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文言白话宜相安——浅议文言与白话(二)
恕我不敬,这题目是套用了伍立扬先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的原话。
伍立扬先生何许人也?这里有一份关于他的作者简介:
今摘录《文言白话宜相安》一文中几段话如下:
“今日文章恶性欧化,文学之作,文脉日浅。种种后现代,后先锋,新文体,新译文,削足适履,履则适矣,足削为病,食洋不化,其弊日深。”
这一段话显然是对于今天文学用语的不满。由此也导致了部分人的批评。但是以鄙人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弊病确实存在。
伍立扬先生在谈到两位极力反对文言的名人鲁迅、吴稚晖时,谈了这样一段话:
“……可是他们二位,用典的妥帖传神,句式的游龙起凤,文辞的滂沛,表达的准确,诙谐,深刻,有趣,以及文章的言之有物,在在都表明,其得力于文言文处多多。今日读来也就是新知旧雨了,叫人起一种特别的挂念!”
鄙人以为伍立扬先生说得是实情,也难怪此段第一句就提出“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这矛盾用在鲁迅、吴稚晖身上还是名副其实的,即使这两个人现在活着,我想也不会提出多么有力的反驳。
下面再摘录一大段与鲁迅意见相左的文字:
“鲁迅从进化论观点断定'古文已经死掉’,这就完全出于心情的激愤,对社会黑暗面的极度厌憎,致文字大受社会运动的连累。其实,即从进化论观点看,四书五经、汉赋,或者说,全上古秦汉三国魏晋六朝文到唐宋文、明清文言再到民国初期的浅近文言,这一条线上的种种变化之大、之深、之巨,实在是不停地进化呀!从民国的浅近文言陡然回跳到四书五经,稍加比较,其间的特点、风味、歧异,也就大得不可开交了。它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常是日新又新。这还不是转化、变化、进化吗?当然,传承关系,它是血脉的贯通,生命的赓续,人为的硬生生地斩断这根脐带,而欲生成一种全新的白话文,无异于婴儿未足月,却要使之离开母体,那恐怕不是创造,而是一种想当然了。最后结果不外是'穷汉难养隔冬鸡’,水中捞盐,每况愈下了。”
此话实在是评论恰当的很,试想鲁迅当年出于对社会极大抵触,势必城门起火祸及池鱼,连文字也成为由厌憎而愤怒射击的鹄的了。这也符合鲁迅的性格。一个大家总是有其个性的。不用说别人,就鄙人而言,在上世纪七十代初到八十年代初遇到了两个姓氏的当权者,这两个姓氏的当权者为我所憎恨,所以翻开我的小说,反面人物不论男女竟然不知不觉地都是周、滕。这与《水浒传》作者将坏女人都注册为“潘姓”是一样的。
在谈到文言的不幸遭遇时,伍立扬先生说道:
“在'四人帮’时代,欧美是资本,苏俄是修正,国粹是封建,所有的世界文明,都给扣上吓人的大帽子砍削排拒,造成国人一种闭锁的心灵状态,文言不幸也在其斩断之列。鲁迅等前辈倡导白话文运动,功勋硕伟,但他们的意见,也难免被后世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曲解,来打杀民族文化精华——这当然不能由前辈来替他们负责。这运动的过程,我们失却了无量的文化生命,文章一概地被阉割,枯干无生机,文章传统与人生乐趣扫叶都尽。看看今日老中青,诸种不同形式的博士卖驴体文章,下笔千言,言不及意,那仅存的点滴审美期待,也就日薄西山,或者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反观老辈的文言、白话论战,倒觉得国粹轮者颇有一种挺身犯难、忍辱负重的心情,在历史文化的挫折中,弥坚生挺,值得后人馨香礼拜。”
对于伍立扬先生的这一段叙述,鄙人体会太深了。这缘于去年我在政协编辑《昌乐一中70年》这本书,执行主编刘兴国对于台湾以及海外昌乐一中老校友的文章赞不绝口,反观大陆的老校友,还是一直教语文课程的老教师,那文章读来简直就不算文章,以至于我们几个编辑人员时时愤懑不堪,将他们提供的资料使劲扔出去老远。这么大的文字修养差距究竟是何缘故?说到底就是大陆一直践踏着毁灭着中国文化国粹的缘故。海外邮寄或电传来的老校友文章那真是妙笔生花,而国内送来的老校友文章不客气地讲狗屁不如,所以我不得不一改再改,然后再由其他编辑改过多次,可修改也得有个限度,不能完全推翻他的行文风格,否则就不是他的文了。但是历经修改润色,一比较仍然相差万里,天壤之别,真是大大地无奈!
伍立扬先生还讲到了一段轶闻,他说: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为拒政府之邀从政事,与醉心文言之学生分别以文、白二体拟电报,学生以文言:'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拟为:'不干了,谢谢。’……不干了,很生硬的三个字,如何包含十二字的客气话?若是对其邀请根本置之不理,岂非更为'节省’,更可得大音希声的美誉吗?大师滑向偏颇,发议就大有问题!”
伍立扬先生最后说:
“笔者的意思不过是,文言、白话原可善性融会。鲁迅先生的意见,是一种警钟,也是一种方向,在尊重这种意见的基础上可以找出调谐的轨迹,如此则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可获利于大于弊的期待。”
看来,伍立扬先生对于当今的文坛乃至政府大员的舆论留有余地或者不无后怕。故而在文章结尾不得不说出这样一段违心的话来。但是凭心而论,他的题目《文言白话宜相安》我还是赞成的。有的时候,用白话确实比文言好,起码利于大众化。
提到文言与白话,我还从“中华诗苑吧”看到了一篇帖子,帖子内容是说古诗词的,他说:
“
对于这个帖子,我是赞成的。论起古诗词来,当然还是用文言好。(此跟帖我修改了几处语法毛病——笔者注)
有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老师写的文言,请体会与白话文的不同。在这里,他引用的白话文不赘,皆因太长太噜苏,让读者费一个小时也未必读完。且欣赏他的文言:
“前年及去岁,余客居韩国以避风沙。友人告以国内贤达有识之士仍不时撰文痛斥余之谬言逆行。余闻之甚惴惴,乃请友人网罗此类雄文高论遗(“遗”为通假字,是“馈”的意思——鄙人注)余。余读之汗下如注,宿疾大愈。遂披襟秉烛,略归其类为十,赫然书之于壁,以改余过,以悔余罪焉。”
而攻击他的文字那就多了,洋洋十多页呢!可总起来就那么几件事反来复去,真如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这不能不说是优劣立见分晓。所以我说,口语用白话好,书面语言还是文言有着更明显的优势。
不过,我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更是主张“文言白话宜相安”的。喜爱文言的有他的道理,喜欢白话的也有其道理,有的人不曾读过文言,或者读之甚浅陋,要他喜欢文言,无疑赶着鸭子上架;有的人富有文言功底,觉得用文言高雅有致,那也不妨碍文坛发展,或许更有利于文坛的厚重,所以我说只要“相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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