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金湖县城——黎城镇，是一座至少具有900多年历史的古城。从建城到新中国成立前，风风雨雨，潮涨潮落，走过了兴兴衰衰的艰辛历程。 黎城，首先是一座城，它最早的名字叫高黎王城。 明嘉靖年间编修的《宝应县志略》这样记载：“高黎王城，在县西南八十里，宋治平间高黎王筑，高一丈，周回一里四十武。”这条简短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城池名称用筑城者的封号，叫高黎王城；城址位置在宝应县西南40公里处；筑城时间在北宋治平年间，即公元1064年～1067年间；筑城王侯的封号是高黎王；城墙1丈高；城周长是一里四十武，古人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一里四十武即162丈，合540米。如城是正方形的话，则面积是18225平方米，大约相当于今天县政府大院的一半。这条记载既给我们描绘了黎城最早的规模形制，又是黎城建城的历史见证。 由于志书记载的过于简约，加上与正史又有抵牾之处．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谜团。有些谜可以解开，有些谜还暂时难于作出解释。先说城池的范围，只有县政府大院的一半，是小了些。但这可以理解，因为“城市”古今含义不同。今天的“城市”，就是城区，包括政权机关、工厂、商店、市场、学校、医院以及居民住宅等所在地区。而古代就不同了，“城”是指统治机关的驻地，也就是衙门所在地；“市”是指行旅客按、士农工商活动的场所。那么，有县政府大院一半大的王侯官署也就可以了。 问题在于，高黎王城从何得名，何故筑城?遍阅宋史，宋代的王室封号中，并无高黎王。民间传说：“先有高家墩，后有黎王城。”①‘‘高家墩”的“墩”是指庄基，说明这里有过较大的高姓庄园，居住过许多高姓人家，也可能就是今天黎城镇高姓居民的先祖。而“黎王城”则要从黎城的古名说起。镇上居民世代流传，黎城，古名黎阳。我们注意到，这一带确有许多带“阳”字的地名，西部有东阳、衡阳，东部有射阳，北部有山阳。 传说这里设有国家的粮库——黎阳仓。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率义军万人包围洛阳城。城内粮尽，在此镇守的炀帝儿子杨侗，派太常丞元善化装成老百姓潜逃出城，跑到江都告警求援。昏庸的炀帝只是叫元善到附近黎阳仓调粮。元善来到黎阳仓，未及调粮，已被义军杀死。明清间，黎城的文化人，自号就是“黎阳散人”、“黎阳居士”等。民国初，兴办黎城小学堂，校歌里有这样的词：“天苍苍，野茫茫，安宜湖西古黎阳……莘莘学子聚一堂。”这都表明，黎城的古名确实叫黎阳。 再说高姓②，据居住在江南的高氏家谱记载，其先祖为宋朝开国名将高怀德。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高氏一部分后人迁居到今淮阴高家堰，以后又分散南迁。黎阳距高家堰不远，很可能在南迁途中，迁入了一支高姓后人。高氏是功臣望族，就在黎阳筑了城堡。因为是高氏筑城，高氏居住，加之该地原称高家墩，城名就变成了高黎阳城。又因为“阳”与“王”同韵音近，“黎阳”被音转为“黎王”，城名就由“高黎阳城”变成了“高黎王城”，以至代代相传。 近年来。县文化局研究人员提出③，朝鲜古称高丽，高黎王城可能是高丽国王子来华时，为下榻方便所筑的馆驿。“黎”和“丽”两字写法不同，可能是两字音近取的谐音。这种说法也有可能，但还需进一步找出证据。无论怎么说，金湖大地上崛起一座古城，都是历史事实。 高黎王城虽然是一座城，但它毕竟不是建在交通津要，仍属于城堡性质，好景并不长。到建城100年后的北宋乾道年间，史学家罗泌在所著《路史》中也只是记载：“高黎，东阳有高黎城，俗呼高黎郭。” 到了明代初年，在高黎王城以西10公里的要隘，设置衡阳巡检司，宝应的第二大镇衡阳镇迅速发展，也使高黎王城的发展受到制约。到了明代中叶，高黎王城已衰落为一处历史遗迹，仅仅供人们怀旧、凭吊了。本文前面引用的，在《宝应县志略》里记载的高黎王城，作者是当时的宝应县知县、进士闻人诠，他所流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调。当时的宝应儒学教谕吴铎在《题宝应八景奉赠衡野汤先生》的组诗中，有一首写黎城的。诗日：“黎城依说旧，王业总丘墟。独惜遗民在，空余故主居。农桑春事了，风雨麦秋初。问俗政惭无，逢人懒下车。”吴铎的诗透露的也是感伤、恋旧的情怀。这首诗还传出这样一种信息，城池名称在正史里仍称“高黎王城”，而在文人诗里，已省称为“黎城”了。这是古黎城的“一兴一衰”。一座城池的诞生，既有它地理位置方面的原因，又有它深层次历史文化的原因。 古黎城毕竟是宝应县运河以西地区知名度较高的城池。从明代后期起，勤劳的黎城人民苦心经营，又使小城渐有起色。到明末清初，黎城又具有一定规模了。清康熙年间，担任兵部主事、户部郎中的宝应县人刘中柱，写有《宝应名胜纪略》一书。书中说：“高黎王城，在县西南八十里，其城至今犹存。中有居民数百户，楼屋稠密，列肆通商，俗呼黎城镇。”这表明，到清康熙时，黎城的古城墙仍然保存着，周围居民已有数百户，二三千人口，楼房、瓦屋连片，商业、贸易活跃，市井繁华，人声鼎沸，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而且，名称也从黎城演变为黎城镇了。 具有一定规模的黎城，继续向前缓慢地发展着。小城人民不仅注重城市的建设，而且还想到了文化教育，为小城的发展增添后劲。乾隆年间，宝应进士王嵩高在《陆杞堂先生传》里这样写道：“宝应湖西之黎王城，为邑巨镇，设巡检司领之。濒湖百里，万瓦鳞次。镇人之好礼义而乐弦诵者，往往延致邑中名士以教其子弟。”从王嵩高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当时黎城已成为宝应湖西的大镇，城区建筑也有相当规模，并开始聘请著名的教师来设馆教学，培养人才。 到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0年)，古黎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这时，黎城有南北向主街两条。东边的一条叫东大街，在今天金湖港口的东岸，粮油食品总厂与供电局一线的西侧，北起三河河滩中的二里宫，南到城中闸附近，长约1．5公里。在东大街西侧200米左右r是西小街，它的遗址就是今天的黎城老街。在东大街与西小街之间，连通有10多条东西向的街巷，今天老人们记得起名字的就有刘家巷、朱行巷、吴家小巷、费家巷、刘行巷、澡堂巷、盐店巷、大佛殿巷等，城区面积约0．5平方公里。 然而，世事难料，一场厄运又向黎城袭来了。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总河大臣黎世序为保住洪泽湖大堤不被洪水冲倒，在今天蒋坝以南的岗丘上，开挖三道大缺口，每道缺口宽为60丈～70丈，引洪水入三河的前身——衡阳河，再下泄到宝应湖、高邮湖。当时的衡阳河最宽处只有七八百米，哪里承受得了近两万流量的洪水呢?于是，洪水横冲直撞，奔腾而下。黎城处在衡阳河边，自然逃不了灭顶之灾，两条大街与数条小巷都被冲毁，居民们逃往他乡。就这样，古黎城经历了“二兴二衰” 。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虽然蒋坝三河口汛期仍然向下游放水，但泄洪量已大大减少了。黎城人毕竟故土难离，一些逃荒在外的居民又渐渐回到黎城。这时，东大街已荡然无存，西小街也墙倒屋塌，瓦砾遍地。陆续返回的黎城人，就在废墟上艰难地修复西小街。 当时，被洪水彻底冲毁的，还有今天戴楼乡北部三河心的衡阳镇，清初就设在镇上的军营衡阳汛，不得已迁到了黎城。这也促使黎城的慢慢复苏。经过50多年的努力，到清末，西小街终于具有一定规模了。街上有各类作坊、商店、牙行等120余家，名气大的店号也有10多家，如五洋批发店有“涂正泰”，布店有“刘源昌”、“高顺和”、“费万兴”，杂货店有“费德和”、“吴仁泰”，粮行有“刘恒源”、“卞德茂”。作为黎城恢复的标志之一，重修或新建的庵堂寺庙就有10多座，如海晏寺、二帝宫、三官殿、泰山殿、大佛寺、财神庙、城隍庙、都天庙、青紫庵、大王庙、火星庙、梓潼殿、鬼神坛、地藏庵、观音庵等。 黎城的居民有400多户、2000多人。有个秀才叫王佑卿，为当时黎城的大姓写了一首打油诗： 南朱北赵市中涂， 费氏街乡两处居。 柏姓最多河北户， 江家直达水边芦。 刘门肆业称行号， 黄府厅堂赛帝都。 唯有王生寒秀士， 终朝不问事如何。 黎城虽又一次出现了“中兴”局面，但也远不如嘉庆年间那么风光了。顺带说几句，写打油诗的王佑卿不愧是一位才子，又是一位头脑清醒、愤世嫉俗的孤傲书生。请看他写在黎城的三副对联。一是过街牌坊联：“什么是人，何以为鬼，鬼也做人，人也变鬼，南北头人少鬼多，年年闹鬼；未曾作事，先来筹钱，钱能了事，事是要钱，眼目间事轻钱重，个个抓钱。”二是焰口台联：“平地搭高台，其中有鬼；抢钱烫破手，以后留神。”三是广嗣桥联：“广嗣桥头，请几位野道妖僧，哼哼哈哈，不过焚香偿鬼愿；寒林界内，来一群孤魂滞魄，欢欢喜喜，无非烧纸叹人心。”出语幽默俏皮，放荡不羁，又寓意深刻，可以说是对晚清黑暗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与鞭挞。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溃败的散兵游勇又入湖为匪。黎城濒临宝应湖，遭到乱兵、劫匪的残酷蹂躏。随后，又迭遭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烧杀抢掠，到新中国成立前，黎城只剩下一条小街、数间破房、几百人口。古黎城第三次由兴而衰了。 黎城是无“治”之城，但历史总有它的先见之明。公元1959年，金湖建县，具有900年历史的黎城，终于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城一一金湖县城!如今，高楼大厦林立，现代设施齐全，成为苏北地区著名的小城。古黎城重见天日，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①据费国衡提供的资料。 ②据陈风雏提供的资料。 ③据姜燕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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