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和经典

来自: 木匠 2007-06-16

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和经典

唐际齐　王宣标

2007-06-08 16:34:00

【主持人语】在走向现代化和拥抱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发现，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己的语言、思想和文化传统，已经逐渐在西潮和娱乐文化的纵横激荡中，罹临分崩离析甚至灰飞烟灭，一种深刻的、以丧失文化主体性为代价的文明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向中国人敲响了警世钟。

钟声并非第一次敲响。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早已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熟谙了这哀伤的历史音调。而今天，当中华民族终于冲出了百多年的历史轮回，找到了突围新路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故地，难道要在喧嚣的凯歌行进中无可救药地陷落吗？有识之士分明在大国崛起黄钟大吕的合奏里，分辨出不同往昔的悲切和峻急。

于是，人们开始了返顾和寻找，在传统的曲库中挑拣出可以翻唱的杨柳新枝——那些写满中国人传统智慧的经典被重新发现和启用，在通俗化、娱乐化、市场价值和电视收视率的风标下，载歌载舞于百家讲坛，堂哉皇哉于媒体要津，以普及经黄的名义，抚慰着精神畸零的中国人。

到底是爱的抚慰还是精神施暴？我们应对传统经典抱以怎样的态度一时间成为人们思考的圆心。我们期望，在退无可退的困境中，中国人能像走出积贫积弱的历史轮回那样，打破传统与现代迷阵，跃上新的精神高地。

——胡粲然

传统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当前语境下所说的传统，在若干年之前很可能是一种标新立异。《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齐景公对孔子的政治理论很感兴趣，准备封赏孔子，这个时候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齐大夫晏婴出来制止了他。晏婴特别提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崇丧遂哀，破产厚葬”，绝对不可以让这种风气蔓延成俗。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重视丧葬并不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但是对身后事的谨慎和重视，却成为了后世的一种传统并延续至今。

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传统都不是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浑沌时代就已经被确立并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的。它需要经历开创（这种开创时常还带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反抗性，比如孔子重视丧葬正是他“仁”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受到质疑、挑战，继而确立，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譬如经学的古今、汉宋之争。所以，如何对待传统和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毫不新鲜，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不独今世。那么今天为何独独要把这个毫不新鲜的话题重新并着重提起？

在今天重提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传统断裂如此严重的时代。在今天提起孔子，马上教人联想起封建；提起四书五经，马上教人联想起迂腐刻板——反之，说起《圣经》《理想国》《纯粹理性批判》反倒是一种民主、博学的时尚。如果我们的国人真正通过研读了原典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印象，我无话可说；但恰恰相反，越是表现出对传统轻蔑的人，越是没有读过原典。鲁迅说礼教吃人，于是他身后几十年大家异口同声说礼教吃人，但很少有人去关注鲁迅自身所拥有的国学资源和根底。也许很多围棋爱好者都知道吴清源提出了“星定式”，对后世围棋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吴清源创立“星定式”的同时自身摒弃了小目开局的走法，这是基于他对小目定式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领悟才可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语）。但如果有人因此对小目定式心存轻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盲见。郭沫若曾经说过：“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我觉得比照现实，这种说法实在是显得过于乐观了。鲁迅之可贵，在坚持，在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他身上学到这一点，无异于买椟还珠。

现代化以至今天的全球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面临的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化碰撞的复杂局面。与西方“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不同[1],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且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为“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2]

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遭遇现代化的过程时，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况，面对外来文化，传统文化节节败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人为的因素，如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奇技淫巧”，中国知识阶层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向往，发展到知识阶层的整体西化，尤其是教育领域也重科技和西学，传统教育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时代发展的必然一面，如封建帝制的推翻、政党政治的兴起，再加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和“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传统文化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而不再有制度上的优势。

我们曾经以无比豪迈的勇气“破旧立新”，朝着“现代化”一路狂奔，其间虽然也有个别声音提示我们注意传统文化断裂的危机，但是都因为与我们主流的声音相左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一度出现“全盘西化”的思想。

胡适提出“wholeale westernization”（全盘西化）的概念。陈序经则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详细论述“全盘西化”的观点：“我们的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因为第一，“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第二，“西洋的现代化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除了适应这种趋势外，只能束手待毙”。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模仿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连它们所产生的弊病也要接受。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股思潮再度泛起，如陈旭麓在《传统启蒙中国化》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与小农经济扭结在一起的”，“它不仅无法孕育出近代工业文明，而且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精神障碍”。

难道传统文化真的到了必须要挥刀自宫的地步了？

事实上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现实的情况是不该抛弃的传统许多都已经被我们抛弃了，而许多应该批判和质疑的传统尚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一边是优秀传统文化断裂的伤痕，一边是腐朽传统文化的根深难除，这也是导致我们对传统文化矛盾心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世纪初, 梁启超就注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也自有其价值。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引用了一个外国人的话：“西方文化已经破产, 还要等到中国文化来救我们, 你们何必又到欧洲来找药方呢”,以此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偏重物质文明的弊病暴露无遗, 今后唯有以中国的精神文化作本位, 再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偏蔽。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更加高度的赞扬：“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 孔家的路”。

后来“新儒学”兴起，他们以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5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腾飞为依据, 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说明儒家伦理就是东亚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然而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扭转了学界和大众传媒对儒家伦理的正面评价。论者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夸夸其谈的亚洲价值,特别是由此而生的“裙带主义”。当然，1999年东亚经济反弹，使得问题又难以确定了。[3]

今天我们谈到如何对待传统与经典的问题，有必要先理清传统的含义。传统指的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4]如果不对传统进行精确分类，我们就无法再谈论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我们就会仍然徘徊在“全盘西化”和“夸大传统文化对现代化促进作用”的两种极端思想之间，或者在形而上的折中调和中继续迷失。

我们至少可以将传统文化分为三个部分——制度、思想和观念。

保存在政治、社会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显然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迁，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思想和观念层面的传统文化，情况就比较复杂。可以粗略地分为思想传统和大众传统两部分。

思想传统主要存在于经典文献之中，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不可否认这部分实在有太多值得复兴和重建的优秀传统，比如高尚的人格追求、“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等等，无疑是疗救物质至上条件下精神虚脱的良药之一，对于提高民主时代公民的责任感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也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旧时代的产物，经典中一定也充斥一定数量的腐朽思想。比如《史记》中“侯生”对“信陵君”无原则的“义气”，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民说教等等。

大众传统主要以风俗习惯和道德的形式影响我们的观念，这部分传统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持续性，同时积淀于其中的传统价值观念问题也最多。大众传统价值观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十分顽固,转变起来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非理性的、无原则的和易变的。在社会的剧变面前，其非理性的、无原则的和易变的一面表现得非常明显，趋利避害的本性驱使人们选择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来接受，一旦接受便具有强大的顽固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制度和监督体系完善前，道德约束形同虚设，权钱交易迅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大众传统是糟粕残存最多、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个部分。大众传统需要正确的引导，在这方面，记录在典籍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就不乏乐善好施的优秀传统，但今天上千万元的车有人趋之若鹜，600万的家具供不应求，而给“希望工程”捐款的，小朋友的压岁钱要远多于富豪的“慷慨解囊”，原因何在？这与缺乏经典引导的大众传统的庸俗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要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不能不重视经典的传承。但是事实上经典的传承已经成为传统断裂危机最为严重的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此后日常语言与书面语言变得没有太大的区别,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都说白话文,文言文失去学术语言的地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知识分子开始集体转型，沿用了上千年的概念体系被主动放弃，中国的教育制度全盘西化而与西方接轨，许多传统经典基本上退出了教育领域。以至于“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和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人们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习惯于这些体系的今人，要想进入变化之前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难，即使经过专门训练，还是常常容易发生格义附会的误读错解”。[5]其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人文知识分子还能研读传统的文献典籍,记载于典籍的思想传统则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变革，催生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的商业文化。[6]

人文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主动迎接商业化的召唤，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的积极影响，才能让经典传承薪火不绝。但是由于文字的障碍，经典研习需要大量的时间，很难适应讲究速度和效益的时代需要，人文知识分子要敢于对经典进行符合时代特色的解释和阐发，要善于用大众的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经典。

近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在全国的热播，正反映了大众对经典的渴求和热望，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也勇敢而智慧地走上了“百家讲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典传承的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尝试。

《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先是在“百家讲坛”开讲，随后以畅销书的形式刊行。因为于丹在两书中出现大量的知识性错误，而引发了网上的论战，一时“于丹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闻2007年4月初，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了由徐晋如主编的《解“毒”于丹》一书；科技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两本批判《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的套书《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当〈论语〉遭遇于丹》也于4月面世。至此，网络上的争辩演变成了出书批判于丹的高潮。

既然是尝试，必然会存在问题。于丹传播经典的方式、方法值得肯定，至少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经典的热情。但是对于于丹出现的知识性错误，有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站出来纠误。

在大众文化时代，经典的传承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既要有商业化运作的勇气，同时也应该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具备自我纠误的机制。网上发帖纠误也好，出书纠误也好，都是积极的商业文化行为。今后，应该逐渐建立一种宽容的商业文化氛围，那种看到为“学术超女”纠错的书，怕影响销量，就急切地跳出来指责批判者是“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等的行为，是与宽容的商业文化氛围格格不入的。

或许参考一下我们的邻国日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反思和借鉴。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在19世纪同样在西方强国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可是日本人和我们正好相反，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们始终环抱在他们的传统周围紧紧拧结成绳。传统赐予了日本人力量和勇气，还有灾难性的刚愎自用。但无论如何，现在来评价日本这个民族，我们却很难说它愚昧无知，甚至在许多方面，日本的文明程度走在了我们之前。

有人说：“日本缺少文化传统而又崇尚传统文化。”今天我们谈起日本文化，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印象：日本古代文化“唐化”（或“中国化”）、近代文化“欧化”（“西欧化”）、现代文化“美化”（或“美国化”），认为日本文化的历程实际上是个不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描述了日本文化的演进过程，但这种说法又不完全准确，因为它淡化了日本文化对本族文化的尊崇与传承的这一事实。

我们认为：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交织、融合的过程。日本民族在不断兼容这些外来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又保持始终不变的传承与尊崇。这种兼容与传承的双重性是日本“和洋文化”特质的表现。

在谈到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这一问题时，叶渭渠先生和诸葛蔚东先生在其《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

日本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它们采取积极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并在此基点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优秀成果，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最终避免了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并致力于培养国民对传统的自信心，同时也没有忽视传统中封建性的深层积淀，逐步实行传统的自身完善，建立起“和洋文化”的“冲突·融合”的文化模式，以之推动现代化，保证现代化根植于传统的土壤上。

其说甚是。当一种文明遇上另一种文明时，冲突与融合都是难免的，但最终何去何从，是选择玉石俱焚，还是彻底臣服于新文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许分析日本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古代日本曾经实行开国政策，广泛吸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但至幕府时期，开始推行传统主义影响下的“锁国”政策，对西方文化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潮的开始，日本文化的现代化也萌芽于明治维新时期。在当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下，日本这个昔日处在华夏文明边缘的东方古国渐渐西方化起来。这种“西化”不仅表现在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高架公路上，还表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可以说，“西化”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开篇所说的，“全盘西化”外衣下的日本人又特别崇尚传统文化。明治维新以来文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因正是它融入了不少西方文化的成分。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是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结果。在近代初期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东渐，为日本民族借鉴和摄取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而取得迅速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日本民族权衡利弊，果断作出了“开国进取”以便积极摄取西方文化要素的重大选择。从那时开始，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吸取西方文化营养，促成了本身的快速发展，为其后迅速实现近代化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阻断的不只是经济的发展，它在某种意义上更改变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人从民族优越感猝然转向民族自卑感，以为日本文化比美国文化落后，于是在反思和批判政治、历史、文化观念上的天皇制的同时，开始了不加区别地彻底否定日本传统文化而鼓吹美国化的风潮。当时的日本人企图将美国文化作为传统的再生基础，甚至企图用美国的文化传统来取代日本原有的文化传统。当然，这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流逝逐渐减退。在短暂的痛定思痛之后，日本的重建又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重新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是使日本从一个二战后千疮百孔的战败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里思托夫在讨论日本文化时认为：“因为日本从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借来了许多东西，所以在日本现代史上，日本人一直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性……日本人学到了一种很了不起的本领，那就是，对尚未定型而且往往不合日本国情的西方思想和制度，他们绝不全盘照抄，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一些东西。” 罗伯特所说的这种担心也许真的存在，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崇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日本人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与罗伯特所提到的“学习”意识相同，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埃德文·赖肖尔教授认为，日本人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表现出雄心勃勃的一面，但又能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日本之所以能较好地学习西方，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的独特和他们在不丧失本身的文化特点的同时，善于学习和适应。”

日本哲学家永田广志从哲学的高度对日本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这一命题总结说：“过去的文化传统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唾弃它，而它也是同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了。”（《日本哲学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8）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在《传统果真存在割断吗？》一文中也指出：“如果传统的内容不被重新发现，那么传统决不会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而具有积极的意义。”（《加藤周一著作集》(第3卷)，平凡社，1980：52）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的改造与转变要建立在东西文化的横向联系和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纵向联系的真正理解上，而对传统的改造则要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进行，最终建立保持民族主体意识的新的文化实体，即在传统的根基上建立所谓的现代文化体系。结合日本文化的实际情况，当它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时，它既吸收了西方文化，又保留东方的传统，同时还有日本自己的民族的东西。应该说，日本文化现代化的转型，是以传统为根本，而不是以西方为根本，西方文化只不过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日本现代化是通过学习西方现代化为开端，虽然包含西方现代化的部分内容，但实质上却强烈地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而保留自身的传统。日本现代化，是表面的西方化而不是实质的西方化，即日本人所强调的“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可以这么说，日本现代化是日本精神加上西方物质文明。所以文化学家梅棹忠夫等人在《多种文明时代》一文中说：“日本现代化绝不是同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化相联系的。”（《90年代日本的课题》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19）从他们的语气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日本文化现代化在保留传统文化上的意义。

传统断裂时代如何面对传统和经典的传承？最根本的是，我们首先应该重唤一种敬畏的心态。然而“敬畏”二字却常常遭到误解，让人联想到食古不化的冬烘先生。其实，敬畏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传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得不承认，我们未知的东西永远要比我们已知的多得多，而我们每一点已知，都建立在前人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之上。这种探索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也体现在政治、伦理、道德、文艺等各个方面。古人之所以敬畏天命、敬畏祖先、敬畏传统，是因为他们在自然学科极为不发达的状态下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在无际时空变幻之中的准确定位，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也。而发达、不发达，本身只一个相对的概念，1000年后的人们看我们的现在，我们同样不发达。我们的“敬”，是敬前人不懈的努力；“畏”，是畏我们和古人一样在造物主面前的卑微和渺小。除非今人可以妄称自己已经洞察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奥秘，否则，一旦失去敬畏之心，我们的文明将很快失去前行的动力。

注释：

[1]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131。

[3] 转引自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4。

[4]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5] 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序言。

[6] 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人民出版社，2006：2。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