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用登基礼仪事件中，朱厚熜以超常的智慧和超人的胆识取得了胜利，但他与旧臣势力之间的关系，却因此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朱厚熜登基后，给自己取了一个吉祥的年号“嘉靖”。大明王朝从此进入了嘉靖时代。嘉靖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迎请母亲蒋氏到京。为使母亲体面地到京，他又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赶在母亲来京之前，给已故的父亲定一个尊号，给母亲上一个符合身份的封号。在嘉靖皇帝看来，自己做了皇帝，父亲自然就是“皇考”，母亲也自然就是“太后”了。但就是这一件看似顺理成章的事情，却演变成嘉靖朝的第一大政治争端，也就是后来历史所称的“大礼议”事件。 嘉靖皇帝向礼部提出，要给父亲上“皇考”尊号和母亲上“太后”封号。礼部尚书毛澄立即请示首辅杨廷和、张太后。杨廷和马上给出礼部一个方案：第一嘉靖皇帝应尊称伯父(弘治皇帝)为“皇考”;第二嘉靖皇帝尊称父亲兴献王朱佑杬为“皇叔父”，母亲蒋氏为“皇叔母”;第三让受封江西的崇仁王过继给兴献王府，以继承血脉。并在方案中放了一句狠话“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杨廷和为使方案更具有合法性与可操作性，在方案后附了两个历史依据，其实也是两个案例。 案例一是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一件事情。汉成帝没有儿子，将弟弟的儿子立为皇太子。成帝死后，这个皇太子继承皇位，就是汉哀帝。哀帝称成帝为“皇考”，同时哀帝又是独子，为了不让父亲绝后，安排了一个宗室过继给了父亲。 案例二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一个事情。宋仁宗没有儿子，将堂兄“濮王”的儿子养在宫中。仁宗去世后，“濮王”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宋英宗。英宗听从了当时名儒程颐的建议，尊称仁宗为“皇考”，尊称父亲为“皇伯父濮国大王”。 嘉靖皇帝看了杨廷和等人提出的方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驳斥杨廷和，只好以“再议”为托辞，上尊号之事也因此搁浅下来。蒋氏在来京途中听说这件事情，便拒不进京。 就在嘉靖皇帝一筹莫展之际，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也就是当时的观政进士(实习进士)张璁。张璁冒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的风险，上了一道“辨礼疏”，旗帜宣明地站在皇帝的一边。张璁的“辨礼疏”分为三层意思： 第一，先讨论大是大非的问题。“辨礼疏”开篇就指出“陛下嗣登大宝，即追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意思说，皇上虽年轻，但在继位之初，便想到追尊自己的父亲，赡养自己的母亲，这就是“大孝”。 第二，张璁指出，杨廷和等人所列举的汉哀帝考成帝、宋英宗考仁宗，这两个案例与当今皇上追封其父“兴献王”是两码事。因为当今皇帝是遵照“兄终弟及、依序当立”的原则来继承皇位的，并非过继关系。况且，你们在迎请皇帝遗诏中称当今皇上是“兴献王长子”，如今又让皇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三，张璁指出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皇上的母亲即“圣母”即日到京，如果皇帝称其为“皇叔母”，那么“圣母”就得向皇帝行君臣大礼。儿子能接受亲生母亲的跪拜吗? 张璁的“辨礼疏”，给15岁的小皇帝找足了辩解的理由。嘉靖皇帝便直接去找了张太后，明确表示：“母亲不入京，我这个皇帝就不做了，请太后另请高明。我即刻离京，和母亲回安陆州。” 嘉靖皇帝母子的强硬态度，加上张璁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辩驳，杨廷和等人扛不住了。他们再一次做出了让步。他们以皇太后的名义，做出了决定：“嘉靖皇帝称父亲为‘本生兴献帝’，称其母为‘本生兴献后’，避免了‘叔父’‘叔母’的尴尬，但是仍得称弘治皇帝为‘皇考’”。 双方妥协之后，嘉靖皇帝把自己的母亲迎到京城。张璁也因此受到了杨廷和等人的排挤，安排到南京刑部做了主事。三年后，年满66岁的杨廷和，退休回家养老了。嘉靖皇帝马上把张璁调到北京委任要职。 嘉靖三年七月二日早朝，嘉靖皇帝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从七月十六日开始，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献皇帝”，母亲为“圣母皇太后”。这个手敕一出，群臣哗然。怎么能把你死去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帝”呢?“献皇帝”的神位是放在“正德皇帝”神位的前面呢?还是放在“正德皇帝”神位的后面呢?如果放在“正德皇帝”前面，那不是把“正德皇帝”和“弘治皇帝”隔断了吗?如果放在“正德皇帝”的后面，那他和“正德皇帝”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大明朝的皇位继承关系不是全乱了吗?你今天称“兴献王”为“皇考”，明天就要称弘治皇帝为“皇伯父”，那“弘治皇帝”不就是绝后了吗? 于是六部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都察院的都御使、大理寺寺卿、翰林院的史官以及给事中、御史等二百余人，跪在左顺门前，向皇帝请愿，请皇帝收回成命。 这时的嘉靖皇帝已不是登基之初的朱厚熜了。一看到这些书呆子们的行为，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马上下令锦衣卫冲出左顺门，拉的拉，扯得扯，一百多文官被投进了监狱，其余的人则四散而逃。两天后，对请愿的官员进行了处理。四品以上的停发薪水，五品以下的统统廷杖，16人被打死，伤者无数。就在官员们心有余悸之时，嘉靖皇帝宣布了一个决定：改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称父亲为“皇考献皇帝”，母亲为“圣母皇太后”。 一场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大礼议”事件，最终在嘉靖皇帝的血腥镇压下，平息下来。嘉靖皇帝的忠实支持者张璁，也借此而迅速得到提拔。到了嘉靖六年的时候，张璁位极人臣，被嘉靖皇帝任命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虽然依靠强权取得了胜利，给父亲争取到了“皇考献皇帝”的尊号。但是“皇考献皇帝”的神位如何安放，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多数旧臣不同意嘉靖皇帝给父亲上尊号的主要原因，就是太庙中没有“献皇帝”合适位置。这时，聪明的张璁看出了问题的根由，给皇上想了一个万全之策，在太庙的左边为另立一宗庙，将“皇考献皇帝”的神位摆放进去，以解决“皇考献皇帝”的尴尬地位，为能得到更多的人支持，和有效堵住反对者的嘴巴。 张璁便在朝堂之上提出了建议：“原来祭祀孔子的礼仪中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现在必须予以更正。原来祭祀孔子的时候，主乐舞用八佾，籩豆十二个，牲用熟，这是祀天的时候才用的大礼，这作为祀孔礼仪已僭越王礼。所以他的封号及相应的祭祀礼仪都应该纠正。孔子应该恢复为汉晋时的称号，称为先师或先圣，不应该称王。殿宇应改为先师庙，不称大成殿。把孔庙中所有的塑像毁掉，改用木制的神位牌。主乐舞用六佾，籩豆十个。其他配祀人员的公、侯、伯的封号一律废除，只能称为先贤或先儒。另外，孔子和颜回、曾参、孔伋在大成殿上接受后人的祭祀;叔梁纥、颜路、曾晳、孔鲤作为孔子、颜回、曾参、孔伋的父亲却被安排在两边的厢房之中作为配祀，不符合圣人的礼仪。所以我提请皇上在先师庙的后面增设明伦堂，专门祭祀孔父叔梁纥，并让颜路、曾晳、孔鲤作为弟子配祀在下。”这个言论一出，立即遭到到徐阶等大臣的反对，嘉靖皇帝贬谪了以徐阶为首的反对者之后，便亲自撰写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碑文《御制正孔子祀典说》，要求刊刻在学宫之中，并决定在全国所有州、县的先师庙后增设明伦堂，以祀孔父叔梁纥。 嘉靖十五年的春天，嘉靖皇帝遵照祭祀先师孔子父亲叔梁纥的礼仪规制，在太庙的左边另立宗庙，专门祭祀“皇考献皇帝”，并尊称为“献皇帝庙”。到了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又追封父亲为“睿宗”。 在“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采用了张璁的建议，通过加封孔父叔梁纥，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梦想，但是嘉靖皇帝和张璁毁灭孔子等诸神像的武断行为，却严重地伤害了天下读书人的感情。 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当时长子县主管教育的官员文林郎(正七品)徐固，义无反顾的站在了读书人的一边，命人将“宣圣遗像”摹刻文庙的石碑之上。同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便在“宣圣遗像”的右、左两侧留下了“古传昔有执政者过烟驿梁，其马嘶伏策而不进，遂得以石像于桥之下。乃唐吴道子笔也。至正辛巳(1341)，广东宣慰都元帅僧家奴，摹刻于广州学痒，历传已久。余于长子获见此像，覆命工勒于石。明嘉靖丙申(1536)秋梁进士文林郎郾城后学徐固谨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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