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鸿章的侄婿，与张之洞、李鸿藻等重臣交往甚密，严复、王国维的不少译著也由他的出版社刊行，他就是晚清学者蒯(kuǎi)光典。
蒯光典(1857-1911)自号金粟道人，自幼有神童之誉。他精研中学，讲求西学，在京为官十余年。
蒯光典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完成两件求新求变的大事：一是提倡政治改革，建立英国式议员政府；二是开办金粟斋译书处，翻译社会科学新书。
英国议员政府
晚清时代漩涡中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忘钻研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蒯光典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因「学博而识精，议论奇伟」而成「谈士之魁」，还就任欧洲留学生监督，携全家赴伦敦就职。
由于这番经历，蒯光典形成了二元君主立宪、议会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同时，他还努力在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中国的儒教道统之间取得平衡。
蒯光典相信，英国议会民主是世界潮流大趋势，而且符合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精髓。他认为英国议员政府的要义和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不过，他虽然极力主张建立议员政府，却要求保留君主。这也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局限性。
金粟斋译书处
蒯光典开办金粟斋译书处和严复有不小关系。
据说，在严复仕途不顺之时，蒯光典曾借给他三千大洋。无力偿还的严复只能以译稿抵债。蒯光典由此想到，出版刊行译稿也是个挣钱的路子，便有了开办译书处的念头。
严复译稿手迹
不过，蒯光典办译书机构可不仅是为了挣回严复的欠款，还有更深层的考量。
长期的维新活动使蒯光典认识到，旧知识阶层「营逐于科举，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书五经，而不只尚有许多学说」。
于是，为传播西学、推广宪政、普及教育，蒯光典于1901年在上海开办了翻译出版机构「金粟斋译书处」，简称「金粟斋」。
在当时的中国，上海是全国出版中心。清末小说家包天笑晚年在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中说到，「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
金粟斋的选址也方便其快速提高名气和影响力。它与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译书机构并称一时，得到了新派人士的广泛认可。
在开办的短短两年间内，金粟斋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西洋史要》《法学通论》《泰西教育史》等颇受好评的逻辑学、史地学、法学译述。
在20世纪初期大量质量低劣的译书充塞市场的环境里，金粟斋出版了一批相当优质的译本。
同时，金粟斋也积极出版晚清翻译家的译著。金粟斋刊行的译本出自严复、王国维、叶翰等著名译者，其中又以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最为著名。
此外，金粟斋也被严复选为举办「名学讲演会」的场所，讲演会在当时掀起了清末中国人学习逻辑学的热潮。
《穆勒名学》书影
在蒯光典的求新之路上，议员政府的倡议最终未果，金粟斋译书处的开办也匆忙收场。但正是无数像蒯光典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懈探索和积极反思，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文化进步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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