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钓鱼城，估计很多人都会想到“古战场遗址”这个标签。是啊，700多年前的那场“钓鱼城之战”，是南宋王朝与蒙元之间的生死决战，更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钓鱼城因此被誉为“上帝折鞭处”。
其实，除了“古战场遗址”这个标签外，钓鱼城还是风景优美、文化丰厚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它三面环江，形势陡绝，倚天拔地，雄峙一方。山上修竹茂林，古木长藤，一片蓊郁之色。林木掩映中，有悠悠古寺，默默石刻，神奇的传说，肃穆的县衙，还有颇富美感的八大自然风光，人称“鱼山八景”。徜徉其间，既可赏心悦目，又可怀古咏史，确是休闲观光和接受心灵洗礼的绝佳去处。
钓鱼台是一定要去的！你想啊，大名鼎鼎的钓鱼城，皆因钓鱼台而起，不去钓鱼台探望一番，怎能满足追本溯源之心理？钓鱼台位于钓鱼城南山之巅，是一座长10米、宽5.5米、高6.3米的巨石，面阔而砥平，呈平台状。因地处嘉陵江南岸的山崖之上，颇具耸悬天际之势。一座巨大石台，缘何称为钓鱼台呢？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话说远古时代，三江洪水泛滥，惊慌失措的灾民们纷纷逃到这座山上避难。洪水久日不退，众灾民饥饿难熬，濒临死亡。突然从天上降下一位巨人，他站在山巅的巨石上，手执长竿，从滔滔洪水中钓起来无数的鲜鱼，用以赈济灾民，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民众获得了新生。后来，人们为感念这位巨人的救命之恩，就将山顶的巨石称作钓鱼台，这座山也就得名钓鱼山了。千百年来，钓鱼山吸引了众多游客，更有那满怀激情的文人骚客，他们盘桓于钓鱼台上，抒发胸中豪迈之气，激励无数后来之人。而今，钓鱼台的“巨人迹”和斜挂在台前的“插竿石”依然掩映于台前婆娑的树影中，与夕阳、大江、古碟、悬崖，构成了一副豪迈壮丽的千里江山图！
在钓鱼台下方的石壁上，分布着摩崖三绝，即佛号摩崖、“鱼山胜概”摩崖和“钓鱼城”摩崖。佛号摩崖位于钓鱼台右下侧距地表2.35米的岩壁上，坐东面西。摩崖高3.4米，宽2.6米，面积8.84平方米。上刻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的佛号，即无量寿佛、释迦文佛和弥勒尊佛，楷书线刻，共12字。每字高0.8米，宽0.7米，为北宋著名文学家石曼卿手书。佛号摩崖，笔力遒劲，法度森严，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一卧千古”位于悬空卧佛头部上端的崖壁上，为南宋著名学者王休手笔。字径0.65米。楷书、阴刻。笔力雄健，气势非凡，令观者无不为之赞叹。
“钓鱼城”摩崖，在护国门外大路右侧，离地高2.2米，摩崖高近1米，宽2.4米，字径0.7米，楷书，清乾隆年间刻。两侧有题记曰：“清乾隆庚子（1780）孟春”“会稽（今浙江山阴县）沈怀瑗书”。沈怀瑗曾于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合州吏目（掌文书或佐理刑狱及官署事务），喜吟咏，尤工书法。钓鱼城摩崖，为护国寺僧一清泐石，刻艺精湛，再现了作者“笔锋俊逸酣沉，使转有致”的神韵。
唐宋时期的钓鱼山，曾是合州著名的石佛道场，曾以精美绝伦的佛教摩崖造像驰名巴渝。横卧在钓鱼山南峭壁上的唐代悬空卧佛，即是钓鱼城佛教文化极盛时期的代表作品。
悬空卧佛是创作于唐代的一尊巨型石刻。佛像就一尊悬空的崖壁凿成，身长11米，肩宽2.2米，着双领下垂袈裟，头为高肉髻，两耳间距1.8米，赤足，双脚宽1.2米。它背北面南，头西脚东，袒胸露肌，面形丰满，端庄慈祥，情态自然，是一幅构图严谨、比例匀称、既有大刀阔斧又有精雕细琢、既雄伟壮观又细腻动人的摩崖造像。卧佛，佛家称之为“释迦涅槃圣迹图”，即佛祖释迦牟尼“入灭”“圆寂”时的场景。悬空卧佛距地表2米，身下为一道高0.3-0.6米、深为3-5米、贯通了整个崖壁的缝穴，由此呈现出造像凭虚而卧的奇观，给人以佛祖渐渐升腾、飘然而去的动感，出神入化地展示了祖释迦牟尼涅槃时的情景。
钓鱼城悬空卧佛为国内罕见，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极其精湛的艺术造诣。尽管它没有大足石刻卧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悬空雕刻成像则堪称全国独一无二，其“圆头方趾与人同”，侧卧在嘉陵江岸的千尺峭崖之上，清爽幽雅的环境令人陶醉。清代诗人胡德琳有诗赞云：千尺高岩瀑布流，振衣五月讶深秋。莫言此子津梁倦，卧听沧江日夜流。它历经了近千年历史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
在悬空卧佛头顶侧的崖壁上，有南宋学者王休的“一卧千古”摩崖题刻，前面已经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在悬空卧佛脚下侧的石壁上，原有王休的“鱼山古迹”摩崖题刻与“一卧千古”对应，可是到了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幻屋山叟在“鱼山古迹”上题刻了“鱼山八景”。鱼山八景命名于明代，将钓鱼城最富美感的八大自然风光，用清新隽永、雅俗共赏的题名表达出来，不但命题贴切、典雅，而且对仗也很工稳，它们是：峰顶白云、嘉陵萦带、天池夜月、古洞流泉、沙滩响雨、赤壁文光、东谷晴霞、西市晚烟。
从悬空卧佛向西去，转一道弯，会看到千佛崖摩崖造像。千佛崖距地表0.7米；石窟高4.5米，宽7.35米。面西。窟中凿有趺佛造像，分37行排列，由底行向上至34行，每行计佛像76至79尊不等，第35行以上逐行有所减少，共计有佛像2775尊。每尊佛像通高12厘米，肩宽7厘米，赤足坐立于莲台之上，垂目下视，两手交结腹前。石窟左右两侧，各有迦叶、阿难弟子像两尊，和供养人6尊。
在靠近千佛崖顶的正中位置，另有一尊比众佛像稍大的结跏趺坐佛造像，民间相传为鹿女夫人。据该像通高20厘米，肩宽12厘米，背后有舟形背光。佛经《杂宝藏经·鹿女夫人缘》载：鹿女每步迹有莲花，后为梵豫国王第二夫人，生千叶莲花，一叶有一小儿，得千子，为贤劫千佛，故有千佛之由来。千佛崖造像形象生动，结构亭匀不乱，历史上曾经过无数次的培修。20世纪60年代，千佛崖曾遭受了人为的严重破坏，留下了斑斑凿痕，但那严谨的构图和残存的局部画面，至今依然能给人一种强烈的艺术震撼。
在千佛岩右壁，距地表2.8米的峭壁上，有“山人足鱼”摩崖题刻，仍为南宋王休题写。题刻面南，高0.7米，宽2.7米，面积1.89平方米。字径0.6米。楷书，阴刻。王休摩崖题刻笔势纯熟，苍劲有力，无论在书法和雕凿技艺上都堪称是上乘之作。
在千佛石窟右侧离地表3米处的石壁上，有“鱼山胜概”摩崖题刻。摩崖高1.5米，宽约6.6米，字径1.4米。篆书。前后有记云：“国朝嘉靖丙申仲秋，荆门黎一夔书。时同游永平李世宁、景陵陈诏、江阴江谊、昆明张如、竹杨华与焉。”黎一夔，湖北荆门人，明代进士。嘉靖十五年至十九年（1536-1540）任合州知州。“鱼山胜概”四字，采用了以隶法写篆书的特殊体式，故而苍劲有力，龙蛇盘绕，提高了书法的意境。因风雨剥蚀，现已模糊不清了。
在千佛崖左侧的石壁上，有孙元良、李尚德摩崖诗。而是上下分布，孙元良是在上，诗云：元鞑逞淫威，钓鱼城不破。伟哉我先烈，雄风万世播！该摩崖诗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抗日名将、成都人孙元良游钓鱼城时所作。题刻面东，呈正方形，边长3.24米，面积10.5平方米。隶书阴刻。共7行32字，其中诗文4行，16字，字径0.45米。
在孙元良摩崖诗刻下方，距地表0.53米的石壁上，有李尚德诗刻。题刻面东，高1.4米，宽0.9米，面积1.26平方米。共7行，71字。题目为《将北上登钓鱼城》，诗文如下：四十无闻尚远游，天门从此一椉秋。风霜独重黄华笑，今古谁轻白发愁。山属大明蠲宋愤，水仍巴字叹川流。登途已拟归来赋，青管何能为国谋。落款为：隆庆庚午郡人李尚德书。李尚德，明代合州人。该诗应写于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乙卯，合州举人李尚德即将北上，参加明穆宗选拔“遗才”的覆试，此乃他的抒怀之作。本次考试参加者近4万人，今查黄崇兰所辑《贡举考略》中明代嘉靖至隆庆年间17次科考录取的5720名进士中，无李尚德之名，说明此次参考并未成功。
在钓鱼城上天梯左侧距地表高3.5米的岩壁上，有三圣岩摩崖造像，俗称“三佛岩”，因石壁有“西方三圣”摩崖造像而得名。西方三圣，又称“弥陀三圣”，即指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圣岩造像坐东朝西，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护国寺住持智慧和尚及众门徒捐资刻造。在长4米、高3米的石龛中，西方三圣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栩栩如生。正中主位上的佛祖，高2.5米，肩宽0.6米，发式为螺髻，头顶有高宽的肉髻，身著通肩式袈裟。他右手施莲花印，左手托如意宝珠，表情怡淡，慈祥壮观。佛祖两边的菩萨，头戴宝冠，身着天衣，卷发披巾，胸前饰以缨络，腕有环钏。一个怀抱沉香，一个手抚净瓶，含蓄温柔，亲切而恬雅。尤其使观赏者挑指赞誉的是：这龛造像，佛衣折褶线条明快自然，给人以软而薄轻欲飘的质感，实为中国清代石刻艺术的精品。
在三圣岩下方的石壁上，现存有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合州朱宗敏等人“同游钓鱼城，遍览诸胜”和光绪十三年（1887）举人朱宗言所书“荡胸生层云”题刻。共计有61字，是研究钓鱼城战争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荡胸生层云”五个大字，字径0.45米，楷书。高0.8米，宽2.8米，面积2.24平方米。关于三圣岩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暮春，有一伙强盗集结钓鱼城西门外，霸占白塔寺庙，昼伏夜出，打抢财物，侮辱民女，败坏佛门声誉。护国寺住持智慧和尚为消灾免祸，夜以继日，诵弥陀真经千遍。是夜，他昏昏然被一阵轻风托至寺外，但见金光万丈，香气袭人。光环中，“三圣”盘坐莲台，说法于西岩之上。而山下白塔寺外，强人匍匍于地，作聆听状。后来，“三圣”升天去，强人鸟散。智慧和尚为感佛祖恩泽，永保寺庙佛法长兴，以当时亲眼所见，于“三圣”说法处雕凿了这三尊佛像。
从三圣岩往左一拐，可见“古钓鱼城”石刻。这是一幅分外引人注目的巨型石刻，坐北朝南，与三圣岩比邻而居，其实它们共用同一块巨石，只不过朝向不同而已。此前，山崖上为凿造于唐代的弥勒佛摩崖造像。1946年夏季，因暴雨发生岩崩，原来的摩崖造像连同部分崖体由山顶坠落到了山下的始关门外。岩崩之后，留下一幅断壁。时有工于书法的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县长、盐亭（今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杜兆麟到钓鱼城游览，县人求其题词，始得“古钓鱼城”墨迹，并于当年纠工刻石而成。
护国寺位于九口锅遗址东北，与忠义祠一墙之隔，为唐代合州名僧石头和尚创建。明万历《合州志》载：“石头和尚俗姓郝，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为僧，号四祖师......因凿石出火有悟，回州于钓鱼山建护国寺，后甃石二十四片为龛，全身入，门自掩，端坐而逝。”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思南宣慰田少卿捐资扩建护国寺，“建堂殿廊庑百有余间”。元大德二年（1298），护国寺遇兵燹，明代孝宗弘治七年（1494）合州知州金棋又才在原址上重建。明清之交，干戈扰攘，寺庙再次毁于战火之中。现在的护国寺，是清雍正五年（1727）再度重修，道光十三年（1833）住持僧智慧历经两年的培修与添补而遗留下来的。大门上一幅石刻对联：城号钓鱼，三江送水开巴堑；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江。诉说着钓鱼城护国的重任。
护国寺曾与龙游寺、净果寺、方溪寺并称为合州的四大名刹。它坐北朝南，依山布局，总占地面积达5000平方米。整个寺院的主体建筑由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佛殿、观音殿、祖师殿藏经楼以及僧房前后院组成。大雄宝殿和药师佛殿分别为歇山式建筑和单檐悬山式建筑，殿宇宏敞，结构精巧。殿堂内原有上百尊石刻佛像，高大精美，各具特色。相传，这些石塑群像是我国清代雕塑艺术大师、合州黎广修的祖父经过数年的呕心沥血而完成的杰作。但可惜的是，这些令人赞叹的艺术珍品现已荡然无存。如今，护国寺的殿堂和附属的厢房、小院等建筑群经过维修，已辟为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展厅。
护国寺院内有一棵古桂树，树身高21米，胸径l.9米，栽植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思南宣慰田少卿捐资扩建护国寺之时，已经历了800多年的巴雨蜀露，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素以珍稀、挺拔而著称。每当秋季放花，金黄万点，宜人的芳馨，弥漫古寺内外，素有“鱼城金桂飘天香”的美誉。
龙眼井位于护国寺内药殿前的天井左廊下，即今钓鱼城历史文物陈列室大门外。井台呈六角形，井口直径0.5米，深约10米，系晚唐合州石头和尚兴建护国寺禅院时所凿，曾为钓鱼城保卫战时，城中的九十二眼井之一。昔日井水清冽，大旱不涸。民间传说，此井早为初唐时期限著名学者闾邱均所开。闾邱均（约645-717），唐代咸亨年间进士。年轻时，因向往鱼山风景，便在山畔建茅屋读书。一日，他偶然在山中泉水边碰见婷婷袅袅的龙女。他们互吐衷肠，情投意合，遂结为伉丽。可是好景不长，龙王知晓此事后，怒气冲冲亲临鱼山捉拿龙女。小夫妻无奈，抱头恸哭，难舍难分。龙王见此，谎称若闾邱均能求得功名，当将龙女送回。言毕拽龙女就地遁去。是年，闾邱均果然考中进士，回转钓鱼山，久盼妻子不归，于是抛弃所获功名，削发在山上的荒寺中当了和尚。为了表达对龙女的深情，他还在龙女遁去的地方凿了一口井，日日在井台边呼唤着龙女的名字，并伴随这口井渡过了自己的一生。后来，荒寺倒塌，古井湮没。晚唐时，合州名僧石头和尚来钓鱼山创建护国寺，适得古井故处。淘之，方知井眼与山下嘉陵江相通。石头和尚大喜，遂以前人故事，将这口井取名“龙眼井”了。1981年后，龙眼井被列为钓鱼城重点文物之一加保护。
在钓鱼城内，还有一座七百多年前的老县衙。这个老县衙，就是享有“南宋王朝最后一个县政府”之称的“石照县衙”。据《合川县志》记载：宋代的合川名叫合州。当时的合州辖石照县、汉初县、巴川县、赤水县、铜梁县。其中，合州府及石照县办公地点原本设在今天的合川城区。宋淳祐三年（1243），为抵御元军进攻，合州府及石照县衙转移至钓鱼城山上。1276年，南宋王朝灭亡，而钓鱼城军民却依然坚持抗战，直至1279年守将王立献城降元。在1276年至1279年之间，尽管钓鱼城“不通王命”，南宋王朝除钓鱼城以外均被元军占领，而钓鱼城上的石照县衙却并不因为南宋王朝的灭亡而停止办公、审案。因此，钓鱼城上的石照县衙，又堪称“南宋王朝最后一个县政府”。
元军占领钓鱼城后，石照县衙变成了普通民房，主要建筑基本得以保存。2009年夏天，南宋合州府石照县衙修缮工程启动，修缮内容包括：县衙照壁、鸣冤鼓、大堂、二堂、县官住房、衙役室、左右厢房、牢房等。2010年5月，维修后的石照县衙正式向游人开放，成为钓鱼城风景名胜区的一个重要景点。
呈现在游人眼前的县衙，气派端庄，其建筑、雕像、照壁等设计典雅，尤其是门楼、厅堂之楹联点缀，颇具匠心。衙门楹联：不负苍天，何论官阶只七品；常思黎庶，生怕民心失半分。正堂柱联：能辨秋毫，天理昭昭悬明镜；不容邪恶，威风凛凛有法绳。二堂联曰：临衙廉政，不懈躬身国事；重礼劝农，勿忘致力民生。二堂正壁高悬“清慎勤”匾额一方。
县衙照壁后竖立石碑一通，乃戒石铭，分阴、阳刻两面：阳刻“思无邪，公生明”，传为司马光手书；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乃宋太宗赵光义从后蜀孟昶的《诫谕辞》中摘出的16字，下令作为官箴刻石立于全国各府州县衙门之中。南宋王朝最后一个县衙的真实存在，宛若钓鱼城军民36年如一日同仇敌忾、英勇抗击蒙军的铁血丰碑，令后世人们无限敬仰、深切缅怀。
钓鱼城为什么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能孤守36年？人们很容易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于防御工事的坚固，但我们不要忘了，北洋舰队的硬件实力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阴影，但在甲午海战中取得完胜的却是“弱势”的日本。这样的例子在军事史上不胜枚举。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针对当时一些人所持有的“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战必败”的唯武器论和亡国论思想，明确指出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其实，人的战斗意志是胜负的关键，一旦“大势已去”，人心散了，无论是金城汤池还是坚船利炮都阻挡不住怯懦这种瘟疫的蔓延；而高明的将领激励军心也只可以慷慨一时，以求一战而胜，却不可能把军心凝聚三十六年——这可是几乎两代人的时间啊！如果没有坚强的持久战斗意志，怎能做到？可是，区区钓鱼城，其战斗意志到底源于何处？
也许，我们可以从钓鱼城内的皇宫得到点启示。1276年南宋皇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陷落之后，张珏还率领钓鱼城里的军民在钓鱼城上修筑了一座皇宫，虚位以待，恭候着流亡途中的大宋皇子。即使在宋朝的国土整个易主、宋朝的皇帝做了蒙元的俘虏之后，小小的钓鱼城仍然固守古城，奉行大宋正朔不改。这是何等的忠心？这是何等的不屈？这是何等的坚韧顽强？张珏要明明白白地告诉钓鱼城里所有的人，皇帝可以换，但皇祚（帝统）并没有断，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誓死捍卫的东西，是我们华夏传统、儒家文明的精神制高点。所以他一定要修建一座皇宫，取代杭州城里的那座皇宫，因为这不是一个工程，而是一个精神符号，是他凝聚人心的“德”；而且必须让每个人都来参与这项工程，让每个人都亲手亲脚地感觉到这个精神符号的存在，并且通过血与汗把自己和它紧紧地在一起。今天我们游访钓鱼城，只看得到它那看得见的伟大，而它真正的伟大却藏在每一处断壁残垣的后边，藏在那盘桓于每一棵荒草尖上的萧瑟秋风声里，那就是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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