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最近一段时间,邬霞一家又开始左挑右选找房子,准备第五次搬家。仅仅一年时间,她又陷入搬到哪里、何时搬的两难境地。如今,40岁的邬霞带着两个女儿,加上父母,房子太小了肯定不行。租房最大的麻烦,就是有太多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房东赶走,被迫搬家。作为一名打工诗人,她把幻想写在诗里,希望自己和家人幸福。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她不想自己的命运,在女儿身上轮回。大女儿作为第二代留守儿童,因为得不到及时照料,经常饿着肚子,她很心疼。离婚后,大女儿的抚养权归丈夫,她很难把她带在身边。经过几年努力,她争取到大女儿的抚养权,把她接到深圳。孩子的留守问题解决了,而房子的问题成了她永远的痛。虽然她曾风光过,上过央视,做过电影女主角,走过电影节的红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席卷中国,浩浩荡荡,史无前例。一批批打工者背井离乡,背着大包小包,踏上外出打工的征途。一般来说,更多人选择南下广州打工,那里就业机会更多,更具诱惑力,仿佛遍地是黄金。有的农村,青壮年倾巢出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于是有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邬霞生于1982年的四川农村。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对这样的打工潮深有体会。1989年,她7岁那年,父母便去深圳打工,一去就是30多年。而要实现梦想,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好好读书,一个是外出打工。她天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上初二那年,学校搬迁到镇上,她成了一名寄宿生,吃住在学校。加上不适应住宿生活,本来美好的校园生活,在她眼里是一团糟。强烈的辍学念头,仿佛疯狂生长的野草,占据了她的整个心房。读书没希望,邬霞决定离开学校,寻找另一种追梦方式。离开学校那天,晴空万里,热浪来袭,蝉在树上拼尽全力嘶鸣着,仿佛诉说着什么。她抿着嘴唇,睁大眼睛,把学校看了一个够,然后决绝离开。在当时的农村,不读书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只有外出打工这条出路。打工的道路尽管艰苦,但不少女孩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她们挣了钱,改善了家庭条件,自己也变得更有价值。所以,那时辍学现象司空见惯,邬霞的离开没有多少人关注。也有亲戚劝她,现在辍学还有点早,还是多读几年书,多认几个字。邬霞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买本字典,就可以解决问题,没必要耗在学校了。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遥远的路途,昂贵的车费,长时间不能相见的煎熬,让她对打工产生排斥。邬霞清楚记得,1992年时,母亲突然回到家,原来,她生病了,不得已才回来调养。可在家再辛苦,即便脱皮掉肉,也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最穷时,家里连包盐都买不起。曾经,父母给邬霞寄过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她开始心动了,在家实现不了当裁缝的梦想,就到外地实现其他梦想。1996年,14岁的邬霞离开家乡四川,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父母压根就没见过地王大厦,那只是照相馆的一块背景布。因为年龄小,个子小,14岁的邬霞显得又黑又瘦,一看就是童工,根本进不了工厂。没办法,她只好借用表姐的身份证,才得以蒙混过关,跨进制衣厂那道破败的大门。那个制衣厂仿佛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入,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她先被分配到包装部,在一群强壮的大人中间,邬霞显得孱弱瘦小,像发育不良的小豆芽。没有人因为她弱小而优待她,只有母亲心疼她,但干着急没办法。在最辛苦的查货线上,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整整15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着,每天都如此。简单枯燥的工作没维持多久,邬霞便开始加班,24小时通宵达旦,中途没有休息一分钟。生平第一次,她感觉自己不是人,从头到脚麻木得成了一台机器。来厂半个月时,她正在走廊上刷牙,门卫发现后,一把抓住她的衣领,仿佛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她拽进宿舍。众目睽睽之下,邬霞被罚了200元,因为走廊禁止刷牙。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高于一切,没有人情味的冰冷充斥着工厂的每个角落。对她的遭遇,母亲愤愤不平,她气得面色胀红,但气归气,她也无能为力。事后,邬霞悄悄躲在卫生间,狠狠哭了一场,这是她14年来最悲伤的一次哭泣。
当她领到600多元的工资时,有工友调侃:你比老家的干部赚得都多。母亲听了,在一旁抹泪:你们怎么不看看,她跟大人干一样的活呢?后者给人的伤害,仿佛刀扎一般,时时刺痛她幼小的心灵。上班时,她不上厕所,不喝开水,不说一句话,这也是工厂的规矩。她只有埋头拼命赶进度的份,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如期完成任务。这些让邬霞感受不到劳动带来的欢乐,有的只是压抑和痛苦。她有了心理阴影,心情像下雨一般阴沉不定,时大时小,想着找一个发泄的出口。突然,坐桶被人踢了一下,开始,她以为是日本老板来了,不让坐着干活。此人是日本老板的翻译,他嫌邬霞坐在那里挡住他的路了。瞬间,她的怒火在熊熊燃烧,头脑嗡嗡作响,即便自己卑微到尘埃,也同样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是1998年,邬霞16岁,写作成了她的第28个梦想。她想通过写作,找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维护做人应有的尊严。
为了逃离工厂,邬霞渴望改变,把写作当成改变命运的途径。她上班的压力丝毫没减,反而因为写作,变得如泰山压顶一般大。下班后,除了打饭吃饭,她把仅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她飞一般跑回宿舍,来不及喘上一口气,就抓起笔开始写。坐在泡沫制成的凳子上,她的腿上放着夹着纸的纸板,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上班时间。离上班还有五分钟时间,她才恋恋不舍放下纸和笔,赶回车间。静静的深夜里,偶然有几声蟋蟀的叫声,邬霞忘情地奋笔疾书。在自我安慰与希望寄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在那里,她可以做女王,安排各种角色的命运,她让笔下的每个女孩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正如现实中的希望那般,她把自己代入其中,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让她的写作进入一种疯狂的地步。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晚写完八页纸,写到凌晨两点。本来下班后睡觉,睡眠时间都不够,更何况她加班写作。她的手在不停地写,大脑却一片空白,仿佛成了一个写作的机器人,没有思维,只有机械的动作。当完成写作任务时,她就变成醉汉,头重脚轻、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穿过走廊,去洗手间洗漱。
她每晚最多休息5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持续时间越长,母亲的愧疚感就越强。每天洗碗、提洗澡水的事情,她都承包了,凡是她能想到的,她就全力去做。通过写作,她凭一己之力与既定命运对抗,生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自豪感和惬意感。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她知道了活着的意义——改变命运,坚守梦想。尽管身边很多人质疑她的能力和行为,甚至怀疑她脑子有问题。写作是高大上的事情,同时也是艰难的,想当作家哪有这么容易?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巨大撕裂下,邬霞觉得,自己认定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她曾写过一句话:我打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梦想。写了六部爱情小说后,邬霞看到一家艺校的招生广告,广告里承诺学习结束后可以留校。她从深圳出发,带着四年的积蓄,一路北上,到学校学习编剧。八个月后,学校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留校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邬霞再一次回到深圳。进入新世纪,在深圳打工文学领域,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谢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这让她更加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改变命运,成为打工作家,成为生活的主人,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她满怀希望,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前后修改了三遍,然后又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寄给光明日报出版社。结果,不久她就收到退稿信,一个人在工位上默默哭了很久。她把看到的文学杂志、出版社的地址抄下来,一家家挨个投寄作品,但都石沉大海。在生存的压力面前,邬霞不得不暂时妥协,再次回到工厂。
她不甘心,那时,她已经写了8部小说,她的出书梦一直没有停止。2007年,她生日那天,经过媒体报道她的事迹,邬霞终于等来久违的幸福。一家企业给她捐赠了全新电脑,一家物业公司承诺给她一份文员的工作,一家文化公司同意帮她出书。她负责写一部小说,对方帮着出版,举办签名售书活动。这个消息,无疑是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激荡起阵阵涟漪。整整四个月零一个星期,邬霞没有工作,在家埋头苦干,写完了她的第9部小说。等她再联系文化公司时,对方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而这四个月里,她从未与文化公司联系过,也未与物业公司联系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的不顺利让她心灰意冷。邬霞不愿意再回到工厂,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靠摆摊维生。
2013年,父亲多种疾病缠身,成了吃闲饭的人,他几欲轻生。没钱给父亲治病,至今一家人还在租房,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2014年,邬霞的《吊带裙》被《工人诗典》选用, 这是诗评人秦晓宇主编的。邬霞看了信,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但她不再抱什么希望,这样也不会有失望。摄制组跨进家门的一瞬间,邬霞觉得黑暗里突然照进一束光。镜头里,邬霞穿着吊带裙在公园里旋转,阳光照在她的发上,裙裾飞扬。妹妹站在镜头后,哭得稀里哗啦:我们的生活有希望了。这一年,央视新闻联播还专题报道邬霞的事迹,极尽赞美之词。作为流水线工人,她将流水线车间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都写成了诗。她用诗歌感受着普通人的善意,感受着平凡生活的美好,感受着自立自强的价值。她的诗朴实无华,洒满阳光,映射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人格美。
2015年6月17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邬霞身穿粉红色吊带裙,冲着镜头微笑。尽管,那件吊带裙是花70元买的便宜货,但邬霞已经很满足了。站在台上,她敞开心扉,说自己想找份文字工作的想法。时至今日,在别人眼里小有名气的邬霞,仍旧没有如愿以偿。虽然曾经火过一阵子,但拍摄和得奖,如同她的吊带裙被微风吹拂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短暂到她还未来得及体味其中的幸福,就被现实的车轮一次次碾压。
邬霞的母亲曾规划过一家的生活,在县城置一套房,彻底告别打工生活。两个女儿结婚后,做点小生意,等她们有了孩子后,她和丈夫帮忙带孙辈。但直到老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他们一家也没再回去。16岁时,邬霞坚信通过写作,她会拥有美好的前途和爱情。而诗评人秦晓宇在《读书》杂志里有篇文章,透露了一个隐秘而惊人的数字: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的数量超过1万人。他们在不同的场所默默劳作,用诗句记录打工的点点滴滴。
陈年喜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打工之余,他最喜欢写诗。后来,他到矿山当爆破工,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职业。每天与死神、雷管、炸药打交道,他的工友中,有不少非死即伤。为了排遣压力,他又开始写诗。找不到纸时,就写在烟盒上。2013年,他的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而父亲则瘫痪在床多年。2015年,他也成为《我的诗篇》的主人公之一,同年,他接受脊椎手术。后来,他的弟弟在爆破中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为弟弟举行葬礼。接受着生活的一锤又一锤,陈年喜坚信: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乌鸟鸟也是喜欢写诗的流水线工人,失业后,他想找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不要像他一样当工人。认命归认命,他还是拿起笔写诗,继续和生活做最后的对抗。邬霞、陈年喜、乌鸟鸟代表的打工诗人群体,充满写作的情怀。情怀之下虽然暗流汹涌,但他们坚持用不鄙薄不怜悯的态度,真诚地去记录保存一种状态。诗歌让人内心清明,热泪盈眶,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命运抵抗。他们从中体验到充盈,浇灌出卑微中的芬芳,维护着尘埃中的尊严。即便身处阴沟,依然仰望星空;即便衣衫褴褛,依然昂首挺胸。所以,当你占据优势时,不要过多指责批评他人,而要学会理解和倾听。包括邬霞在内的打工群体,他们在命运的捶打面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而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声音呢?她发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样的文字写出来才有血有肉。2016年,她的第一本书《深圳纪事》出版,极大鼓舞了她。如今,在新媒体行业,不少新人快速崛起,短时间内出书,成名,实现财务自由。她的生活中,除了写作需要突破的压力,更多经济的压力,让她的头皮时时发麻。艰辛的劳作,无常的命运、希望渺茫的写作之路,有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再大的石头压着,活着也要昂着头,她等待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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