的选科方案变成了3+3时期20种选科方案，且每种方案都有为数不少的学生选考，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此外，与高考制度共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不断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无论各校的实际操作以及实现程度有怎样的差别，但每名高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的重要数据都会相应的输入官方统一的系统之中，每名学生也开始参与多样的社会活动，并且尝试一定的课题研究与写作，这是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
当新改革不断为原本僵化的格局输送新鲜能量时，理想构造出来的蓝图也将遇到现实操作中的推行障碍。改革的意图是希望给予学生更多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实现是需要能力作匹配，现实环境作支撑的。
比方说，现上海学校能完全开出满足20种选科方案的学校凤毛菱角，能实现全员走班、一人一张课表理想状态的“大走班”学校也很少见，学校既受到来自教舍、师资、经费上的限制，又苦于升学之上的压力，从而产生各校特定的选科、走班“潜规则”。
这之中常见的无非是，某某科目必须选或者必须不选，哪几种选科的学生组合在一起进行编办，各校在自身学校范围的理性选择行为，很容易导致本区、乃至全市教育上的不理性、失衡结果。
另外，高考改革希望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自己喜欢、感兴趣的科目作为考试内容的初衷是没问题的，但是未成年的高中生在挑选选考科目的依据上实际是不够理性、充分的。当良好有效的学业生涯、职业生涯规划未能形成之际，学生的选择一般是比较短视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
而他获取参考依据的主要方式，无非就是家长、老师或者学长学姐。前者曾经的高考经历已不再适用，社会经历不一定有参考价值，后两者的经验也局限在短短几年的实践之中，未必具备准确性。
此时，当学生无法准确掌握自身兴趣或者未来方向时，势必在选考过程中选择更容易得高分的科目，因为高分不一定选择多，但低分一定选择少是现行基本的规律。由此，与原有预期相反的“田忌赛马”“投机取巧”方式层出不穷，破坏了高考改革的具体实施。
新高考改革进行至今日，大量的问题被发现被指出，一系列的调整方案和建议也层出不穷；匆忙出台调整方案虽能救一时之弊，但容易引发新的问题；系统研究统筹规划解决方案则会让现状进一步走向失序的边缘，造成近几届考生的实际“不公平”。
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发现制度漏洞的人不一定有这个意愿去填补这个漏洞，而是希望漏洞来扩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量的高中生，其中不乏许多名校毕业的新大一学生，开始向下一届分享自己的“特殊经验”，如何考分最大化，如何拿A+效率最大化，面试准备的技巧等等。
他们将一时的成败依据当做了学业、人生发展的重要规律传递给了后来者，忽视了自身的局限性和现实的局限性，其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更进一步来讲，为了使各地的改革能够顺利落地，改革方案的首次推广就要相对平稳、顺畅，这也就现实导致了部分学校阳奉阴违的举措被默许到了今日，社会现实无疑对原计划的方针做了扭曲。
改革中一些综合素质、自主招生等新举措容易受到来自公众的质疑和挑战，因而其比重和程度需要限制，而公信力最大、最被认可的“高考考分”则是最好的挡箭牌，其作为测量公平的依据不会下降，而由此产生多年的应试教育风则会愈发甚嚣尘上。
至此，我们能发现，作为新高考显制度的“选择教育”、“综合素质”，虽然作为改革的重头戏，现实也有一定成果，但操作中显得有些粗糙、生硬，效用开始“虚化”。
作为实践潜规则的“田忌赛马”“考分优先”反而成为愈发多学生推崇的取胜之道，功利得获取高分，高分换取好学校好专业成为了“实策”，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如果再看上海的经验，高考作为“指挥棒”的效应还是很突出的，且当新高考尚未能现实扛起素质教育的大旗时，应试教育的方式必然一直从小学、初中延续到高中。
因为，当义务制教育的现实对象学生们都是向着高考看齐，那初中、小学的一些减负、禁考只是在形式上回避了问题，而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也间接导致了，虽然官方组织的考试越来越少，公开组织的比赛越限越多，但学生有参加考试拼名校的需求，学校有凭分选择更易出成绩学生的意愿，应试教育的土壤将一直延续下去，只是从公开转地下，由台面转幕后，其中的公信力与效率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可以说，上海升学的虚与实，基本勾勒出一名学生升学的全历程，在这历程中，当然有成功坚持素质教育层层突围的家庭，也会有步步机关算尽最后搬石砸脚的惨痛案例。
但当一个个凭自己初心做选择的学生获取了意料之外的低分，当考生怀揣梦想根据规则报考某名校初中、高中实际发现名额早已提前锁定，当官方制定规则的落实和保证是建立在默许一系列潜规则运作的前提之上时，我们又能过多要求学生、孩子们怎么样呢？
真心不愿真到了某一天，学生相信潜规则大于了显制度，倾向于走捷径而非脚踏实地，屈从于利益而忘却了初心，那时将会是教育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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