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这是【朱小鹿】第80期真实人物故事
2岁时，我感染脊髓灰质炎，当别的孩子都开始正常行走时，我却站不起来。我不但得不到家人的半点关爱，甚至成为同学眼中的“瘸子”，社会人眼中的异类。长大后，我相亲多次，都没成功，她们都嫌弃我的腿残疾。然而我们仅在一起16年，她就意外去世，我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因为残疾，我曾经深陷自卑，因为残疾，我也感叹命运不公。我给别人收小麦，我当过油漆工，在厂里看深井，我还跑三轮车。现在我退休了，用积蓄买下几套房子，儿子也培养成才，在铁路工作。所以，世上本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重要的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1966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也不知道我被感染，只当是普通发烧，迟迟没有给我治疗。直到邻村老农无意间跟父母提起软骨病，父母这才把我抱到县医院。不幸的是，当天我就被确诊感染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医生当场给我判下死刑，他对我父母说，这病根本无法医治。我父母很无奈，随后跑遍很多地方，尝试各种方法给我治病。两三年后，我的肌肉开始慢慢萎缩，右腿行走变得颠簸。那时我大概四五岁，走在小伙伴之间，我已经能感受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当其他孩子蹦蹦跳跳往前冲，而我只能在后面一瘸一拐的跟着走。这时他们会转过脸来，嘲笑我说：“快看，瘸子来了。”它就像一颗钉，深深的刺下去，即便拔出来，伤口也会一直痛。不仅如此，再加上我爷爷是地主成分，在学校里，我更加受到歧视。同样的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别人能说我也不能说，他们甚至还称呼我“地主羔子”。因为腿残疾，不仅给我心理上的痛苦，生活中我也经受别人体会不到的难。8岁那年冬天，一场大雨过后，农村的泥路变成一片片泥沼地。寒风冻得人瑟瑟发抖，放学路上，小伙伴早像一窝蜂似的飞奔回家取暖。唯独我在泥沼里一步步挪，我的腿使不上劲，陷进去就拔不出来。我把鞋脱掉，用手拎着鞋，双脚放在冰冷的泥沼里，左脚往前挪一步，然后用手再使劲抱着右腿拔出来。幸好有个老农看到我，他看我可怜，趟着泥水把我一路背到家。1982年，我初中毕业，离开学校之后，父亲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养我就要有所得，我给他创造不了价值，那我只能成为一颗弃子。在农村用算命先生的话，他属牛，我属马，我们相冲一辈子。回到家里，多少希望得到些关爱，但是他非但不偏爱我，甚至厌恶我。平时他歧视我不是正常人，但是每到干活时，我就必须是正常人。初中毕业后，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奶奶瘫痪在床，我开始赚钱养家。我每天推磨给别人加工粮食，再苦再脏我都不怕，只是速度比别人慢一点。尤其是干农活时，因为长时间弯腰站立，我的腿不舒服，就要停下歇会。虎毒不食子，他不关心我也就罢了，还认为我偷懒甚至辱骂我。然而，当两个弟弟先结婚的时候，父亲都给他们盖新房，买新床。当我也萌生盖房为结婚打算的时候，我的父亲竟然气冲冲对我说：
进入化肥厂，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我遇到很多很多好同事。我得到他们的关爱，是这辈子都未曾拥有过的，没有他们，我连惨淡的人生都不配。当时领导给我安排的是油漆队，这不仅是体力活，还需要爬高上低。不论北风呼啸还是烈日当头，我每次都要爬十几米高的梯子，梯子摇摇晃晃。我的左腿迈上一个梯子，右腿不听使唤，甚至瑟瑟发抖。我都会教训那个不听话的右腿，镇定下来后立刻去刷油漆，打砂纸。我虽然爬梯子费劲，但是我臂力好，刷起油漆来，并不比别人慢。领导仍然让我负责看深井，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只要把工作干好，就可以干别的。于是我学驾驶，开小四轮，有空时去农田，帮人收玉米。而我的同事们知道我的情况，不仅过来看我，还专门请一个人照看我，我特别感动。和他们在一起，平时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看，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援手。就这样在单位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一转眼就来到90年代。婚事自然成为让我头疼的事，我也相过几次亲，很明显她们都看不起我，嫌弃我腿有残疾。真爱两个字，我不是随便说说，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很沉重。我们就这样聊着天，一星期以后，她真的同意和我相处，还专门跑到我家看看，认认门。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骨子里和我一样，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对父母说：“我跟理立松就是缘分，我就喜欢他，我不觉得他是残疾人，你们也不用劝我，这辈子跟定他了。”她的父母也尊重她的想法，没有反对我们在一起，只要他们的女儿愿意就行。1996年，岳父脑梗，我在床前伺候，给他擦身换洗跑前跑后，如同亲生父亲般照顾。之后，孩子舅舅准备结婚，我拿出所有积蓄，甚至还借钱，给他一万三千块钱盖房。后来岳母生病直至2015年去世，这期间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我都是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个家庭。按照正常的家庭，一个残疾儿子找到一段好姻缘，应当尽可能的留住女方才对。而我的妻子性格很好，基本上都是默不作声，不去跟老人争吵。我回家晚些，父母把我连着妻子一起骂：“跑哪去了，活没干完，你玩什么玩。”像这种事有很多，我无力反抗，因为反抗也改变不了父亲讨厌我的事实。结婚前，父亲就给我一千块，我给妻子买了几件新衣服。然而，当时家里别说是婚床，电视也能买起，但是父亲偏偏不给我添置任何结婚的物件。最后结婚待客钱都是我自己借的，甚至连婚床也是我借钱买的。婚后，他甚至想让我和妻子的工资交给他支配，满足他的欲望。婚后她相夫教子，我们过得很幸福，第二年腊月儿子出生。1993年到1996年间，为让自己有个家，我们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后来，我还买下一辆收割机，去到农村收小麦，一个季度能赚一万多。2007年，我在老家盖的房子赶上拆迁，我们在县城分到一套新房。然而，老天就是喜欢恶作剧，太偏爱喜剧开头，悲剧结尾。2009年，妻子站在大车上卸货， 上边的袋子砸下来，把她弹到地上。我一个男人，带着十几岁的孩子，突然感觉人生很迷茫。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明，什么时候天黑，眼里都是泪水。去跑三轮的时候，还要对着客户微笑，转过脸来，眼泪不由自主的流出来。当时孩子正该中考，我一边要关心孩子，一边忍受丧妻之痛，还要一边赚钱生活。拉三轮赚的都是血汗钱，我的三轮车是老式三轮，前边是不带挡风。春天还好，尤其是雨雪天气，冷风拍在脸上，北风呼呼往身体里灌，浑身冻得要死。我只能从车上下来，一步步推着三轮车，在雪地里行走。滑倒是常有的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是那时的心情。但我的意志强迫我必须站起来，才能给儿子撑起一片天。我深深明白，跌倒站起来只是半个人，站起来后再往前走才是完整的人。中午回家，我匆忙给孩子做完饭后，就出去拉活，晚上孩子自己做饭。然而作为残疾人，不跑又没办法生活，客户要到的地方还必须得到。每当我回到家，就看到孩子每天坐在那，不知他在想什么。有天，我看到他的书桌上，写着：“想念天堂里的妈妈。”我瞬间肝肠寸断，如果能用我20年寿命，换回妻子的再生，那该多好。本应该宽慰我的父亲，却做出一件件让我憎恶的事，甚至毫无人性。之前孩子舅舅结婚时，我给孩子舅舅一万三千块钱，父亲要求我把钱要回来。作为一个父亲，儿子还未走出丧妻之痛，就逼我去问岳母要钱。我没办法，我不能打老子，我只能耳刮子啪啪往自己脸上打。对于妻子的家人，能把一个正常女儿，嫁给我这个残疾人，我应该感激人家。而他竟然这样没有人性，把钱看得比亲情更重要，自私冷漠透顶。无论是儿子还是老子，中间也需要理字，他却一点道理不讲。他还保持着封建思想家长制，我必须凡事要听他的，无理取闹。但是，我和妻子的感情那么深厚，没有妻子，也没有现在的我，是妻子让我感受到幸福二字。“下次不要让我去爷爷家拿馒头了，他说想吃馒头让我们自己弄。”第二天，我带着儿子去同事家，嫂子特意蒸了一摞卷饼，临走时让我和儿子带回家吃。这么多年来，我所有的关怀不是来自父母，而且来自我的同事们。尤其当我陷入泥泞，把我从绝望中拉起的人，那一定是我的贵人。我在不幸中，又是那么万幸，这个人一直指引我走到现在。我的同事徐哥，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一直把他当长辈一样尊敬。我最痛苦的日子，每天跑完车，就去他家里坐坐，有时一坐就是整个下午。他一直跟我说：“儿子是好儿子，这么好的孩子学不好，谁都不怪，只怪你。”那段时间，儿子学习也很迷茫，徐哥也会像教育自己孩子一样，去给我儿子讲道理。以前徐哥说的道理我听不懂，随着时间一点点验证，我发现他说的都是对的。而我这人，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仅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也会去执行。徐哥一直告诫我，“不要自卑，咱没啥自卑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房子也不缺，存款不多但是足够养老。
这些钱含金量很高，都是我自己用血汗赚来的，要比常人更辛苦。虽然我现在已经正式退休，但我依然在公司食堂给职工做饭。我相信，只要对生活的态度热情奔放，我的生活就会绚丽多彩。自从前妻去世后，孩子的姥姥姥爷我仍然视为家人，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如同我第一次见前妻一样，她对我说：“我感觉谁都不如你，我没把你当残疾人。”每次孩子从外地回来，她都把饺子提前包好，被子晒好，床铺好。她生病时，我带她跑遍大小医院，我住院时，她无微不至照顾我。都说半路夫妻难，或许只是相互的付出不到位，人心见人心。我们做一些兼职挣钱，生活上虽然也有些磕磕绊绊，但是平淡且安稳。虽然我们不能选择出身，不能选择音容相貌，但我们能做的却有很多。只要不向生活认输，即便相同的剧本，也会拍出不一样的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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