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是蒙童

 每当看见稚气的小孩子背着书包，神气地走在路上，我就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那邈远的小学启蒙时期。

 我的启蒙教育始于1976年秋季，本来我家里人就没打算让我那么小就入学，当时我还不满七岁，在那个时候的农村，这是不够上学年龄的，我弟弟八岁报名，老师都嫌小，直到九岁才入学的。但是我却上得早，以至于到现在，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基本都比我大两三岁甚至四五岁。

 我上学时，一年级学生都把拼音的声母学完了，韵母都学到了an、en、in、un、ang、eng、ing、ong、iong；课文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都学了，已经学到“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我不懂什么叫“逃荒”。

“要饭”是知道的，那时候经常有“要饭吃的”拉个棍从门前经过，惹得村里的狗竞赛似地，从里沟咬到前沟。奶奶把这些人叫“懒干手”，很厌恶，但是每次还要给一个馍馍打发走。

 为什么那个时候送我上学去，我不知道。后来我问妈妈。妈妈说：“那是清香把你带去的。里沟许家清香你记得吗？”我知道许家清香，她家里好像有五个哥哥呢，她老小，嫁给木钵乡一户农家。她出嫁以后，我再没见过她。妈妈说清香上学要从我家门沿畔过，她有一天带我去学校耍，那时候好些同学都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去上学，因为大人忙，没人看护小孩子吧。学校老师也不会赶小孩子出去的。而我是有人看护的，奶奶健在。但清香家里又没有更小的孩子可带，她是出于好奇吧，就顺手带了我去学校玩。我坐在教室里，很乖，不哭不闹。老师出了题在黑板上叫同学做，问3加5等于几。我就喊等于8。老师说：“这谁家的孩子能念书了啊。”于是清香散学回来给妈妈“还回”我时，就说了老师叫你家玉霞念书呢。妈妈就找老师报名，我就去念书了。

奶奶赶紧缝了一个黑条子绒的书包，我领了书本，装在书包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根黄色的有楞的铅笔。

 我对学校的喜爱是天生的。

 我们大队名字叫十八里大队，辖五个小队，从北至南依次是鲁家寨队，也叫二道沟，是为二队；十八里队，即一队；黄场子队，即三队；四沟门队，即四队；新营湾队，即五队。大队有两个小学，就是十八里小学和新营湾小学，新营湾小学只有四沟门和新营湾的学生，因为隔了两道梁。所以不如十八里小学人多校园大。

我在十八里小学校址换过三个地方。一年级时候，学校设在我们黄场子队和十八里队边界上的一个老庙里。对于老庙，我现在的印象很模糊，记得有个院落，有几间不相连的房子。房子青砖灰瓦，古朴庄严。但是有一股阴森之气。据说吊死过一个人，于是我小小的心里对学校还是有一点恐惧感的。直到现在我还会梦见那个院子，那个院子中的殿堂笼罩着一种神秘氛围，我在其中转啊转啊，看不清楚，转不出来。

看见的那座房子就是老庙，是我一年级的教室，没想到四十几年了还在。这条路就是十八里与黄场子的界线。

院子后边有个操场，有时候堆着麦草垛。学生跑操时，就绕着麦草垛转圈。操场上还排演过节目，记得手拿红皱纸扎的大花，腰上系着红绸带的高年级的几个男孩女孩唱着“……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挥舞着红绸飘带跳着，我觉得他们跳得很美。有鲁家寨鲁家的、石家的孩子，还有十八里郭家赵家黄家杨家的孩子，我们黄场子队的孩子好像就有谭家小芹和许家清香黄家玉林。他们喜气洋洋，沉浸在歌舞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之中。这种节目演了刚一次，又变成了“打倒……，人们喜洋洋。”还是高年级的领头跳舞唱歌，也加入了我们低年级的几个漂亮女孩子，像鲁小花，被打扮得像画里面走出来的。我羡慕得不得了，可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没能够参加过一次节目表演，没有人发现我在跳舞方面有特长啊。

厕所在门前的沟底下。我为什么要提到厕所呢？奶奶给我缝了一根“贵子红”裤带，那时候我太小，自己不会系裤带，我打个死结，解不开。解开后又系不紧。所以有时候在厕所里折腾半天。一次尿急，湿了棉裤，不敢回家，又不敢进教室，站在厕所墙边晒着。

一年级留下来的另一个印象是马老师上课，马老师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他先是跟孩子们一起啃玉米棒，吃馍馍。吃完才上课，孩子们爱戴老师，给老师带来的玉米棒和馍馍送上去，老师就跟孩子们一起吃。

可能因为古庙太狭小，大队决定在公路边修新学校。马老师和一位当时才十几岁王老师带着我们二、三年级的孩子搬到二道沟的一个废弃的院子里，那个院里有两只窑洞，被烟熏得漆黑无比。窑洞一大一小，大的是我们三年级的。窑洞采光不行，大白天都需要点着煤油灯。天一亮外面又没有雨雪风霜时，王老师会叫我们到院子里看书学习。我们在避风的墙下推着、挤着，名曰“挤暖暖”。

学校分给我们两只篮球，我们没有操场，就在学校外面的沟里跑步，扔篮球玩。一次王老师将篮球踢起，他脚力大，踢得高，我们仰着脖子看，篮球半天落不下来，我脖子酸，刚一低头，篮球砸下来，一下子将我砸蒙了。把同学老师都吓坏了。王老师以后再也不踢篮球了。

从学校门口可以眺望韩洼子的烽火台

马老师喜欢带着同学踢毽子、丢沙包。马老师家就在二道沟的半山坡，我现在回老家还会在车上扭头寻找马老师的家所在的小山坡。我觉得马老师那时候命苦，他的爱人不知道得了啥病，不幸去世了。马老师独自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子，生活难以为继。听说最后是由于教育局清退民办教师，马老师回家务农了。他好像还搬了家，不知道为什么，搬到了河对面的鸳鸯沟口，独家住在那里。再没有马老师的消息了，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能好一些？他的孩子们要是出息了，一定对马老师要孝敬。马老师真是个善良质朴热情乐观的人。他识简谱，教我们唱歌，唱“蜜蜂儿采花你就花心上动呀，花心上动呀，哪呼咿呀嗨……”

 王老师家在新营湾，所以王老师每天骑自行车来去，我们常常偷偷地把老师的自行车擦得锃格瓦亮。

 在二道沟，我二哥的两个女儿巧云和云云也一起在那里上。王老师给我们一会儿上算术，一会儿上语文，教学非常认真，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们放学排着队回家，因为要走很长一段公路。老师就推着自行车陪着我们走。王老师会边走边口编算术题，我们就会蹲在公路边用石子演算。

 可能是稍微大了一点，我对学校再无恐惧感。即使班上半大小伙子如杨顺平、赵月升故意讲的半个脸的女鬼趴在十八里麦场的豁墙头，舌头吐了多么长，我也没有害怕过。

 但是有一个早晨，爸爸因为要早早到单位做饭，妈妈叫他顺路带我去学校。那天雪很厚，严严实实捂着地面，爸爸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把我架在前梁上。到了二道沟，爸爸就一声不响地把我放下，径直走了。月色朦胧，我朝学校走去，我知道还早，慢慢挪着，听着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动听的声音，欣赏着白茫茫的田地道路、村落人家。雪均匀地撒满每一处空旷地，我的心里如冰雪般透彻明净。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只狼。我现在都确信那就是狼。狼奇怪地盯着我看，它没说什么。我坦然地朝着学校走着，既没惊慌喊叫，也没停下脚步。我和狼就这么对视着，它不动；我一直慢步走着，到了学校。学校没人，也没大门。窑门也没开。我站在雪地里不知道等了多久才等到村子里有了人声。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放这一幕，也给人讲这一段经历，心中才慢慢地产生了对爸爸的埋怨，埋怨爸爸的狠心和胆子大，他就不怕女儿那么早去冻坏，就没想到会不会有狼？可是家里人说那不是狼，他们说我没见过狼，一定是把狗错当狼了。至今我坚信那次我见到的绝对是狼。后来在动物园或者影视中经常见到，就那种样子。那时候，农村人家都养着土狗，还没流行养狼狗呢。况且，学校的孩子家都养狗，狗们也几乎都撵着小主人到学校来做过客。

 随后几天果然听到二道沟的老人们说，看见过沟畔白色的狼粪。我没有被狼叼走，也没有被狼吓住，真是个奇迹。

 我们放学的时候，也常看见从本校回来的鲁家寨的孩子们的路队迎面散乱地走来，而我们走得很整齐。两队人会互相打招呼。有几个四五年级的女生，叽叽喳喳喊着“巧巧、巧巧”，是她们给我的侄女的昵称，那时候不叫昵称叫绰号。但是巧云不会生气。

三年级时候的教室成了塌窑

 在那个漆黑的窑洞里，我们每人准备了煤油灯上课。冬天煤油洒了我一手，冻得我的手红肿红肿的。有个大女孩叫杜月萍，她用她的手给我捂，把她的棉袖筒给我戴。我觉得月萍对我好。那时候，我是好欺负的主，全靠隐忍和委屈求学和生存，好在我的心里并不迷糊，学习上开窍；对人对事也还算了然，只是隐忍不言语罢了。

 在二道沟刚一年，我们搬回了十八里小学新修的校舍。新校舍用的是我们队上的砖瓦厂烧的砖头盖的，我们还曾到砖厂往回抱砖，操场也是我们用架子车推土平出来的。新校舍好漂亮，红砖红瓦白墙，校园四四方方，有气派的大门，进了大门，左右两边是我们的老师亲手栽的钻天杨。操场也大，有篮球杆。还画了跑道。虽然还没有课桌椅，队上给我们拉来几页长而厚的木板和几根长而圆的檩子，将木板铺在砌起来的半米高的泥墩子上，檩子摆在地上，我们就坐在檩子上，趴在木板上上课。直到四五年级，学校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旧桌凳，我们算是有了正式的课桌，但是凳子不够，同学们从自家带来凳子，桌凳都是高地长短不等，像是游兵散勇。

 我们都对学校格外热爱。王老师叫我们写《我们的学校》。王老师对我们的作文指导格外用心，他指导我们先写学校的位置，说：“十八里小学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东靠红山林场，西临环江之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家乡之河名字叫环江，也第一次听说大队林场山还有一个名字。其实以后问家里和村里的大人，都没有人知道林场山叫“红山”，看来王老师是即兴赋予林场山以浪漫的诗意之名。我们不知道“腹地”的意思，王老师说“腹地就是肚子，我们就住在祖国的心窝窝”，这真是令我们自豪。

 那时候我们坐在教室台阶上读书，朗朗书声，震动着村落前后，连公路上过往的人都会驻足观看，微笑倾听。我们为了读得整齐，常常把最后的字词拉长声调，于是“十八里小学的学生会唱书呢”成了一道奇观，成了外校人的笑谈。后来我想，古人不也是吟诗吗？吟诗可不是唱诗？

 王老师叫我们在院子里练习写字，每人划出一片地盘，用柴棍或者石子，最多的是用“电池”（其实正确的叫法是干电池中的“碳棒”）来写字。就这样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字词基础训练，奠定了我们的语文基础，使我们那一班的同学现在提笔能写，出口成章。

 马老师和王老师也教我们唱歌、打乒乓球和篮球。上五年级时，十八里小学还和新营湾小学进行过一次“乒乓球对决赛”。六一儿童节还开运动会，我体育运动不好，但是我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赛完我就回家了，在自家院子里听到学校大喇叭上喊我的名字，我才跑去领奖。奖品是一根铅笔、一本关于速算的数学读本《算得快》，还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数学竞赛的奖品是画册《小蝌蚪找妈妈》《春风来了》。现在我还记得那本数学书上的一段话：“谭冬生，笑盈盈……顾客来买粮。面几斤米几斤，苞谷绿豆各几斤？不用算盘不用笔，随口对答算分明。不差厘，不差分，人人称他一口清。”

 那时候的语文课与政治挂靠得紧，但是有一些课文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就像《小英雄雨来》《给颜黎明的一封信》《南湖上的船》《桂林山水甲天下》等，许多句子现在还能流利地背下来，得益于当年王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们几乎要把所有的课文倒背如流。

 王老师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常常在少先队活动课上，给我们讲故事，像《西游记》中的精彩情节，《水浒传》的传奇人物都是那时候通过他的口传授的。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老师的心劲怎么那么大？常常下班好久，天黑透了，老师和孩子还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中。

十八里小学崭新的面貌

 后来才想到，这在农村的民办教师来说，实在难能可贵。而他本人也仅仅是个十几岁的刚从初中毕业的小伙子而已。王老师教我们，他在队上拿的是“工分”。他对教学的热情和对学生的严格，实属罕见。事实证明，他带的我们那一个班后来上了中学，考上师范、中专和高中上了大学的人数最多，也是村上自古以来最多的。以后也没有那么集中地出过那么多的成才的农家子女。即使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农的同学，也都成为村上的致富能人和为忠善者，极少平庸无能之辈，绝没有作奸犯科的。马老师和王老师对我们的启蒙教育影响我们终生，福及子孙后代。

 那时候我们半读半农。麦子黄了，老师带着我们去拾麦穗；向日葵饱了，老师带着我们掰向日葵；苹果红了，老师带着我们摘苹果；我们还掰玉米、割糜子、挖洋芋、给玉米高粱追肥、给树林子锄草。

十八里小学有幼儿园了

 那时候新校舍大了，学生多了，再没有搞复式教学班，每个年级一个班上课。老师也多起来。好几个是外面调来的，住在学校最后一排的箍窑。冬天快来了，老师们需要烧炕的柴，发动学生砍柴，我们热爱老师，愿意为老师做事，几个男同学兴奋得不得了，可能也是逮着机会能在山里沟里野一回吧。我们都跑回家拿着绳，提着镰或扛着镢头。我胆子小力气也不大，但也不甘心落后，拿镰到地畔割了一大捆青蒿子背了来。同学们背回来的柴草已经摞了好大一堆。郭西荣激动地连镰刀都一起摞进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老师们把柴堆撕下来烧完了一半后才找见锈迹斑斑的镰刀。

我们栽的钻天杨不见了，新栽的松树但愿早日成才。

 学校不断扩建，又盖了两排教室，年级也增加到初一初二。但是师资缺乏，没有英语老师。我在十八里小学上完了初一，都不知道英语为何物，我以为跟音乐差不多。初中撤并到环县一中了才开始学英语。我们期末参加环县一中的考试，成绩合格者升级到初二，否则留级。那时候留级生很普遍。我和巧云、杨顺平、郭西荣几个升到初二，原来初二的几个留级跟我们一级了。许多留级的同学辍学不念了，也可能因为无处住宿或者家境困难吧，那时候，辍学率极高。但是我们秉承了马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训，以学业为人生第一大事，再困再难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现在的孩子们条件好多了。祝愿孩子们天天向上！幸福成长！

 到了一中，我们连英语字母都不认识，直接从初中第三册学，紧跟慢跟，还是在考学时候吃了英语的亏。

 乌飞兔走，春秋代序。转眼间我从一个蒙童长大了，1987年考上了庆阳师专；我侄女巧云已经在庆阳师范上了两年。我们俩相约寒假去新营湾看望王老师。王老师正在一家婚礼上当司仪，他忙里偷闲，带着我们回家，安排他爱人为我俩做饭。他的三个儿子感冒发烧，齐排躺在热炕上咳嗽。

 青春飞逝，时光流转。再次见到王老师是2007年暑假，我从环县回兰州，已经坐上了夜班车。妈妈在车窗外敲着，对我喊什么。我刚一下车，就高兴地看到王老师，他来送亲戚上兰州。王老师一点不显老，还是那么精神。我妈妈说：“你看娃娃们都长多大了，王老师还是那么好看。” 王老师笑着、说着，我们都很激动，匆匆说了一会话。不料就在车发出不到十分钟，王老师骑着摩托车从车站回新营湾的时候，出了事故。听说伤势极重，抢救了一周才清醒过来。

 2009年3月，我有事回家，在环城小学遇见王老师，我仔细看王老师的脸庞，王老师笑着说：“医院的手术做得好，脸上没留下伤疤。”他又和蔼地笑着说：“玉霞啊，你差一点就见不着王老师了。”我的眼泪溢满了眼眶，可是脸上还挂着笑，安慰王老师。我问到他的三个儿子，王老师说都很好，有出息。他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更为自己的学生们自豪。我说：“王老师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王老师笑容可掬，深情地回忆起他的教书生涯，辛苦一句不提，成就感和幸福感贯穿了他一生的事业。

    我在这里感谢王老师和马老师为我们这些农家少年奠定了腾飞的基石。新年到了，遥祝王老师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载于《兰州日报》201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