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心穷，三观不正，便就没有了廉耻感。本队的另一位老知青的所为，正应了这句话。
此人姓LIN,是当时火柴厂的子弟。因其父亲早逝，生活无着落，长期在社会上漂泊。至于靠什么生存，问起知情者都是以“哈哈哈”回应。因不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也没有表现，因而屡次失去被推荐招工回城的机会。以我们当时对大队情况的了解，二位老知青所为与大队知青整体的良好风气截然不合，成了地道的“老大难”。只是与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让我们经历、让我们见识。
1975年初，我们下放到该队后的一个多月，在看管队屋的五保户--齐大伯处第一次见到他。粗壮的身板，大嗓门，一双小眼从不正视看人看物。知道他的境况，我们对其都很同情，也很客气。以后的日子，就常有小LIN又来过生产队的传闻。但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与我们照不上面。也从不往心里想会与我们发生关联。
开春后，我们从齐大伯的队屋搬到了隔壁的稻仓。五间处处是风洞的草房，腾出一间让我们居住。稻仓的门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上午回家，下午回到生产队时，齐大伯老远就迎着我们告知今天小LIN来过，我们都好生奇怪老人家的异象。待我们进屋才傻了眼，许多地方都被翻过，尤其是小汪的箱子锁已被撬开了。检查结果，基本是放在屋子里的钱都被“洗劫一空”。我放在小汪箱子里的钱包不见了，那里有上一日刚从公社知青办领回的八元生活津贴费，还有一双新买的鞋也被顺带走了。面对眼前发生的景象，我们生气又无奈。我们已和齐大伯分开住了，自然他也就没有为我们看管家门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只能向队长以及大队干部报告，但也只是听听而已。
我们几人也是气不过，立即从乡下找到他在火柴厂的住处。那是一间刚够放进一张单人床和长条桌的小屋，有门却和无门一个样。里面凌乱不堪，阵阵异味扑鼻。此情此景，我们都感到没有了主张。与一个如此境遇的人讨回钱财无异于隔屋撺椽。等到他从外面酒足饭饱回了家，我们与其论理。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否认事实，但绝不还回所偷的财物。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泼皮劲，真令我们叫绝。一旁的邻居，似乎见惯了这种景象，温温地看着热闹。天黑了，一不留神，他竟一溜烟地跑了，留下几双莫奈何的眼神。见此，都自认倒霉。唯一的考虑，就是今后将钱财随身携带了。
此后，小LIN便消失了，再也听不到他来生产队的消息了。此事发生后，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很客观地分析了他的实情，很人道地推荐他招工回城当了一名工人。这样做，虽有自保一方安宁的意味，但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人的自食其力问题。若是他继续操弄以前的不耻行当，那就是公安部门过问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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